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救狗行动对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反思

作者：郭艳茹（山东财政学院国际经贸学院教授，时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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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没上网，打开电脑看到整个网络都是“狗事”，几日前京哈高速上大批志愿者解救520只狗的行为引发了网络大讨论。不用看我也能猜出几种主要观点。
首先，爱狗的人肯定会从情感道德角度出发，来颂扬支持这种行为。虽然我不养狗，但绝对能理解爱狗者对狗的情感。有次在楼底下听到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聊天，一个说我们家的宝宝喜欢喝xx牌子的酸奶用xx牌子的沐浴露，另一个则说不能光关心他吃喝，还得关注他的心理和情感，得让他多跟同伴玩儿，否则他会孤独抑郁。以为他们在谈论孩子，多听了两句才明白是说各自的小狗。他们看小狗的眼神，充满怜爱，跟注视自己家孩子没有什么区别。我一个同事整天讲她家狗的趣事，跟妈妈们唠叨自己孩子有的一拼。对此，另一个家在延边的同事特别不以为然。在他们家那里，满大街都是狗肉馆子，狗跟猪一样，不过就是一种人工饲养的食物而已，养狗养猪，都是营生。救狗在爱狗者眼中是英雄壮举，在他看来则很困惑：为什么只救狗不救猪？
其次，我也相信经济学家们也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宣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好机会。从上世纪制度经济学引入中国以来，产权保护几乎成了经济学行当中最为上口的一个词，连京城的哥们跟乘客神侃的时候都时不时引用一下。有次在电视里看天气预报，女主持忽然郑重其事的来了句“风可以入雨可以入国王不可以入”。从产权保护的角度看，不管怎么说，狗都是经营者的私有财产，任何人不能出于个人情感来侵犯他人私有财产，救狗行为实际上是动物保护名义来侵犯他人权利，说的严重点是以善名为恶。
作为一个学经济学的人，我一向觉着冷静、理性、价值无涉应该是我们这个行当的标志。多年来我和我周围的很多人言必称科斯，以成本收益标准来分析所有问题，不管是人事还是狗事，产权保护都是首要的原则。但是针对这次救狗行动，我却无法做出这么简单的判断。经济学终究要从抽象的理论原则回到真实的现实世界，产权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处理手段，不是回避重要的社会事实。在狗与人亲密关系存在的情况下，狗猪同权，任意宰杀，在理论上看似简单，但却不能解决与之相关的冲突和纠纷，而后者正是产权制度的意义所在。
以侵犯私人产权来批判救狗行动，听起来很有经济学范儿，但仔细想想还是有问题。所有的产权制度都有其宗教文化基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曾讲到，产权的问题必须要超越于经济学范畴。在《Elgar产权经济学指南》一书中，Leonard P. Liggio 和 Alejandro A. Chafuen 详细追述了产权的宗教与文化起源。不同宗教文化背景中，产权边界的划分会有很大不同，与之相关的权利保护也变得异常复杂。狗权问题，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堕胎问题。在中国，无痛人流广告满天飞，堕胎非常平常，但在很多国家或地区，堕胎却受到宗教约束。支持堕胎案合法化的人坚持人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而反对者却坚持胎儿的权利也是权利，很多地方甚至发生针对堕胎医生的暴力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堕胎权的界定肯定不能无视文化宗教背景。同样道理，随着狗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狗权界定也会越来越复杂。
无视社会文化的产权保护会有很多问题。比如，它会导致产权保护的成本上升，在动物保护者的包围中，杀狗权利的维护会变得异常困难。为保障这一权利，不得不耗费更多的资源，当保障这一权利的成本高于其收益时，保护就变成一种无效率的选择。美国的废奴，在很大程度上与黑奴保护成本上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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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黑人获得自由民身份以及社会支持废奴的意识变强，识别逃亡奴隶以及抓捕成本变高，奴隶主关于奴隶的私人产权无法维持。另外，它会导致社会文化在产权界定和执行上的功能被弱化。文化、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自我约束机制，可以降低产权执行的成本。不偷窃的信念可以提高他人的财产安全。救狗行动，对于狗的意义且不论，对于人的意义却很重要。弘一法师临终前嘱咐在他的尸身撒盐水，以防止蚂蚁爬上被焚烧。不伤虫蚁，爱护的不是虫蚁，而是人的心灵，使之不起残忍之意。救狗行为，与善有关，这种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人们的信任，降低市场运行的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重视社会文化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文化因素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现实问题依据法律而不是道德、情感裁决，为善的侵权也是侵权，救狗者如果侵犯了他人权利也要受到惩罚。而从长期来看，与产权有关的法律制度调整则要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在狗权问题上，美国的堕胎法案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即由地方根据不同的文化宗教背景立法，人们可以采用用脚投票的方法来选择法律，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不同法律制度比较、借鉴和学习的机会。有吃狗传统的地区可以继续吃，爱狗人集中的地区则可以立法禁止，爱狗的人不幸落在吃狗区，可以带狗迁移，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正好可以衡量自己对于狗的爱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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