高级时装与法西斯主义的爱恨情仇

John Galliano因歧视犹太人的言论而丢掉饭碗，遭人唾弃。这也顺带勾起了近百年来高级时装界与法西斯主义的爱恨情仇。


John Galliano
身边好友们都不敢相信，像John Galliano这么一个和善的人，居然会爆出“亲纳粹”的丑闻(John Galliano在一个视频中高唿：“我爱希特勒！”)。一位同事说：“我万万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从没这么偏执过。虽然他的青少年时光在旁人的偏见中度过，但那从未影响到他的心理健康。他告诉过我，他在圣马丁的大学生涯让他第一次体会到归属感，因为那里的人才是他的同类。”
Galliano在巴黎一间小酒吧酒后失言的丑态，被与他发生争执的那对犹太裔情侣拍摄下来，两人的父母均丧生于纳粹集中营毒气室。Christian Dior的母公司LVMH犹如惊弓之鸟般立即作出反应：先是停了他的职，旋即将其解雇。
时尚界的大人物就这样消失了。只有死对头Chanel的设计总监Karl Lagerfeld急不可耐地跳出来落井下石一番：“你们要问我的感受，我只能说我很震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到底有没有说那样的话，而在于全天下都看到了他的嘴脸。他丢的是时尚界的脸，人们会误以为时尚设计师都是这种货色。”
没有人去Galliano的作品里搜寻与他酒后失言有关的蛛丝马迹：正相反，他的作品融合着各种文明的精粹，呈现出吉卜赛的无政府主义情怀，这与“纳粹”二字南辕北辙。为什么高层会做出如此过激的反应？为什么“有的人”会忧虑“圈外人会不会误会时尚界”？时尚界流光溢彩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古典主义的回归
社会学家称现代派时尚正在遭遇“美学净化”。长期以来，设计师们在设计理念与审美上皆根植于现代主义，于是“古着文化”复苏了。现代派正在往老路上走，古典主义的回归“动摇着现代派的信心”。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时尚史学家Caroline Evans指出，上世纪80年代，Vivienne Westwood和Jean-Paul Gaultier就让维多利亚式的古董束身衣起死回生，当时欧洲主流设计师纷纷跟风，在自己的系列里加入这一元素。
在所有的探索与净化中，有些故地仍是禁区，一旦触及，设计师会为他的行为付出巨大代价。1995年川久保玲在巴黎的Comme des Garcons男装发布会上，两名光头瘦削男模身穿带数字编号的条纹睡衣和睡袍步上T台。时值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50周年纪念日，一时间板砖横飞，砸向川久保玲。设计师立即销毁原设计，声称一切都纯属巧合。但这已然成为她事业路上永不能消除的污点。
2000年，比利时设计师Martin Margiela把秀场设置在巴黎一段废弃的铁轨上，模特们轻盈地穿行在火车车厢走廊里。虽然秀场上有五彩的迪斯科灯装饰，《WWD》还是将它和纳粹的死亡列车牵扯在一起。设计师惊骇的否认不过是徒劳：一个品牌一旦被打上此类标签，便很难还自身以清白。
与二战纳粹主义扯上关系对时尚品牌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德国虽然最终没能占领法国，染指世界第一时装重镇，但它给予法国时尚的印记是不可磨灭的，尤其体现在时尚业的经济效益中。比如：法国出口一条定制裙，所得财政收入必须用来进口一吨德国煤炭；而出口一公升的法国香水的收入则要从德国进口两吨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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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影响力在社会威望方面也有所体现：时尚有属于它自身的力量。1930年墨索里尼发表演说称：“在时尚面前，强权也不得不低头。时尚界如果说短裙会流行，你把妇女们推上断头台，她们也不会穿长裙。”纳粹党人希望柏林能取代巴黎在时尚界的地位，在他们精心策划的阴谋下，巴黎的时尚档案馆一度被洗劫一空。
设计师们在维希政府的控制之下，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德国佬即将对劳工们进行大清查，设计师是应当解散工人，以表达对侵略者暴行的蔑视呢？还是应当与强权合作，在接踵而来的政治风暴里明哲保身？
天才设计师Cristobal Balenciaga着手为西班牙纳粹弗朗哥将军的妻子裁剪服装，一声未吭便接下了纳粹太太们的制衣工作。Balenciaga是当时照常运营的60间时装屋之一。
时尚无从低头
Coco Chanel则不改其本色，从纳粹身上“搜金刮银”。战争期间，她与一名德国军官坠入爱河，战争结束后，还因此被短暂拘留。她利用《犹太人财产征用法》，企图把曾经卖给犹太人的香水公司给夺回来，终究未能成功。她最新传记的作者Justine Picardie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这一段故事： Chanel战前是丘吉尔的密友，她的德国情人有一半的英国血统。她曾试图挑唆纳粹外交情报部首脑Walter Schellenberg，以破坏德英和谈。
Chanel与她的德国情人并非像传说中一样过着神仙眷侣的日子，事实比传说更为精彩。法国记者Patrick Buisson在他名为《风流岁月》的一书中写道：同盟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对很多人来说无疑是“一场情色危机”。为了替沦陷区被奸污的妇女报仇，囚禁在德国的法国俘虏疯狂地与当地女子做爱；而他们的妻女姐妹又委身于入侵者。1942年，尽管两百万法国男人被囚狱中，法国的出生率反而飙升。
把德国人赶出法国之后，阴霾和耻辱都不复存在，被压抑的人性得以伸张。在一片纵欲之声中，人口又一次暴涨。波伏娃曾说：“当时巴黎的夜生活让我真正体会到‘派对’一词的含义。”
巴黎时尚界也对这种狂热气氛致意，有人甚至设计了自行车运动全套装备。纳粹统治期间，巴黎设计师收敛了对奢华的热衷以帮助人们挺过那段面料紧缺的艰苦岁月。战后，巴黎的晚礼裙愈发浮夸起来。而此时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节省布料的极简主义套装正在兴起。
而贝雷帽则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维希政府执政期间，法国人民纷纷戴上贝雷帽以捍卫自己的法国人身份。但史学家Richard Cobb则说：“傀儡政府的通敌行为玷污了贝雷帽的纯洁。战争让它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戴上贝雷帽，我们就想起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二战结束后，贝雷帽逐渐消失于巴黎的时尚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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