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如写诗亦如数学

“钓鱼，这项运动需要全心投入—从空中到水中，从焦躁到冷静，透过一条河的流动，看到运动的宇宙和它所有的星辰。”
去冬，南方连日大雪，龟言鹤讶，不胜天寒。夜读艾萨克·沃尔顿《钓客清谈》，早年的英国乡居生活，转瞬间给我内心铺上清新、葱绿的底色，也唤醒我对往昔乡村的记忆。《钓客清谈》，一本关于钓鱼的书，300多年间，再版500多次，早已被奉为垂钓者的“圣经”，英国田园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目下中国，也有张传军、缪哲、巫和雄三位先生的译本。
有论者称，与此书堪称姊妹篇的，有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和梭罗相比，沃尔顿则显得散漫，没有前者精密和超然；和怀特相比，沃尔顿是非科学的—比如关于鳗鱼的由来和传说。
“我不嫉妒他比我吃得好、比我富有或者比我穿得好的人，我只嫉妒那个钓鱼比我多的人。”“比垂钓更安详，更无害的消遣，上帝还没造出来……尽可能将一切都放在最诚实的、天才的、平静的和无害的钓鱼活动上来。”全书共21章，以钓鱼者、放鹰者和狩猎者三人之间的谈话开始，然后转入钓鱼者和狩猎者两人的深层对话。
书中有关于钓各种鱼的知识，包括鱼的性情、鱼的繁殖、季节时令、各种鱼的烹饪方法以及垂钓建议；有从别人著作里引用的段落，穿插的歌谣和小故事；还有关于河流、旅店、各类人物的描写等等。
沃尔顿告诉我们，钓鱼是艺术，融观察、沉思、行动于一体—像诗，也像数学，极考验人的天赋，并且永远也学不完。沃尔顿还告诉我们，一般来说，一个钓鱼者必须是一个“原始的基督教徒，是个内心安静、寻求平和的人”。所以，《钓客清谈》这本书，写的不仅仅是垂钓，而是垂钓的哲学。其最深沉的旨趣，是做人和生活的理想境界—简单，忍耐，淡泊，知足。
艾萨克·沃尔顿出生于一个自耕农家庭。20岁左右定居伦敦，出徒于五金行会，在钱兴巷开有一家五金商店，从此衣食无忧。沃尔顿一生经过伊丽莎白、詹姆斯一世、查理一世、共和时期、和查理二世五朝。他性格平和，淡泊名利，是一位老实、刻板、守纪的士大夫。尽管受教育不多，但他博览群书，交游甚广，其中不乏学问高深之人。
作为英国著名的传记作家，沃尔顿著有五部传记，包括《多恩传》、《沃顿传》、《赫伯特传》等。这五位传主，虽身份各异，但都是宗教人士。由此看出，沃尔顿是一位坚定的国教徒、保皇派，终生都在宣扬国教的伟大，宣扬他的“原始基督教的理想”。 1653年，沃尔顿60岁时出版《钓客清谈》（又名《高明的垂钓者》），从此不朽。
17世纪，英国除培根的正统散文外，还有一类随意文体的流行。这些文体如席上谈，人物性格特写，小型传记，山水记游，人物素描等等—往往比高堂讲章更亲切，更闲适，更多一份精彩。诚如董桥先生有言：“大英帝国历代消遣文化造就博大的学问，园艺常见，木工普遍，钓鱼热门，我有一位英国友人收了十几部养蜂妙书，手绘彩色插图简直是名贵艺术品。”《钓客清谈》自然是此类随意体散文中的明珠—其行文从容、平实，风格清新而闲淡，有伊丽莎白时代语言的古雅，更具中世纪的平静。
读沃尔顿，特别使我想起中国散文大家张岱。
沃尔顿和张岱，出生年代相近，沃尔顿生于1593年，张岱1597年，沃尔顿比张岱大4岁；两人都高寿，沃尔顿90岁，张岱92岁；两人都历经时代的巨变—沃尔顿历英国两次内战，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国家由封建专制转向资产阶级共和国时代，张岱历明清之变，改朝换代，心灵撕裂；两者的散文都融情与理、灵与朴、生与熟、大与小、疏与密于一体，都具“深静”、“灵敏”之美，都想在文章中重塑毁坏前的心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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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顿与张岱的散文中，有一个共同的意象—河流。只不过，沃尔顿的河流，就像人一样，是上帝的造物，是河岸、鳟鱼和野花的世界，是湿漉漉的微观宇宙，使人沉浸，供人跋涉；而张岱的河流，更具河道性质，是船的载体。河边午夜悬挂的红灯笼，映照着世代簪缨之家的享乐和奢靡。沃尔顿晚年居于农场，心系自然；张岱晚年虽披发入山，但耽于梦幻—所谓鸡鸣枕上，夜气方回，五十年来，总成一梦。痴人说梦，遂有《陶庵梦忆》。由此，也反映出东西方文学、审美之区别。
沃尔顿的《钓客清谈》重实描，重野趣，诚实而硬朗，量化又微观。他极有耐心地描写出12种人造飞蝇的制作方法，最后还专辟一章，写“关于鱼线制作以及给鱼竿和鱼线上色说明”。张岱的《陶庵梦忆》，重意韵，更虚幻，更唯美—他曾于夜深人静，纵舟湖上，酣睡十里荷花之中；又曾于大雪三日后，独自驾舟，往湖心亭看雪……质言之，张岱的湖上风月，乃水月镜花，乃自我的精神肖像，亦真亦幻，寂然飘渺，总带一种空灵晶映之气。
中国古代典籍中，渔书虽有不少，但是关于钓鱼的专著却极少见。《范蠡养鱼经》、《种鱼经》、《闽中海错疏》、《鱼品》、《渔书》、《记海错》等等，大多是关于河塘或海水养鱼的著作，属于水产类专著。
倒是在古典诗词中，关于钓鱼的意象和场景比比皆是，但几乎见不到细节的刻画，多景外之情，言外之意。翻译家缪哲先生所言极是：中国古人关于垂钓的诗文有千万，可若想知道他们钓术的细节，如钩、饵、竿子等，不能说无所得，即以我所知，他们多用“矫情饵”，“韬晦钩”，竿子的材料，则取“酸葡萄”的藤，然终不是沃尔顿意义上的钓术之细节。
“我的鱼竿和渔线，我的浮漂和铅块，我的鱼钩和铅锤，我的磨刀石和小刀，我的篮子，我活着的与死去的鱼饵，我的渔网，我的食物，这些都是最重要的东西……”这是《钓客清谈》中，沃尔顿引用的一首诗歌。此类诗歌，要是被中国古代诗人读到，一定会掩面嗤笑，但我喜欢它的朴实和诚恳。
西方世代田园文学，都有其批判现实的特点，《钓客清谈》也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牧歌。沃尔顿所在的时代，正当文艺复兴，人也处于从“上帝的造物”向“自然的掌管者”的转变之中，时代急剧变化—该书的问世与风行，恰好满足人们的需要—那就是，必须有一本生活指南，来克服人与自然的离散。
在我们这个年代，人与自然，不只是疏离，而是濒临断裂，自然生态处在日益的损毁之中。当下中国，垂钓也早已变了性质……收费渔场，豪华的木质钓台，钓台边的香水姑娘，超声波水深计，鱼类基因诱食技术，几乎一切都染上了商业色泽—所谓垂钓，也就变成了买鱼，变成了筋疲力尽中的喘息和停顿。
实际情况是，离开了雾气蒙蒙的河岸，也就离开了勃勃生机；离开了自然，也就失去了内心的平静；没有沉思之心，也就离艺术与和谐越来越远。
所以，这急景流年的人生里，我们一边急需《寂静的春天》、《自然的终结》，来洞察眼下的迷局和困境，一边还得平心静气，上溯源头，心怀敬虔之念，重新捧读《钓客清谈》，并眷念沃尔顿的心愿：“……我愿沉思以消永日，求安静的生涯，以达美好的归宿。”
《钓客清谈》
（英）艾萨克·沃尔顿 著 张传军 译
海南出版社
2006年3月版
238页，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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