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卷老师培训要求统一标准 高考作文成了标准件

文汇报报道 有个中学生写了篇作文《专家的“沦亡”》，不同的阅卷老师评判下来，打分差距极大：有的给了满分70，赞其“以杂文的形式对社会怪现象予以嘲讽和分析”；有的却只给了相当于刚刚及格的38分，理由是“偏题、没有中心论点，思想偏激”。
30多分的差距，若在升学考试中，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近来，上海300多名中学语文教师正在华东师范大学参加阅卷教师培训，他们要通过400多份样卷的判分和评议，“统一标准”。
因为高考，作文成了“标准件”，对此有人会觉得滑稽可笑，但这就是现实。
既然如此，“标准”的“好”与“不好”，就很要紧了。老师以什么样的标准给作文打分，平常也会以同样标准教自己的学生。借着“阅卷培训”的机会，老师们探讨着、纠正着一些“不好”的“标准”。
分歧
这是一篇材料作文。300多字的阅读材料讲述了华中科大教授肖传国涉嫌雇凶袭击“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的事件经过，里面特别提到熟悉肖传国的人认为他“个性太强”、“情商较低”。
作文阅卷培训班的主办方，提前让徐汇区12所不同层次中学的高中生写了作文，先请高考作文阅卷中心组的16位老师打分、讨论，确定每篇的分数；而后拿来请参加“阅卷培训”的老师打分。
作文要求题目自拟，所以就有《偏激是事业的坟墓》、《性格决定命运》、《把纯粹还给学术》等等，表明了学生们看待这起事件的不同视角。《专家的“沦亡”》显得特别，作文开头写道：“方舟子遇袭一案随法院之判决尘埃落定，原告方抗诉被驳回，肖传国等五人仅以寻衅滋事之刑名进入高墙五个月。这样一位头衔长达几十字的学者的锒铛入狱，又是一例活生生专家变‘砖家’的实例。”
后面写道：“在民众普遍常识缺失的今日中国，专家的权威是显然的……可现在的专家一词，当真已向贬义词迈出了步子，其中意味甚至不是变体的‘砖家’能涵盖的。”
归结到肖传国本人，作者写，“往日他践踏自己的知识与道德，我们尚可庆幸法律对他们的作用，现在，肖传国已开始践踏法律的神圣之域了……如今的‘砖家’已到了违法犯禁的地步了啊！”
这名学生进而发挥道，“方舟子遇袭一案，我且不评说，公权力部门应于学术打假中承担何种义务，如何能让一名普通公民如此身处险境，只谈今日专家变‘砖家’之事实，公权力部门就脱不了干系。”“当专家变成‘砖家’，甚至要雇凶伤人时，我们还能相信谁？”
对这篇作文，参加培训的中学语文老师们打出了五花八门的分数，在一个60人的阅卷小组中，打30-40低分的有5人，多数人则把它归入52-62分的二类卷。当听说高考作文阅卷中心组给的竟是满分70，老师们纷纷摇头表示不满：“这个学生的观点，跟材料没有勾连。”“他讲公权力，材料里没有。”“他甚至批评了政府部门，怎么可以！”“这个学生思想太偏激……”
高考作文阅卷中心组再次讨论了这篇作文，一致认为就该给满分，理由如下：作者敢于说真话，善于批评，从材料引申出对社会怪现象的嘲讽和批评，对专家沦为“砖家”的现象和原因作了展示和深入分析；全文采用杂文笔法，语言简明，见解深刻。
“老规矩”
记者发现，多位老师给这篇作文低分，是因为学生在文中提到了“公权力”，他们认为这是作文的禁忌。
“对于敢说真话的作文，一些老师不敢大胆给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宏很感慨：“当年文天祥的状元卷甚至对皇帝都敢批评，说机构的弊端在官员，官员的弊端在皇帝，但皇帝仍旧点他为状元。这名学生对政府部门提出一些批评，度把握得很好，并没有出格……”
回复该发言

周宏认为，作文教学的根本还在于人的教育，学生敢于在作文中抨击丑恶，是追求真善美。无论平时作文还是考试作文，都应该保护和鼓励学生说真话。
上海市教研员步根海也一次次提示，“对学生要鼓励。有些学生有相当的思想认识水平，有独到见解，或者文章的结构、语言有特点，就要给高分。”
但很多中学语文老师并不愿意鼓励学生创新，生怕创新会冒险。有人直言高考作文之类的应试文字不能讲个性，“否则对按规矩写作的学生不公平”。甚至有老师评阅作文时自己有预设观点，一看学生的思路不一样就否定，对观点有锋芒的文章更不肯给高分。
步根海说了个例子。有一年一所学校出了个作文题《青藤和小草》，材料里这样写：青藤长得很高，小草长得很矮，青藤嘲笑小草，小草却说，你是攀附在别人身上才爬得这么高，而我是自己在迎风搏击中长大的。有篇学生作文独辟蹊径，开头就写“我要赞美青藤的精神”，此后论述青藤善假以物，懂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可以更上一层楼。对此老师们争论很激烈，有人认为“非常有新意应该给高分”，也有人说“他没读懂材料的基本意思”……最终评分不高，因为多数老师坚持“必须在读懂材料的基础上表达新意”。
转折？
“看了这么多年的高考作文，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平庸之作。”步根海抱怨。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分管高考语文阅卷的一位老师也感叹：“学生的思想被框死了，让人眼前一亮的高考作文太少。”
步根海仔细读了这次用于“阅卷培训”的400多篇作文，发现多数是模式化的，僵硬。套路，自然是老师平时教的。
为了帮学生在高考中平安过关，很多老师都在琢磨阅卷标准，设计保险的写作套路，然后教学生套用；有的老师发明了议论文“七段论”，把第一段到第七段要表达的要点都给学生预设好；有的老师还给学生提供论证材料，比如张艺谋怎么坚持梦想成为名导，腾格尔如何成为优秀歌手；也有的教“小窍门”：作文材料里的关键词，写的时候要有意重复几次，表明你在“扣题”。
高考阅卷的标准，无疑对平时教学有示范意义。周宏说，高考作文阅卷不应该埋没好学生，要鼓励两种人：一是中规中矩写而写得很好的考生，一种是有才气的考生。这样，在平时的语文教学中，抱着“应试”目标的老师，才可能对有才气的学生网开一面，不硬性把所有学生的作文都限定在一个模子里。周宏告诉记者，赶在今年高考前组织培训阅卷老师，一是为了“统一打分标准”，二是为了告诉老师们，不要“墨守成规”，有的学生思路独特，你没想到，这时就要容纳他、接受他，鼓励学生把思想放开——这其实是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引导。
“也不能用显微镜看作文。”还有一些专家指出，如今语文老师对学生作文太严苛，故意压分，本意可能是不让学生“骄傲轻敌”，但这会影响孩子写作的积极性。
高考是指挥棒。记者想，要是高考作文阅卷的标准真的能这么改进，那中小学作文教学或许会迎来“转折”，至少会多一些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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