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Matt)的父亲打电话给我，因为数周前马特拿着一把未上膛的发令枪，指着一位正因其扰乱秩序而试图拘捕他的警官。马特目前涉嫌严重违反枪支管理法，但他在获得保释后继续恣意胡来。他违反保释条件，出外与朋友们喝酒，有时好几天不回家。他还与人打架。身为教师的马特父母开始接受一个前景：马特可能会坐牢。
马特的父母在马特两岁时领养了他。马特的父亲告诉我，据他了解，马特幼时的生活是这样的：马特出生后不久，当时只有17岁的妈妈就带着他离开了外祖父家，最初呆在一家紧急收容所，随后就四处漂泊。马特的妈妈是位瘾君子，没有能力照顾他。营养不良、体弱多病的马特在1岁时被送进了儿童福利院。在被领养前，马特曾经被寄养在几个不同的家庭。从很小的时候起，马特就是一个不易相处、脾气倔强的孩子，正因如此，他的养父母决定不再领养其他孩子。
数天后马特来看我。他大大咧咧地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开始畅谈起来。他向我说起，小区内有一对兄弟俩正想找他麻烦——这两人曾用刀捅过他认识的某人。马特的情况令人担心，但听着他的叙述，我开始注意到自己并没有特别担心的感觉。他的话音宏亮而清晰，但我发现自己很难听进去。我很容易感到神思恍惚，不由自主地考虑起自己打算在午饭时间办的一些杂事。事实上，每次我打起精神思索马特的故事，就好像在梦里爬山一样。
某人说的话与他带给你的感觉存在落差，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想想你的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给你打电话，他一副鼓励、支持的口吻，但结果让你感觉更糟糕。马特说的话完全不同于他带给我的感觉。他描述的生活很可怕，但我不担心他的安全。我一反常态地有种超然的感觉。
为了理解自己对马特的漠然和他的处境，我想象了马特幼年时的一系列场景。我看到一个婴儿在大声啼哭——我饿了，喂喂我；我尿尿了，给我换尿布；我害怕，抱抱我——而他的妈妈却对他不理不睬，没有任何反应。我认为，马特幼年经历造成的一个后果可能是，他不知道怎么让别人关心自己，因为他没有从自己的妈妈那里学到这些。他似乎从未获得我们大家都需要的一个技巧：让另一个人关心我们的能力。
马特感觉怎样？他似乎也不关心自己的处境。当我问他对自己被捕怎么看时，他回答道，“我感觉很酷，怎么了？”我再次努力道，“你似乎对自己并不是很焦虑，你当时可能会遭到枪击。”他耸了耸肩。
我开始意识到，马特不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在我们两个小时的谈话中，马特似乎要么借用我对他的情感的描述，要么从别人的行为来推断自己的情感。例如，他说自己不知道为何要拿枪指着警官，我提出他当时也许很生气。马特就回答称，“嗯，我很生气。”“当你生气时你感觉怎么样？”我问道。“你知道的，警察他们对我非常生气，父母对我非常生气，大家都对我非常生气。”他回答道。“但你感觉怎样？”我问道。他告诉我，“他们全都对我大喊大叫。”
通常来说，潜在的病人来找精神分析学家是因为自己直接感到痛苦。在这个病例中，打来电话的是马特的父亲，而非马特本人。马特在幼年时就学会麻木自己的感觉，并且不信任那些提供帮助的人。我们的这次见面并没有什么不同。马特在情感上没有感到足够的痛苦，不足以打消他的疑虑，接受下次再来的提议。
1946年，内科医生保罗•布兰德(Paul Brand)在一家麻风病疗养院工作期间发现，麻风病的“毁容”并非疾病本身造成的，而是由感染和受伤逐渐导致的，而病人之所以会感染和受伤，是因为他们感觉不到疼痛。1972年，布兰德写道：“如果可能的话，我要送给麻风病人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将是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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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学家称痛苦是给人类的一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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