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改革不是简单升值

“中国需要一个更加弹性的汇率制度，或者叫更加浮动的汇率，增加汇率的浮动性，适度减少央行干预的力度和程度，让汇率的变动更好地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


第一季度业绩考核结果出来的时候，供职于人保财险天津分公司的白晓轩对着墙上的表格摇了摇头。他所在的国际业务营业部没能完成任务指标，原因很简单：国际部签订的保险合约大多以美元计算，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
“按照签约时候的汇率原本是可以完成任务的，” 白晓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没想到人民币升值的这么快，当时又没有采取套期保值的相关操作，才造成了季末的这种情况。”
受到人民币汇率改革影响的，远远不止白晓轩所在的保险国际业务行业。随着人民币升值的加速，整个经济领域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上来。
升值的烦恼
2011年5月7日，参加完第109届广交会的董海腾回到天津。他的工厂位于天津西青开发区，主要生产电子元件，这次广交会，他带回了价值200万元美元的订单。但是，提起这些，他的脸上却见不到太多笑容。
他也遇到了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问题：企业利润下降。
“像我们这种劳动密集型行业，纯利润不到5%，今年前4个月人民币就升值了2%，而且照目前的趋势，全年升值幅度很可能超过我的纯利润率，生意太难做了。”董海腾颇无奈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商务部财务司副司长刘景嵩在这届广交会上的表示，2010年中国企业的出口平均利润水平仅仅为1.47%，远远低于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水平。而2011年4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汇率已经连续突破6.55、6.54、6.53、6.52、6.51、6.50等6个关口。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冲击显而易见。以董海腾的这笔200万美元的订单为例，除去20%的订金，还有80%，即160万美元将暴露于汇兑风险之下。假设在3个月后交货收款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升1%，企业就将面临1.6万美元的损失。
为了尽可能规避收汇风险，签订中短期订单成为企业的主要选择。董海腾在广交会上签订的就全是3个月的短期订单。“长订单绝对不敢签，照人民币这个升值速度，签长单我做得越多，赔得越多。” 而根据广交会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短期订单占到了本届广交会全部成交量的89%。
尽管企业采取了远期结汇、缩短报价有效期等方式降低汇率波动风险，但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仍进一步压缩着企业的利润空间。
人民币升值体现在宏观经济上的直接结果就是，第一季度中国的贸易逆差为10.2亿美元，这也是最近七年来中国首次出现季度贸易逆差。
不仅出口，外汇资产也可能因为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而受到影响。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室主任张岸元近日撰文表示，由于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中国2003年以来外汇储备损失达到2711亿美元。
对于这一说法，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则表示，人民币升值不会直接导致外汇储备损失。外汇储备以美元作为记账货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导致的外汇储备折算成人民币的账面价值变动并非实际损益，也不直接影响外汇储备的对外实际购买力。只有在将外汇储备调回并兑换回人民币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汇兑方面的实际变化。目前我国外汇储备没有大规模调回并结汇的需要。
走在升值的道路上
尽管被认为会造成这样或那样的困境，但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却并没有停止，而是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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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数据，2010年12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6.6227元，创下2005年汇改以来新高。以2009年12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6.8282元计，2010年全年人民币升值3%。
截至2011年5月13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5017，2011年累计升值幅度已经达到1.83%。
而人民币的加速升值被看做继货币政策之后，用来对抗通货膨胀这一中国经济正面临的“最大敌人”的下一个武器。
为了控制通胀，2010年以来央行已经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率与利率手段。2010年11月以来，8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11年5月18日，大型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7%上升到21%。利率工具自2010年10月来也被4次使用，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2.25%提高至3.25%。
但是CPI仍然高企。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0年，CPI上涨3.3%；2011年1至4月CPI分别上涨4.9%， 4.9%， 5.0%和5.3%。
“今年以来，央行频频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与利率，试图用传统‘两率’控制通胀，但CPI仍然创了新高。究其根源，传统‘两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超印，只能回收一部分的流动性。因此需要以汇率为主，‘三率’齐发治通胀。”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铁岗是汇率抗通胀的支持者，他认为，“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概念。人民币如果升值，是可以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的。”
4月29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高层暗示将用人民币升值抗通胀》的文章，文中指出，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此前一周的国务院一次会议上，把提高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列为控制物价应当更好利用的多种工具之一。这些言论似乎承认了华盛顿和其他方面长期以来的一个观点：人民币升值或许有助于抑制中国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
自从2010年6月中国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超过5%，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率因素，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美元升值已超过10%。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孙咏梅则认为，人民币升值步伐不宜过快。她认为，由于当前美国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美元下跌，石油、资金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尽管人民币升值有助于减少我国的贸易顺差额，但同时也为美国输出通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其结果，将会吞食掉我国为抑制物价上涨而做出的努力，加剧输入型通胀压力。
中国需要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看来，加速升值显然不应该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全部，还需要“一些视角和思路的调整”。
“在汇率问题上，中国需要采取一个比较开放的、比较积极的态度。如果经济基本面确实需要升值，采取一个比较灵活的汇率制度来满足升值的需要，对我们自己是有利的，客观上可能也有利于中国跟世界经济关系的平衡。”卢锋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美国东部时间5月9日和10日，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人民币升值效应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在本轮对话开始前，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就表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目标是增加弹性，推进汇率形成机制；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则要求加快人民币升值速度。
“汇率改革和金融部门的改革这些问题显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中国允许升值并允许汇率制度更灵活，这将减少银行体系的压力，帮助金融部门变得更以自由市场为导向。” 洛文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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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方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签署了《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以下简称《全面框架》），就汇率问题达成共识，双方承诺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维护国际货币环境的稳定。美方承诺对汇率过度波动保持警惕，中方承诺继续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卢锋在研究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可能中国需要的是一个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或者说，更加浮动的汇率。增加汇率的浮动性，适度减少央行干预的力度和程度，让汇率的变动更好地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在基本面变化的条件下，应该允许汇率适当的升值，来应对这样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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