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于世：无畏的“微博直播自首式举报”怕什么？

作者：尹于世
4月13日，为了举报所在单位的领导，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国土局工作人员周文彬选择了“自首式举报”，并在微博上直播了自首的过程，迅速引发网友围观。选择自首前，周文彬曾向媒体提供过一份揭发所在单位领导涉嫌贪腐的举报材料，称自己曾参与行贿，并多次表示，要通过自首的形式，引起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04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既自首，又举报，还用微博一路直播，这些常人看来新奇、另类的行为，实在令人感到好奇与不解，于是，引起众多的围观，也正中“自首式举报”者周文彬的下怀：不怕围观，恰恰希望有人围观。
周文彬为什么不怕围观，自有其内在的逻辑。自首与举报，尤其是举报，通常是不希望为更多人知晓。但周文彬如此选择是经过充分思考的，甚至是事先反复权衡，设计好了每一个步骤，预计到了各种后果。
周文彬应该不怕自己会受到的制裁，至少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年前行贿的行为让他感到很不安，这既有“东窗事发”会受到法律制裁的恐惧，也有未泯良知拷问的煎熬，这种惶恐不安与痛苦的生活，让他如同患了“抑郁症”，而唯一的解脱就是自首。正如他所言“我的自首就像抑郁病人赴死一样坚决和快慰，也许这就是抑郁吧，我心向往之！”在周文彬看来，只有接受应有的制裁，才能获得灵魂的解脱。虽然在旁人看来，此举有质疑个人炒作之嫌，目的是增加关注度，但也有人认为，这很可能是官员“良心发现，为了心灵的自我救赎”。
但事情还不止如此简单。事实上，在决定自首之前，周文彬已向多家媒体反映过希望自首以及借此举报本单位领导。他在给新闻媒体的举报材料中称，“该举报信已从去年到今年多次向中央、省、市领导及各级纪检监察部门作过多次举报，内容详尽真实。但均得不到重视和查处”，所以自己“要以行贿罪自首的形式向亳州市纪委或检察院举报”。
要举报自己的领导无疑需要勇气，因为如果事实不充分，不“扳倒”领导，自己就会“倒霉”，轻者受到冷落排挤，重者受到打击报复，甚至会以污蔑、诽谤的罪名“被跨省”。周文彬在直播举报前已多次向上级举报过，但没有得到他认为应有的重视与公正的处理。于是，便想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用一种决然的态度来引起公众的关注，那就是不惜自首，也要举报，不仅举报，而且要用微博的方式直播，引起围观。当然，做出这个决定，是要充分考虑后果的，周文彬用微博记录了作决定的内心挣扎：“我可能要做出一个人生中艰难的决定，这个决定足以改变我的后半生，我也为此成为另类。”
周文彬不怕围观，不怕自首可能受到制裁，但他应该有担心和害怕之处。怕什么？一怕来自内部的反对与抵制。在一个拥有资源、掌握权力的部门，出现一些违法违纪的行为往往并非个体行为，需要上下左右的配合与关照。于是，在一些领域就经常出现“群蛀现象”：共同实施不法行为的人天然地形成了利益同盟，常常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为了防止劣迹败露，会用各种手段威胁制止同伙的背叛。二怕举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他已经举报过多次，但没有下文，如果沿用常规的、正常的途径，恐怕还会没有结果，于是，只有借助围观产生的社会舆论的力量，来推动对举报事实的查处，即使这样做需要自首，需要将自首与举报展现在公众面前也在所不惜。三是怕举报后查处的过程不公开、不公正，没有人关注。自己举报与自首后会与世隔绝，如果此时受到不公平、不公开、不公正的处理，甚至打击报复，到那时，想让人知道也为时已晚，不如现在自己提前曝光，多少能产生一些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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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无法断定周文彬的“自首式举报”的内容是否属实，也无法判断这一行为究竟是一种惊人的、另类的自首，还是一种无可奈何、孤注一掷的举报。但无论如何，这件事都折射出我们现实生活中反腐倡廉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如何健全举报、查处机制，让所有举报的线索都能得到认真的对待，让查处过程始终受到社会与舆论充分的监督，让不法分子、犯罪行为不被姑息、包庇与纵容，只有这样，才能让自首者不再迟疑，举报者不再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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