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400米的诺亚方舟

4月5日，甘肃正宁县核桃峪煤矿，一个装满矸石、重约6吨的吊桶在升至距离地面10多米高的井塔平台时，吊桶绳索突然断裂，吊桶坠入约500米深的井下。由于井底作业面几乎被砸垮，井中电缆和排水管道也遭到破坏，井下水位上升，7名正在井下作业的工人除1人于2小时后获救外，其余6人不幸遇难。
就在核桃峪煤矿工人被困井下时，在距离核桃峪约800公里外的山西常村煤矿，全国首次永久避难硐室载人试验正在进行中。这一试验的目的正是在井下通风排水系统遭受破坏后，为矿工提供一个类似于智利矿难中确保矿工幸存的避难所，让核桃峪煤矿的悲剧不再重演。
近日，《外滩画报》记者来到了山西五大煤矿之一的潞安集团常村煤矿，跟随矿工一同走进了位于地下400米的避难硐和移动救生舱。
17个签名的审批表
常村煤矿距离长治市40 分钟车程。长治市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古称上党。“上党”就是高处的、上面的地方, 《荀子》称其为“居太行山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也”。
在地形上，长治为太行山和太岳山所环绕，构成高原地形，通称“沁潞高原”，又称“上党盆地”。与周围其他地区截然不同，长治地区属于中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降水丰润，地下矿藏资源丰富，矿藏种类达40多种，煤、铁藏量尤为丰富，素称“煤铁之乡”，地质储量为906亿吨，探明储量为242.9亿吨。
潞安集团常村煤矿是中国首座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特大型现代化矿井。1985年建矿，1995年投产，现有员工6400人，生产能力700万吨、年销售收入34亿元。
谈到自己所在的常村矿，宣传部长李秀文十分骄傲。别看我们矿区大部分是男矿工，可是小伙子们的对象一点不难找，整个长治的姑娘都抢着来我们这里找未来的老公呢。常村矿完全机械化生产，安全防护十分到位。”
在矿上的第一天，记者就切身感受了李秀文所说的“安全防护十分到位”。为了能够下井采访，常村矿内部需要层层审批通过一份《常村矿井下照相、摄像安全技术措施》，这份《措施》要得到通风科、电力科、生产科、机电科、运输科、调度室、安监处等各个部门的批准，需要公司总共、矿长、安全矿长、通风矿长、通风副总等17位负责人的亲笔签名同意方才生效。由于有几位工程师在外，矿长又正在矿，所以记者只能等待第二天继续。
在这份《安全技术措施》中，明确规定除了要有调度室安排拍摄时间、现场，还需要通风科、安监处、总工办各派一名科长对井下现场安全进行监护。拍摄作业时，通风队需派一名专职瓦斯检员在现场检查瓦斯，检查拍摄地点前后20米范围内风流中的瓦斯浓度，当瓦斯超过0.5%时，严禁拍摄。
“在一些小煤矿，只要和矿长打个招唿，就随便你下矿。但是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有死规矩，这不是僵化或者拖沓，而是必不可少的安全技术措施。”李秀文说。
深入地下400米
在获得了17个签名之后，第二天下午2点30 分，记者来到了下矿的第一站：浴室。
这是下矿和升井过程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步骤。由于常村煤矿属于高瓦斯矿，为了防止化纤衣物在井下产生静电，导致瓦斯事故，在进入矿井前必须统一换上矿上准备的棉衣物，包括手套、袜子、内衣裤、秋衣裤、蓝色工作服，以及一条红色腰带、白色毛巾和一双黑色及膝的塑胶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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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处，记者随后领取了一套矿工专属的下井装备，包括矿井灯、皮带、自救器（一种装在铁壳子里的紧急救生唿吸器）、带有身份识别和定位芯片的头盔。常村煤矿矿工的安全帽上都安装了定位仪，矿工移动到哪里，地面的安全调度全能监控得到。
穿戴完毕，一行人随即前往安全检查通道。这里的考勤制度和许多科幻电影里面的镜头别无二致，当你站在指定位置时，头盔上的芯片会把个人照片信息输入电脑，头部上方的人脸识别摄像头会根据图像对比，确定你就是头盔的主人，同时把这作为考勤的依据。
听到考勤通过的电子声音后，你必须走到墙壁上悬挂的仪器旁边，吹一口气。这是在测试你的酒精含量，矿上规定酒后绝对不允许下矿。
最后，在通往主井架的出口，你将会接受安全员的类似机场安检的“贴身检查”，防止任何违禁品，如打火机、手机、酒精饮料等被带入矿井内。
下午3点，和正常下井工作的矿工、随行的安全监护人员一同，记者搭乘主井升降梯（一种俗称罐笼的垂直电梯）直奔地下400米深的煤城而去。大约1分钟后，电梯门打开，灯光晃眼，四周是大理石墙壁，头顶是长明灯，仿佛置身于缩小版的北京地铁内部。继续前行，逐渐进入了4-5米高的黑色隧道之中，一行人换乘一辆在矿下被称作“大巷人车”的电力驱动小火车，前往位于北三采区的永久避难硐室和移动救生舱。此时矿下温度是15摄氏度。
3：35，下车，步行，前往“猴车”车站。所谓猴车就是为了减轻矿工的劳动强度，煤矿为矿工新配备了“架空人车”。它和缆车的原理一样，只不过更简陋，下面只有一个供人坐的座位，人坐在上面就好像一个抱着杆子的猴子，所以俗称猴车。每个矿工可乘坐一辆“猴车”滑行到工作面，这样可以减少约2公里的步行路程。
3：50，下了猴车，迎着风在地下通道内前行500米左右，就到达了永久避难硐室。一路上每隔几米就有发光指示牌，提示逃生路线，以及永久避难硐室的位置。据随行矿工介绍，三四百米外就是采矿工作平面，在那里，几米高的“煤墙”在自动割煤机钻头的旋转中层层下落，煤炭顺着皮带滚滚而出。在400 米深的地下，在排除瓦斯、水患、冒顶塌方等灾害的情况后，数百人分工合作、24小时轮番作业，才能把一块块的煤炭运送、提升到地面，再由一列列火车装载外运久避难硐室距离工作面入口差不多三四百米，发生灾害时，工人可以在几分钟内跑到这里。
走进避难硐室
推开两拳厚的铁门，永久避难硐室完全暴露在我们眼前。常村矿代矿长张国庆介绍说，避难硐室有防爆封闭门和封闭墙，能抵御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高温。每个避难硐室有四个门，每侧各有两扇，每个门造价就在 20万元人民币左右。“煤矿灾害往往会破坏地下原本正常的通风系统，导致有毒有害的气体和水四处蔓延，造成撤离途中人员的伤亡。而避难硐室的设立，可以为那些不能及时撤离坑道的人员提供临时避难所。”
第一扇门和第二扇门之间的区域，主要作用类似于缓冲隔离带，门上的气幕将室外有毒气体隔离，同时这里还存放有一些电子设备、方便马桶和大约二十个氧气瓶等。第二道防护门内，则是避难硐的生存区，有四排金属座椅，同时还有着储存食物、水和化学药剂的功能。
永久避难硐室是一座“放大型”的救生舱，长39米、宽3.5米、高3米多，可以容纳80至100人。与一般的坑道或者硐室不一样，避难硐室最初开凿的高度达5米以上，为了达到抗击灾害的程度，通过不断地刷水泥浆、填充钢筋混凝土和其他织护材料，为现在的硐室制造了一个坚固的外壳。如今的硐室只有3米多，差不多是最初的一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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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避难硐室的中央控制区有一个电视屏幕，上面显示的是地面调度室里的情况。张国庆说，这个地上地下视频设备早在智利事件之前就已经调试好了，原本是为了一些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下井的领导了解井下避难硐的情况而设，在智利矿难营救事件发生后，他们认为这种视频通讯是矿难营救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对地上人员了解被困人员情况，平复被困人员的焦虑有极大帮助。
与可移动救生舱不同的是，永久避难硐室有钻孔与地面相通，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地面可以从钻孔内向避难硐室输送食品和物品。
去年 8月5日，智利北部圣何塞铜矿塌方，33 名矿工受困于地下大约700 米处。救援工作持续了两个多月，经过钻孔供氧、供养，所有矿工奇迹般地全部生还，震惊全球。
“我们和智利那座矿性质不同，我们这里是煤矿，地质构成有区别，所以避难硐室的建设也不完全一样。他们那种可以从地上送鞋子、照相机等物品的管道，我们并没有配置。” 张国庆说，“那种（通道）的造价太高，我们目前只能通过这根管道输送水和流食，并提供电力和视频通讯联系。”
作为避难硐的核心设备，钻一个深达400多米的通道耗资巨大。因为不仅要钻一个孔，中间还要套一个钢管，内外壁还涂有防水层。打眼、套管、封闭，然后管中间再布电缆、压风管、流食管和通讯光缆。这个硐室花费了800多万人民币。
张国庆说，矿上在地面还配有专用的救援车辆，一旦发生事故，只需三个小时时间就可将食物等物资运送到避难硐室内。就算是外部保障系统受到破坏，室内人员也可以依靠室内的自身储备，维持 96小时的生存时间。一旦配备完善，衔接顺畅，原则上在避难硐室内矿工可生存半年时间。
地下“方舟”移动救生舱
走出避难硐室，记者沿着漆黑的巷道前往位于北三工作面的移动式救生舱。坑道内异常安静，远处的黑暗中闪烁着矿灯的光影，脚下皮靴与湿滑泥泞的地面接触时发出的声响清晰入耳。沿途左侧是蓝、红、黑的管道，右侧是将煤炭输送到井上的皮带输送线。
“蓝的是压风管，红的是消防管，黑的是排水管。巷道两边的线路包括瓦斯监测监控、电缆、通讯等线路。”张国庆介绍说。
头顶上不时有水渗出，除了岩层中的水，顶上还有一些被吊起的水袋，一旦发生瓦斯事故，这些水袋就会破裂，大量的水将起到灭火和隔离毒气的作用。
下午4：50，一节与这个黑色世界完全格格不入的白色“小车厢”出现在记者眼前，它正静静地躺在轨道上。
“这就是常村煤矿的井下可移动救生舱装置。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矿工可以进入里面避险。”随行的矿工指着眼前这节 “白色车厢”介绍说。摆放在北三采区的“可移动式救生舱”外形就像一个小型火车车厢，长约6.6米、宽约1．5米、高约1.8米。救生舱的门厚达20厘米，舱口安放着不锈钢马桶和空气净化装置。和避难硐室的自动马桶一样，在上完厕所后，踩一下马桶下方的踏板，它便能自动将粪便打包结扎。舱体两边的不锈钢座椅可容纳8人，座椅下的柜子储备着矿泉水、压缩饼干和医药箱。舱体内还有监测瓦斯、一氧化碳、硫化氢的探头和仪器，并能与地面进行通信联系。
张国庆介绍说，舱体有隔高、隔水、隔有害气体、防爆的功能。空气净化装置与舱门连接，启动后可以在舱门中形成一个“气幕”，使有害有毒气体入不了舱，舱内的物品可供8个人维持96小时。
移动救生舱就如同一个缩略版本的避难硐室，由于镶嵌在巷道壁的凹槽内，可以躲避由于瓦斯爆炸而来的冲击波，同时保证人员的短期生存需求。在每个救生舱内，都标注有《可移动救生舱操作手册》，矿工们根据准军事化管理制度，按照进入救生舱人员的级别承担指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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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国庆介绍，现在矿内的工人对使用救生舱等都比较熟练，此前就给每位矿工发放了使用手册和光盘，煤矿电视台滚动播放使用技巧，对矿工进行过培训及实际演练。
目前，采区已经安装了16 个可移动式救生舱，它们能随着采掘工作面的变动而移动。但移动式救生舱容量有限，只是一个基本避难单元，该煤矿还建设了7个避难硐室，其中单体能容纳80-100人的永久性避难硐室2个，单体能容纳40人左右的临时避难硐室5个。在矿难发生时，矿工可以就近选择避难空间，为救援赢得宝贵时间。
常村煤矿已购置了62台可移动式救生舱，其中16台已在主产矿 N3矿区投入了使用，每台救生舱造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堪比一辆悍马的价格。
地下48小时生存试验
4月8日上午10：15，为了验证永久避难硐室供氧系统运行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实时监测到的各种参数变化情况及规律，避难硐室进行了48小时载人试验。此次试验以16小时为单位，分为三个阶段——地面钻孔供氧、矿井压风供氧、高压氧气瓶供氧。
有着18 年矿下工作经验的39岁电工冯耀东和其他79名志愿者参加了这次地下生存试验。这 80名体验者中，62人是矿上的普通职工，另有1位常村煤矿副总工程师、5 位矿上科级干部、2位医护人员、2位紧急避险系统课题组成员、1位安全员和1位瓦斯员，以及6名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技术人员。
“在下面的两天里，和地上没有大的区别，吃喝拉撒睡都没有耽误。每隔8 小时每人吃一块压缩饼干，喝一次营养液和矿泉水，困了就靠着椅子睡，没事就打扑克和下象棋。”冯耀东回忆说，虽然避难硐的条件很简陋，但根据此次现场试验的方案，“食品不少于5000 千焦/天 /人，饮用水不少于1.5升/天 /人，对于特殊情况下维持生存已经足够了。”
冯耀东回忆说，第一和第二阶段—在地面钻孔供氧和矿井压风供氧两个阶段，硐室内的温度和湿度都控制得比较好，人在里面感觉还是非常舒适的，加上和地面监控一直保持着视频通话，身体和心理上并没有感到很难熬。
第三阶段高压氧气瓶供氧阶段，空气中的含氧量有所下降，“这是最难熬的16 个小时”。“这个阶段采用高压氧气瓶以及二氧化碳过滤剂，就是你在避难硐和救生舱看到的粉色化学药剂，它将大家唿出的二氧化碳过滤后，混入氧气重新向硐室内供氧。”冯耀东说，“由于属于高瓦斯矿，因此矿井下风量一直比较大，大家在下井的时候和往常一样，除了棉质贴身衣裤外还加了一套秋衣秋裤，因为空间小，所以人实在觉得有些闷热，于是我们大家开始脱衣服。后来通过硐室内特殊的蓄冰空调，温度又降低了些。”
“根据当时的数据，室内氧气浓度在19%，而二氧化碳的浓度则从之前的0.5% 上升到了0.75%。”常村煤矿总工程师韩强介绍说，当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达到2%的时候，人体就出现唿吸加快的情况，如果再上升至3%，就会大喘气，但这还不至于对身体造成损伤，因此当时硐室内的空气还在安全标准之上。
4月10日上午10 时，常村矿永久避难硐室的试验结束，这也改写了中国矿业安全发展历史上新的纪录。对于这次试验，一些参与者认为，虽然获得成功，但是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有待改进，比如如何处理避难人员的大量排泄物，以及对避难人员的心理疏导问题等。
避难室不是万能“方舟”
作为全国首套得到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认可的新型井下系统，避难硐室的载人试验成功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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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光做试验和安装这些新型井下紧急避险系统，我们起码花费了一个亿以上。而随着我们开矿区域的不断深入，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对移动救生舱的安置数量，满足采区所有人员的避险需求。”矿长张国庆说，“作为煤炭人，我希望它们一辈子都是个摆设，永远也用不上。但是一旦这些系统获得国家认可，并且陆续在所有矿场推行，那么我国矿工井下安全作业将能够得到进一步保障。”
“在常村矿这样‘安全’到每一双塑胶靴、到每一架猴车的矿，这个永久避难硐室和移动救生舱可能永远都用不上。而需要这些井下紧急避险系统的实际上是那些对安全管理不够重视的中小型矿场。”冯耀东说。
上世纪70 年代前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矿业大国就基本完成了安装井下安全避难硐室，美国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矿难明显下降，井下避难设备成了安全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这并非万能的“诺亚方舟”。
“井下避难和救生舱等设施，只是突出了安全体系中的技术主义思路，它离一个全面的安全体系还十分遥远。安装了井下避难硐和救生舱，安全问题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和静钧日前在《广州日报》撰文称。
井下避难室的有效前提是矿工能够进入到避难室。假如矿难发生时，矿工当场丧命或失去逃往避难室的能力，再多的避难室也无济于事。2010 年美国曾有一个矿井发生爆炸，死亡29人，专家称这些矿工“当即受创，来不及前往避难所”。
“为了实质迈向‘零伤亡’，有必要在矿工安全利益上不断抬高安全违规成本，给予矿工相应的侵权责任法保护，把技术主义下的安全体系与生命尊严意义下的安全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和静钧说。
工作在煤矿一线的张国庆也认同这种观点。“如果将此前的各种严格的安全检查比作是对灾难的‘防’，那么永久避难硐和移动救生舱，则可以称之为对矿工生命的‘护’。只有防、护结合，才能降低我国煤矿业伤亡事故发生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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