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博士走向精神病之路

衡阳第二精神病院，邓琳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在病区走廊里不安地徘徊。她说，这里住着她的高中和大学同学。本版图片/记者韩敬宇

谁也不知道邓琳在想些什么。

邓琳在擦窗户，这窗户她每天至少要擦两遍。
4月11日，一位网友在红网论坛发帖，帖文整理了两篇媒体报道，披露了一个消息：在衡阳，一名哈佛大学女博士后回乡后成了精神病患者。帖文被多个论坛转载并引发网友热议。事件真相到底如何？4月下旬，记者赶往衡阳调查。
4月25日，衡阳市第二精神病医院，树木枝繁叶茂，鸟声婉转动听。
这是邓琳的第二个“家”，每隔一段时间，她都会到这里住上3个月。
她可能是这里学力最高的人——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但是，她不是在这里从事科研、诊疗，她只是这里的病人，精神分裂症患者。
她曾经是别人眼中的天才，复旦毕业留学美国，自然科学硕士、哲学博士，医学院博士后。
走到这一步，她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天才
邓琳自小就显得天赋异禀。
1967年12月12日，她出生于西安。
在父亲邓建平印象中，与同龄孩子相比，女儿的“鬼点子”明显要多。一个例子是，1971年，当时女儿才4岁，和他一起去南宁旅游，在火车站出站口，身高超过1.1米的女儿被乘务员拦住要买票。他还在跟乘务员求情，希望免票，不料女儿趁乘务员不备，一下子就熘出去了。事后，邓建平虽觉得不妥，但女儿的“机灵劲”让他感触很深。
尤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女儿有很强烈的求知欲。女儿5岁时，很想上学，邓建平当时是航空工业部西安一家企业的高级工程师，联系了一所小学，不料由于女儿年龄不够，最终还是被对方拒绝了。小邓琳很生气，整天哭闹着要上学。邓建平没有办法，把她安排到自己老家湖南耒阳的一所乡村学校。
不久，邓建平把女儿转到西安读书。一开始，西安的学校不愿接收，但很快，这所学校就无话可说了——邓琳入学考试得了两个100分。
在学习上，邓建平从来不为女儿操心。她超乎常人的学习能力，让同龄人和同龄人的家长羡慕不已。“有一次，我们隔壁邻居家小孩想找家庭教师，最后担当这一任务的就是我们家邓琳。”邓建平很自豪。
不止课堂学习，小时候邓琳各个方面都很优秀。在母亲周云娟记忆里，小邓琳最喜欢玩跳皮筋，邻居家小孩没有谁能玩得过她，“有一个高难度动作，邻家小孩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我们家邓琳观察了一阵，换了个角度，轻轻松松就跳过去了。”
邓琳的腰鼓、羽毛球都很不错。
邓建平一直认为，他的女儿是个“天才”。或许，这是继承了父母的“学习基因”。邓建平和周云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1982年，年仅15岁的邓琳被复旦大学录取。
其实，父母并不希望邓琳去外地念书，他们给邓琳设计的人生规划是学医。在父母的要求下，邓琳第一志愿报考了西安一所军医大学，最后，由于身高原因，邓琳被第二志愿复旦大学昆虫学专业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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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家中长女，邓琳得到了父母更多的关爱。她赴上海读书那天，邓建平一路跟到上海，帮她挂好蚊帐，买了很多生活、学习用品。邓建平还特意拜访了一位在上海的老同学，请对方以后每次都要到火车站接女儿。到了周末，邓琳都会到这位叔叔家打牙祭。
出类拔萃的学业成绩让邓琳有了不少优越感。一次，邓建平去复旦大学探望女儿，但她说要出去跳舞，邓建平偷偷跟了过去，在舞会上，男伴由于舞技不太好，被女儿当面骂“蠢蛋”。
或许是考虑到女儿的这种优越感，邓建平从来不让邓琳吃苦头。1984年，邓建平调回老家工作，在衡阳市科委任职。女儿每次回衡阳，他都一定会到火车站守着，并给她买好回程火车票。如果没有买到卧铺，邓建平就会上火车给女儿抢座位。
有一次，邓建平没有抢到座位，邓琳站着去了上海。这事后来成了邓琳向邓建平抱怨的由头，“她跟我说她好苦，我问为什么，她说站着去上海上学。”邓建平说。
本科毕业后，邓琳顺利考取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学的是昆虫病毒学。
研究生快毕业时，邓琳报考了美国的大学。尽管她以上海市专业第一的成绩被对方录取，但当时出国手续办得不太顺利，邓琳一气之下，放弃了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证书，回到衡阳。
之后几个月，邓琳几乎不出家门半步。父母劝她回校念书，邓琳的回答着实让邓建平吃了一惊：“去不了美国就自杀。”
最后，在邓建平的帮助下，邓琳成功搭上前往美国的飞机。
压力
近10年留学生涯里，邓琳就读和工作的都是美国一流大学，俄勒冈州立大学自然科学硕士、肯塔基大学哲学博士，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
邓琳32岁那年，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了初恋。她认识了一个来自台湾的男同学，很快坠入爱河。后来，男同学硕士毕业，考上了哈佛大学博士，邓琳放弃了在肯塔基大学一所实验室的研究，和男友一同去了哈佛。
但是，邓琳并没有告诉父母自己交了男朋友的事。这让周云娟觉得很奇怪，在她印象中，女儿之前读书时不是这样的，“每天放学回家，她都会跟我讲学校里发生的事”。
邓琳去美国后，大约每两个月会写一封信回家。有一次，她在信中寄了几张外出游玩的照片，邓建平发了火，他的回信说：我送你去美国是学习。没过多久，邓琳回了信，里面是她刚刚发表的学术论文。
父母依然没有想到，邓琳这时候交了男朋友。
直到有一次，邓琳在信中透露了一点关于男朋友的信息。邓建平步步逼问，才得知这名男同学比自己女儿大了8岁，且有高血压。
家里人强烈反对，邓琳的恋爱无果而终。
事实上，虽然邓琳32岁之前的感情世界一片空白，但她不乏追求者。
在复旦大学，由于邓琳的学业、舞技出众，表达爱意的情书纷至沓来。与她同宿舍的韩慧敏还记得，当时邓琳性格非常开朗，非常热心，“每次代大家收到信后，她都会一一把信送到每位舍友的手中”，不过，邓琳当时的心思全部扑在出国上，加上年龄小，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谈恋爱。
现在看来，邓琳初恋无果而终，造成的影响远远不只是失去了男朋友。
1999年6月，周云娟去美国探亲，一下飞机，就发现前来接机的女儿瘦了一大圈，她还很惊讶地发现，女儿处理问题的时候不像以前那样圆滑了。她不知道原因，也具体说不出女儿到底哪里不对劲。
随后，邓建平赶到美国，也发现了女儿的反常之处。他当时只是认为，女儿在美国的日子过得并不畅快。
为了送女儿出国，邓建平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甚至连女儿最初去美国的机票费用，都是周云娟特意跑到宝鸡找姐姐借了4000元。
其实，邓琳出国时就知道了家里的境况。但是，可能是之前的“优越感”养成的习惯，她依然保持着精神上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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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一般家庭的留学生都是和别人合租，有时还要外出打工。但邓琳希望生活得体面些，她不愿意出去打工，还租了一套单身公寓，每个月租金接近1000美元。此时，她每个月的补助大约是2300美元，“要缴23%的税，除了租房吃饭，什么钱都不剩了。”周云娟说。
尽管手头拮据，但邓琳从来没有开过口额外找家里要过钱。
邓建平说，可能是继承了父母的性格特点，女儿既内向又外向。一方面，她希望自己各方面都做到最好，对自己的学业要求尤其苛刻，她报考研究生时，花了16元钱报考费，她就对母亲说，如果自己考不上，会对不起这16元钱。另一方面，她受不了一点气，但她嘴上从来不说，就算在外面受了委屈，也从来不和父母亲说。
“内心的高傲、现实的窘迫，这给邓琳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邓建平分析。
挫折
从美国探亲回来，邓建平感受到了女儿的变化，也为女儿在美国生活的窘迫感到担心。
他希望女儿回到自己身边，联系了衡阳当地一家医学院，对方答应聘请邓琳为特聘教授。
2001年夏天，在父亲强烈要求下，邓琳回到衡阳。这在当地引起了不小轰动，媒体纷至沓来，赞美之声不绝于耳。
哈佛大学高材生回到衡阳，让当地组织人事部门非常关注。邓建平被组织部门负责人叫去，征求他对女儿工作安排的意见。
邓建平说，女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可能不愿留在衡阳发展。
其实，邓琳是想留在美国工作。她的一个研究生同学在波士顿一家公司任职，该公司想要招聘两名博士。
当时，周云娟正在美国探亲。她对女儿说，去一趟波士顿找找这名同学，看对方能不能帮忙。但是，母亲的这个建议引起了邓琳的强烈反感。
邓琳认为，当年学校开运动会时，是她在前面骑自行车带着这位同学跑、给这位同学鼓劲，所以这位同学应该还记得她。“邓琳不愿意自己去联系，总觉得自己学历高，别人应该主动找她。”周云娟说。
回国后，邓琳最大的希望是回复旦大学教书。她联系了复旦的一名教授，对方同意了，但表示要等自己考察结束后面谈。邓琳信心满满，不料，没过多久，她就接到教授的邮件，被告知不用去上海了。
邓琳很生气，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把怒火转移到了父母身上。
周云娟有时急了，也会颇带责怪意味地劝邓琳：“又不是只有复旦大学这一条路，去别的学校不行吗？咱有学历，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邓建平和周云娟带着邓琳前往广州，他们联系了中山大学等名校，但邓琳的态度很坚决：非北京、上海的大学不去。
让邓琳和父母没有想到的是，拥有顶级学历的邓琳在找工作道路上的挫折才刚刚开始。
2002年，邓琳的档案被传至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时任生科院院长吴秀山在电话核实了邓琳学历后，决定聘用。
此时，没有找好工作的邓琳正在上海游玩。最后，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她才答应回湖南任教。
但是，她一直没有告诉父母自己的想法。直到最后入职，她才给母亲打电话，说自己已经到了长沙。
邓琳在湖南师大只待了两个月。
在吴秀山的记忆中，邓琳的形象相当模煳，“她没有参与教学，大多数时间是在宾馆里过的，只有刚到师大时去实验室熟悉了一下情况。”
吴秀山说，邓琳入职不久，就表现出精神异常的症状，学院方面打电话给邓琳的家属，要求解除聘用合同。
但是，周云娟不同意这种说法。她说，女儿在生科院时，曾对学院饲养白鼠的做法提出异议，所以，有人在造谣说女儿有精神病。
邓建平跟周云娟的观点不同。
他接到学校电话通知后，害怕邓琳受气，立马赶到长沙，把邓琳接到衡阳，送进了精神病医院治疗了半个月。
这件事，成为了现在邓建平、周云娟口角不断的由头。“你把女儿强制送往精神病院，就算没有病也会逼出病来。”周云娟呵斥邓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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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一语成谶。
病人
打那以后，尽管邓琳找过多份工作，也先后多次出国，但挫折似乎跟她如影随形：应聘西安一所医学院，原以为学院会提供一套住房，然而她去了西安才发现，自己预期的“套房”不过是一个单间，她大失所望，没有过多考虑，辞职回到衡阳；后来，她去了一趟加拿大，工作没找到，身上的钱却花光了，只好悻悻地回来……
雪上加霜的是，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糟，进精神病院已成常态。家属们从医院得知，邓琳真的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现在，邓琳治疗一个疗程是3个月。疗程结束，她的情绪能基本恢复平静，没过多久，她又会进入“狂躁期”，所以，父母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安排她到衡阳市第二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在家里情绪不好的时候，邓琳会朝从楼道里经过的邻居瞪眼，甚至开口骂人。她总是觉得房子里很脏，会不停地从厨房倒水冲洗，一边倒水一边说：“是谁在门口吐了这么多痰？”
这引起了同一单元邻居们的不满。楼上住户老蒋说，孙子放学回家，都要先打电话叫他下去接。半个月前，老蒋实在受不了，就找到邓建平抱怨，邓建平只好再次将邓琳送入精神病医院。
邓琳家的房子80平米，是上世纪80年代单位福利房，后经改造扩建到100平米。邓琳的房间紧挨着门口，一般情况下房门紧锁。客厅里挂了两幅邓琳的照片，从照片上看，邓琳依然活泼靓丽。鲜为人知的是，最近十年，邓琳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狭小空间和精神病院里度过的。
衡阳市第二精神病医院的医生王倩知道邓琳是一位不同寻常的精神病患者，他给邓琳下的临床结论是：精神分裂症，而这种疾病很难根治。
在邓琳情绪最不稳定时，连王倩接近她都要小心翼翼。王倩知道，邓琳正在产生幻觉，总认为有人在她耳边大声说话，作为回应，邓琳会一个人自言自语。
王倩对邓琳做过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邓琳是由于情感、事业等多重挫折导致思想受到刺激。这也印证了吴秀山的说法：“智商高的人神经往往特别脆弱。”
反思
从哈佛博士后到精神病患者，邓建平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是我害了她。”在邓琳的成长过程中，一切都由邓建平和老伴安排，导致社会经验极其缺乏，加上从小就在周围的人群中出类拔萃，遇到挫折就受不了，没办法接受。所以，邓建平喟然长叹：“一切包办的孩子没有出息”。
时过境迁，邓建平和老伴不愿再回忆邓琳的点点滴滴，但对邓建平来说，他常常不由自主地陷入到回忆之中。记者在采访老两口时，每问一个问题，老人都会哽咽，然后老泪纵横。
4月22日的午饭时间，像往常一样平淡而安静，一盘凉拌莴苣，一盘酸菜炒肉是他们的午餐。
如果一切正常，老人原本可以不用拮据，两人每月的退休金加起来接近6000元，但这笔钱现在全部用来给邓琳治病了。
邓建平知道自己总有一天将离开邓琳，他现在最希望能找一个女婿，“房子我们提供，只要他对我女儿好。”
邓琳的学位证书复印件、从美国寄回的信件都保存在柜子里。邓建平夫妇希望有一天邓琳能“醒过来”。
4月22日，周云娟从邓琳床底下拖出那个装有学位证原件的红色书包，用手拍打两下，灰尘往下掉，周云娟感慨：“整整十年没碰它了。”
此时，它的主人，正在衡阳市第二精神病医院第三病区的病房里，叠被子，或者拖地……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邓建平、周云娟、邓琳均为化名）
专家：精神分裂症
患者趋年轻化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心理学专家肖汉仕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的家长们普遍有一种重学习、轻做人，重思想品德、轻心理素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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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汉仕认为，邓琳是一个悲剧，因为在她的成长过程中，过多地注重智力开发，却忽视了心理素质的自我培养。家长过多地参与邓琳的人生轨迹，导致邓琳缺乏生活自理、独自应对问题的能力，从而养成了一种依赖的人格。当邓琳面对就业、感情等方面的困境时，缺乏最基本的应对能力。
在肖汉仕看来，家长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第一位“灵魂的工程师”，家长应是指导者，而不是包办者。“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代替孩子做事是爱的体现，实际上是剥夺了孩子独立成长的机会。过分的包办等于把父母意志强加到孩子身上。”
肖汉仕认为，在一定范围内，“自由”和“尊重”应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两大关键词，家长可以通过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以及自己的言行举止去实现这两个关键词。
根据多年治疗的案例分析，衡阳市第二精神病医院医生王倩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精神分裂症患者趋于年轻化，且越来越多。
王倩说，以前精神分裂症患者大多集中在30-40岁这个年龄段，但最近两年，20岁以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越来越多。王倩调到第三病区时，几乎每个月都要接诊一例，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一个月要接诊5例20岁以下精神分裂症患者。
这让王倩很是担忧，因为这一病症没有明确的诱因，在发病初期表现也并不明显，比如性格孤僻、动不动发大脾气……这些症状往往会被家长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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