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昌奇
每年的4月15日，通常是美国人报税的截止日期。按照惯例，政要们是时候晒自己家的报税表了。总统奥巴马一家的报税表挂在网上，不是什么秘密，谁都可以查看。总统夫妇去年收入170多万美元，应缴的联邦税超过45万美元。
同样不例外的，关于税收的话题，也当然成为这一时期公众议论的焦点。要不要给富人加税，已经不是什么新话题，但今年几位包括哈佛、普林斯顿等名校经济学教授的加入，使这场讨论显得尤其令人关注。
争论源于专栏作家lizabeth Stevens女士。她抨击加州税制，认为该州遗产税的低税率造就了一批无所事事的巨富继承人。她的专栏文章，以一位坐拥8000万美元却整天只摆弄4辆老爷车的“富三代”为例，嘲讽现行制度的荒谬。她主张给这些富人加税，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
来自纽约罗切斯特大学的Steve Landsburg教授显然不同意这位新闻工作者的看法。按照他的经济学分析，增税可以扩大政府的消费能力，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另一部分人的消费减少。但对于富人来说，增税并不能降低他们的消费。因此，对富人增税，可能因为投资萎缩等导致失业率上升，最终受损的还是穷人。
这一说法，反对者众。其中有两位特别值得一提。其一是Brad DeLong。他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曾出任财政部长助理。他的反对意见相对专业，主要是认为Landsburg教授的后果推演是以充分就业为模型的，而现实社会并非如此。
另一位反对者Paul Krugman则来自普林斯顿大学，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撰文，认为Landsburg的说法有多重错误，其中最基本的，是对征税的原因产生了误解。在他看来，政府征税的目的，不是试图削减纳税人的消费，而是补偿政府的开支。因此，增不增税，应该取决于政府的负债水平和偿还能力。
当然，为Landsburg辩护者也不乏其人。在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Gregory Mankiw 看来，以上争论者刻意放大对手的错漏，而偏离了问题的核心。他认为，尽管Landsburg教授的表述过于戏剧化，但其论点在关键处却是难以辩驳的：税收作为一种负担，并不必然是由缴税者独自来承担的。
以上论争，从要不要给富人增税，延展到了为什么要征税，如何保证税负公平等更深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显然不是一两次的嘴仗可以搞清楚的。这样的问题，也不独在美国才成为需要争辩的公众话题。
与美国的情形不同，国内舆论更多关注的是如何降低民众，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提高个税起征点，得到了社会普遍赞同，争议的焦点只在于提高的幅度上。藏富于民，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同时值得注意的，在规范税制、控制政府财政支出、平衡税收在地域和社会阶层间的失衡等重大议题上，我们尚有不少改进的余地。税收，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这些议题进入公众领域予以充分地讨论，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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