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是一种什么样的震撼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包括学术界、思想界在内的世界许多人都把眼光投向东方，关注着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的确，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30多年，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多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人们要问，中国在短短的时间内所发生的这种奇迹般的变化，魔力在哪里、奥秘在哪里？这是个“时代之谜”，揭示谜底就像魔法一样吸引着所有关注和瞩目中国的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以下简称《中国震撼》）一书，给出了自己探究中国崛起之谜的答案。对于这个答案或许会有不同看法和评说，但在思想界、学术界乃至社会生活中所引起的冲击和热议则是肯定的，甚至可以说在对中国的发展持有种种顽固偏见和肤浅短视的议论那里，也不失为一个“震撼”。
“中国震撼”首先来自中国的崛起。《中国震撼》一书，开篇之首，就是以翔实的资料和确凿的事实讲述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客观实在。尽管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分配差距拉大、资源环境约束、权钱交易腐败等种种问题，尽管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想法，尽管抱有偏见和别有用心的“唱衰中国”的声音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来自中国发展和崛起的震撼，是一种什么样的震撼，读完《中国震撼》一书，会很自然得出以下三点感悟。
一是和平发展崛起的震撼。在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13亿人口、幅员辽阔、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实现振兴和崛起，无疑是一个时代前沿的大课题。这个课题本身就具有难以比照的巨大吸引力。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不用说是始于当代，但作者分析探究的眼光并不固着于当代的几十年、也不固着于近代以来的上百年，而是把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置放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因而有了“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个主题。这个主题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有着没有中断的五千多年文明历史而又在现代发展崛起的国家，中国是绝无仅有的。正如作者所讲：“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那么，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什么方式的崛起？是一种和平发展的崛起。这是产生中国震撼的第一个冲击波。该书在阅览古今中外大国崛起的历史轨迹之后写道：“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对外没有发动战争，对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回顾世界历史，西方崛起的过程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史实确实如此。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崛起哪一个不是充满侵略、战争、屠杀、征服、奴役，是不光彩的、血与火崛起的历史。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则完全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复兴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对外是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对内是倾力建设和谐社会，这不就是当代文明的最重要内涵和标志！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文明发展的道路，这取决于中国的国策方针、取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决于当今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环境，但也取决于中国几千年热爱和平的文明历史传统。显而易见，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和平发展的崛起，是一种发展文明的崛起。所以，“中国震撼”首先是和平发展崛起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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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发展模式崛起的震撼。《中国震撼》一书认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也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中国崛起的背后是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并把中国发展模式概括为八大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强调“这些特点是我对30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显然，在作者那里，中国模式及其八大特点指的就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中国发展经验的基本概括，在这里，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是相通的，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指代称谓。应该讲，经过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3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找到和形成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积累和凝聚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创立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也是党的十七大概括的，中国的成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这个概括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历史的科学凝练的总结，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历史的鲜明显著的区别。蕴含其中的主要原则、成功经验和基本特征，尽可以开掘和丰富，尽可以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解读，但其核心和精髓的内容大体是一致的。比如：书中用“实践理性”来表述的实事求是，以及政府作用、社会稳定、注重民生、渐进改革、对外开放等等。这些原则和经验，在研究和讨论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境内外学术界、思想界就不断地被提到、被阐述。为什么用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中国经验的基本原则所概括的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竟那样的相同相似、大同小异？原因就在于研究立场的公正客观、理性良知，就在于受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状况的制约和决定。只要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考察研究当代中国，就会走到一起，就会形成较多的共识。比如：讲到政府的作用，作者说：“中国的超大型的规模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每年一个短短的春运就有超过20亿的人次上路。2010年春运的客运流达到25亿人次。”“这意味着把美洲、欧洲和非洲的人口在一个月内挪动了一下。除了像中国这样一个比较高效运转的政府体制外，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可以处理这种挑战。”这样的论证应该说是有力有理，令人信服的。其实，春运还不是最大最难的事情，中国的底子薄、基础差、资源紧缺、发展不平衡，人口13亿多，又处于转轨变型的深刻变革中，吃穿住行、柴米油盐哪一样事情不大不难！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洪灾、旱灾等，筹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界博览会、广州亚洲运动会等，更是具有挑战性的难事大事。如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组织，要办大事、难事、喜事、急事是不可想象的，其结果也是难以预料的。此外，作者也指出，不能把中国模式绝对化、封闭化、凝固化，要作为不断开放、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来看待，这和不能把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绝对化、封闭化、凝固化的道理是一样的。由此可见，“中国震撼”又是中国发展模式崛起的震撼。
三是政治价值观念崛起的震撼。作者还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是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也不仅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还是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也就是一种政治价值观念的崛起。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确实如此，中国的崛起，不单单是经济的发展，也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民主政治价值观念的发展。民主政治制度及其民主政治价值观念的建设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的目标，我们也矢志不渝地为之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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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是无知，只要不抱偏见，就会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平等自由、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等事业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和长足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观、人权观、自由平等观，这是不能否认的、也是难以抹杀的。但问题是，总有些人格外钟情偏爱西方那一套政治制度以及附着其上的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观念，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以其价值观念绝对化、神圣化，顶礼膜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念的过程中，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这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坚定不移的。但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和实际。不顾中国的国情和实际，试图机械照搬西方那一套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行不通的。正如作者写的：“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整个国家就会走向崩溃。”“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中国人认为无论是什么制度，最终都必须体现在是否能够实现良政上，体现在自己人民的满意和认同上，并认为这才是民主的实质。”这些关于良政更为重要、更能体现民主实质的论述，是富有很大启发意义的。尤其作者告诫：“不被西方话语忽悠”，“西方多党民主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游戏民主’，其特点是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作为走过100多个国家、专注研究现实政治的作者，特别是亲眼看到了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给某些国家带来“散、软、短、泛、粹”的民主综合征以及经济社会陷入停滞倒退的困境，他关于民主问题的告诫和论述是在比较鉴别中选择，更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重视。显而易见，“中国震撼”同时还是中国政治价值观念崛起的震撼。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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