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肉精利益链调查

作为一种舶来品和多种药物的统称，从1997年开始，“瘦肉精”已被中国官方明令禁止用于畜牧养殖业。被禁的包括“盐酸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等7种能增加家畜瘦肉的药物。
然而，十多年来，“瘦肉精”禁而不止。被央视“3·15”晚会揭露的河南双汇“瘦肉精”猪肉即为一例。随后，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各级官员不断发声：“彻查”、“严办”、“追究”，喊打声不绝于耳……
可没人知道这波浪潮之后，“瘦肉精”是否会卷土重来——以往的经验是，每一次运动式打击后，“瘦肉精”总能死灰复燃——1998年，香港17人中毒；2006年，上海三百多人中毒；2009年，广州七十余人中毒……
屡禁不止，这就是“瘦肉精”在中国的现状。那么，这个隐秘的链条，是如何形成以及存活的？
根据警方披露的制造者和贩卖者的相关信息，本刊记者从湖北追至河南，试图通过各关节点上的人物，来展示“瘦肉精”生存的内在逻辑。
“不甘平庸”的制造者
刘襄一直想干一番事业。
这个42岁男人的理想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制药厂，“每年几千万、上亿的销售额”。如果不是河南双汇“瘦肉精”丑闻曝光，他这个筹划多年的愿望，或许很快就要实现了。
突然出现的警察，击碎了他的梦想——3月25日，在湖北丹江口一家小宾馆的他，被警方抓获。被缉捕的原因是，他涉嫌生产、销售被“瘦肉精”之一“盐酸克伦特罗”。
“在看守所，刘襄流露出了悔意，说没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青松说。作为刘的辩护人，经过艰难的争取，他于4月初在河南温县看守所会见过刘襄一次。
短短半个小时的接触，刘襄给见多识广的王青松留下的印象是：“这是个不甘于平庸的人。”
刘襄的人生履历，也能说明这一点。
2001年，刚刚30出头，已经干了几年湖北制药厂(现湖北制药有限公司)车间主任的刘襄，毅然辞职外出打工。从一名普通工人，走上管理二三百号人的车间主任，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放弃尤显艰难。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他常常加班，有时候就睡在厂子里，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制药知识，还从广播电视大学拿到了大学文凭。”刘襄七十多岁的母亲说，儿子不到30岁就当上了车间主任，“全厂都数得着”。
尤其让老人感到骄傲的是，儿子因为业务出色，还曾代表单位参与过联合国援助项目——18-甲基炔诺酮等避孕药的研制，后在车间一直分管技术。这些也为其自行研制“盐酸克伦特罗”埋下伏笔。
到江苏常州打工后，刘襄从一名普通工人干起，因为在一个项目中技术过硬，“为老板省了很多钱，很快被提拔为分管技术的副总”。但是，刘襄“总觉得是在为别人打工”。
后来，身在看守所的刘坦陈心声：“在化工圈快20年了，也想有一份自己的天地，虽然打工挣了一点钱，但距离办公司、办研发，差距还很大；再加上家庭的原因——我老婆还想再生一个(孩子)，所以，奚中杰(原同事)向我提建议(生产盐酸克伦特罗)的时候，我虽然内心很矛盾、很挣扎，但还是答应了。”
有了产品方向，刘襄没有贸然行事。2007年初，他辞去常州工作，先找到当年的助手马全喜，马的老实能干让他欣赏。他“三顾茅庐”请其帮忙，然后又约请其他几位旧部，开始试制“盐酸克伦特罗”。
“当时条件非常简陋，租的农民房子，里面就几个罐子，也没有说我们生产什么——这一行也有规矩，不能随便打听别人的配方。”马全喜说，由于设备简陋，最初生产出来的东西，只能在太阳底下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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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制很快成功，为批量生产，刘襄找到急于寻求技术的湖北襄九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侯銮。侯也曾在湖北制药厂工作，二人早就相识。彼时，侯正为一名技术员的离去而发愁技术问题。刘襄前来，双方一拍即合。
对于侯銮，刘襄没有吐露实情，只说自己研发二氯烟酸。此化合物从表面上看，和“盐酸克伦特罗”极为相似。而且，小心谨慎的刘襄也从不向自己雇佣的员工透露实情，只统称为“A产品”、“B产品”。
“生产出来的成品，从来不在车间里过夜，一公斤包装为一袋，20-25公斤装为一桶，包装上什么都没有，都是刘襄一个人拉到城里。至于销售给谁，通过何种渠道，都是秘密，我们都不知道。”
工人们也曾疑心，刘襄究竟在生产什么——一名叫周建华的工人，曾半开玩笑地问过刘襄：“你生产的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别是毒品啊！”刘襄笑笑，否认了：“一种医药半成品，当食品添加剂用。”
至今，河南警方透露出来的消息是，刘襄制造的“盐酸克伦特罗”，一公斤原粉按照2000块钱出售。至于成本，马全喜和周建华等工人说，“十分便宜，最贵的原料也只有几千元一吨，利润很高。”
从2007年至今，工人们说，刘襄大约生产了两三吨的“A产品”。在这期间，刘襄也曾试制二氯烟酸和甲灭酸，都没有成功。刘襄对外称，“亏了一些钱”，主要产品只能是“盐酸克伦特罗”。
仅仅靠这个，刘襄的财富已经迅速积累——购买了两辆汽车，在2010年，他还出资近百万元和其他几人合伙，在襄阳经济开发区购买20亩土地，建设新的化工厂，新的设备都已购买运到。
“计划是五月完工，七八月份投产，在他出差之前，还召集我们开会，说新工厂每人都可以入股，一股两万元，一起开发新产品。按照现有水平，未来一年销售三五千万不成问题，搞不好会过亿，听得大家都很激动。”
工人周建华说，如果刘襄不出事，他就准备投资入股了，“你想想看，工厂搞得那么气派，我们在里面当工人，每年还能分红，多好的事啊！谁能想到，他生产了好几年的产品竟是违法的呢？！”
刘襄母亲感慨的一个事情是，为筹资建新工厂，刘襄和媳妇先后劝说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向其妹妹借钱。被拒绝后，刘襄媳妇和公婆大吵了一架：“你儿子创业正关键时期，还不借钱帮他……”
而在看守所的刘襄告诉王青松律师的一个细节是，为研发新工厂的产品，他曾借用襄樊学院的实验室，几天几夜不睡觉。“据说是研制成功了，一种高档染发剂的原料，销路不成问题。”
与这种创业的激情相唿应，在3月15日那天，刘襄手下的四五个员工正在车间内调试设备，准备试产新品。而刘襄本人在襄阳经济开发区新工地上查看建设进程，因为投产只有不到3个月时间了。
一夜暴富的贩卖者
刘襄的“A产品”自有一套销售网络。原来，在2006年其尚在常州打工时，同事奚中杰了解到厂里生产的化工产品“盐酸克伦特罗”，可以制成“瘦肉精”，卖给养猪户能赚大钱，就与其商量，一起出资成立加工厂。
后来，奚中杰出资5万元，由刘襄在襄阳选址试制，所需原材料从企业或网上购得，运至湖北生产，再销往河南等地。“两人在短短1年间生产销售瘦肉精120余公斤，获利二十余万元。”
看到投资收益率如此之高，刘襄决定甩开奚中杰自己单干，“将奚的下游客户抢走”。后来，刘襄越做越大，直至案发。而奚依然在化工界打拼，继续从事销售工作，其中就包括“盐酸克伦特罗”。
4月13日，记者在网络上检索“奚中杰”，依然能看到，其不仅是阿里巴巴注册会员，销售的产品中就含有“盐酸克伦特罗”，并且是“重点推荐产品”，上面留的手机、电话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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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按照电话致电，一位工作人员告知，奚已从该单位离职。江苏警方披露的消息是，3月29日，奚已在常州市武进区的牛塘，被常州、河南两地警方联合抓获，并于当日押送至河南。
家住郑州的陈玉伟，是刘襄从奚中杰手中抢来的客户之一。
警方信息显示，陈玉伟，现年37岁，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经由奚中杰，他和刘襄接上关系，通过电话联络、物流发货。让人惊奇的是，几年生意合作下来，刘襄连陈玉伟的真名都不知道。
这是陈小心谨慎所致——他利用捡来的身份证，化名“刘建业”。不论和上线刘襄，还是和下线猪贩子，陈玉伟都是使用“刘建业”这个身份联系，甚至手机卡、银行卡等信息均被其更换为“刘建业”。
而刘襄和陈玉伟电话联系时，也从不提及“瘦肉精”一词。一般以“一个”代表“一公斤”，来商定所需货物数量，然后通过物流公司以“添加剂”的名义“发货”，收货者直接按“行内价格”将资金汇入指定账户。
陈玉伟等人向河南警方交待，从刘襄处按照2000元一公斤拿到“盐酸克伦特罗”原粉后，一般会按照30到35倍的比例，添加淀粉等，再次分包，然后以每公斤100-160元的价格售出。
由此一变，每公斤原粉陈玉伟净赚利润2000-3000元，迅速暴富，“在郑州市陈某的亲戚家，现场查获的未转移现金就高达三十多万元。”
4月15日，记者两次前往陈玉伟家，其老母亲拒绝了采访请求。其邻居告知，陈玉伟称“在做食品添加剂生意”，不仅购买了一百多平米的复式楼，夫妻二人也买有一辆汽车。
“平时，他见人挺客气，很低调，媳妇在一个事业单位上班，两口子给人的印象都不错。知道他们做生意有钱，但没想到是做这么个生意。”一位邻居感叹说，不上班的时候，陈玉伟多在家上网。
3月20日，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区发出B级通缉令，全国通缉陈玉伟。两天后，逃至陕西干县的他被警方擒获，而落网的地点，就是一家网吧的门口。
消费者·养殖户·监管者
得知刘襄被抓因为生产的“A产品”，他手下的工人周建华一脸茫然，这和陈玉伟的邻居如出一辙——“瘦肉精”是个什么东西？当听完记者的耐心解释，他们又发出另一个疑问：真有那么大副作用吗？
周建华和陈玉伟的邻居，去菜市场时，都倾向于购买瘦肉——“挑肥拣瘦”，也是大多数人的习惯——200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排骨和瘦肉的消费比重，已占到猪肉消费量的81.3%，肥肉仅占3.9%。
这种“消费偏好”带来的结果是，瘦肉价格明显高于肥肉，而且瘦肉消费量远大于肥肉。结果，屠宰场和肉制品加工企业愿以更高价格收购那些含瘦肉率较高的生猪。
《中国经营报》报道，在参观双汇集团生产线时，发现其有一工序，是瘦肉率检测——“几乎所有的肉制品大型企业，大都在生产线上设置了瘦肉率检测仪类设备，该设备的功效，正是帮助企业对养殖户杀价”。
农业部统计，如果用瘦肉精把一头普通猪变成瘦肉型的猪，只需要10到20天的时间，成本只要8块钱，而净利则高达22块钱，利润率为275%。
在如此暴利的驱动下，不法生猪贩子因而有动力主动向小型饲养户提供“瘦肉精”，等猪出栏后，又以高出市场2~3毛钱一斤的价格收购。同样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多小型养殖生猪的农户也就铤而走险。
“大型养猪场就正规很多，因为一旦出问题，多出的那点收益与损失相比，得不偿失，他们一般不愿意冒这个风险。”河南孟州的生猪贩子张祥生说。央视“3·15”晚会后，他们县是“谈精色变”。
“收猪比以前难了许多，少了三分之二，因为每一头猪都要检测‘瘦肉精’。”另一个让张祥生焦虑的是，对那些曾经生过病的“康复猪”，当地畜牧局也一律禁止出售，养殖户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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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这种‘康复猪’是可以卖的。现在，没有任何理由，一下不让卖了，也没有个说法——如果不让出栏，那政府不应给个赔偿吗？”张祥生说，他很难理解政府这样无来由的做法。
问题远不止这些。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调查发现，监管层面的问题多多：养殖环节的“瘦肉精”抽检，居然由养殖户自己拿人尿充猪尿去检验；在运输环节，每头猪花两元钱就能买到相关证明；屠宰场，每头猪交10元钱就能得到一张“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十八道检验”的双汇，根本没有检查“瘦肉精”……
即便国务院下令严查，很多地方也流于形式——“挂上一些‘使用瘦肉精是违法行为’标语就行了。”本刊记者一位从事生猪养殖的老同学说，从业10多年来，他所知的事实是，他所在的驻马店某县，“瘦肉精”使用比央视披露的孟州更为普遍。
让人不安的还有，“瘦肉精”包括7种药物，而很多地方的检测，只使用“盐酸克伦特罗”一种试纸，导致“莱克多巴胺”类“瘦肉精”无法检出。有记者拿“莱克多巴胺”试纸测出某养殖户使用“莱克多巴胺”，但其来源和流向，无人问津。
再往前追溯，2009年广州爆发的“瘦肉精”大案，不仅令一批不法肉贩落网，海珠区工商分局原副局长兼纪委书记梁森南也因此锒铛入狱——涉嫌受贿的事实，多与他分管牲畜屠宰及市场升级改造有关。
内心纠结的揭露者
现在，一场全国范围的打击“瘦肉精”运动已近尾声，而引发这场“海啸”的始作俑者——《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刘畅，则陷入愧疚和担忧的复杂情绪：“运动过后，‘瘦肉精’是否卷土重来？但愿此次‘瘦肉精猪’的报道是终结版。”
这当然是“扒粪者”的善良愿望。
刘畅说，他对于河南“瘦肉精猪”的调查，“有点儿歪打正着”——“去年10月份，我本来是去调查‘注水猪’的题，想先从源头入手调查屠宰场。后来，和一个韩姓生猪贩子通电话时，他问我，你是要加精的还是要不加的？”
当时，刘畅说，他对“加精”这个词语还并不理解是怎么回事，第一反应是：难道“瘦肉精”又死灰复燃了？这个“精”是否就是“瘦肉精”呢？随着调查路径的展开，刘畅发现，“瘦肉精猪”，在河南，尤其是豫北，几成普遍现象。
2010年12月，由刘畅等采写的《疑似“瘦肉精猪”再现河南新乡》，在《中国质量万里行》刊发。不久，收到河南方面反馈回来的信息，称淇县当地对“瘦肉精猪”进行了严厉打击。
遗憾的是，这篇报道并没有引发很大反响，而刘畅了解的事实是，河南还有其他地方有“瘦肉精猪”出现。为此，在今年“3·15”前，《中国质量万里行》决定再派刘畅进行一次深度调查。
“结合上次的经验，为了增强力度，决定联手央视，而央视对此也十分认可，双方一拍即合。”刘畅说，由于他之前进行过采访，央视的同行借了辆朋友的宝马车，俩人开始了触目惊心的暗访。
报道播出，引发轰动——节目尚未结束，河南警方已开始采取行动——3月15日夜里，控制14名涉案人员，其中包括曝光涉及的10个犯罪嫌疑人。”
这一切，让刘畅感觉复杂。暗访时，温县杨垒镇一个女养殖户，“一看就是特能吃苦的那种女人”，非常配合他们的暗访——拿容器检测自家用的“瘦肉精”真伪——“她越配合我们，我心里越内疚。”
“因为我知道，曝光后，她要面临很严重的惩罚。真心希望相关部门，在后续处理过程中，能够酌情考虑。说实话，这些养殖户也很可怜，收益也是赶行情，如果行情好能赚些钱，行情不好，赔钱也是家常便饭。”
刘畅说，让他五味杂陈的，还有对双汇集团的报道——“很意外，可以说非常意外——在孟州市谷旦镇调查时，遇到一朱姓生猪贩子，收的猪一部分送往双汇，原来，加精的猪双汇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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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济源双汇大门口，刘畅说，他想的是，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十八道检验，18个放心，连全国最大的肉制品企业，都在使用瘦肉精肉，我们餐桌上的猪肉安全吗？
大规模的报道过后，刘畅曾经跟拍的货车司机小杨给他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是：“老刘，你把我的饭碗砸了”——那个给监测站100元钱的镜头，使得没人敢用他的车了。
不过，让刘畅感到欣慰的是，在最后挂电话时，小杨在电话里笑了。他说，事情如果有新的进展，会及时与他联系的。“这说明，他还是从内心认可我们这种为老百姓安全着想的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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