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中国国际救援队大本营：和死神赛跑的人

4月的北京还带着丝丝凉意，游泳馆里的暖气开得很足，一走进去就闷得有点喘不过气来，十来个小伙子们正在水里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中文说得有点生硬的日本教官站在岸上指导比划着，“手，手再高一点！”
乍一看，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一堂游泳课，“我们今天学的是怎样在急流中救援。”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培训部副主任卢杰介绍道。他们湿淋淋地拖着道具爬上来，接着又跳入水中，“救”起下一个道具。
这是位于北京城郊凤凰岭公园的中国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包括卢杰在内的救援教官们，正在和几名来自日本的救援专家切磋、交流水中救援。尽管在场的个个都是游泳的好手，但在水中救人和拥有好水性并不是一回事。类似这样的救援交流课每年都有，时长一两个月，国外的救援专家亲临训练基地，中国救援教官获得更多经验后，再给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对外称“中国国际救援队”）的普通队员授课。
训练基地大门口，是一个模拟的地震现场：倾斜倒塌的房屋，被砸坏的车，成片废墟，被压住的模具尸体。一个民间救援队正在其中奋力地翻爬，等待着“国字号”队伍对他们进行一些专业培训。
这是中国第一座专业化的地震灾害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包括卢杰在内，训练基地共有近20名救援教官。他们主要负责对中国国际救援队的队员们进行救援、应急管理、紧急搜救、医疗救助等专业训练，同时也以领队的身份参与救援行动。
4月27日这一天，中国国际救援队已正式成立十年整。过去数年，从四川汶川大地震到青海玉树、云南盈江地震，从印尼海啸到海地、新西兰、日本地震，哪里有地震，哪里就有这支队伍的身影。他们总在灾难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抢救生命。
“这项工作本来就是在和死神决斗，你就是在生与死的那个界限处。”参与新西兰地震救援的训练基地教官步兵告诉记者。
2009年，中国国际救援队获得联合国国际重型救援队资格认证，成为亚洲第2支、世界第12支重型救援队。
一上飞机就睡觉
胡杰刚从日本回来，他是这次前往日本地震的15名救援队员之一，也是训练基地唯一参与日本救援的教官。胡杰的特长是在现场搜索定位幸存者，因此面对日本复杂的情况，他成为主力队员前往。
胡杰出发的时候，其他队员大部分刚好从新西兰地震救援归来，他们就在首都机场的T3航站楼擦身而过。1982年出生的胡杰是湖北荆州人，他年少入伍，如今看起来像个大男孩的他已经是救援队的骨干力量之一。
2001年，19岁的士兵胡杰加入了成立不久的中国国际救援队。此时，1998年入伍的卢杰也因各方面能力出色而被选中，成为其中一员。
一进去，胡杰就知道了自己身处的环境特殊，这不是他之前所呆过的军队，每个招进来的队员不仅要测试体能，还要测试心理素质。
“最基础的是体能素质要好，第二是要有非常过硬的心理素质，第三要有全面的专业常识和技能，这些是救援队员最基本的要求。”卢杰介绍道。作为中国国际救援队的骨干队员，卢杰曾多次参加国际国内救援，营救出很多幸存者。2006年服役期限届满的卢杰退伍，此后被地震应急搜救中心录用，成为训练基地的第一批专业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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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杰、胡杰和王念法都是救援队的第一批成员，其中，卢杰年纪最大，王念法比胡杰大三岁。大家像兄弟般一起训练，互相照顾。他们还记得，当时救援队里请来医疗、救援等各个方面的老师来给他们上课，装备也不如现在这么齐备，救援知识远远不够成熟，他们常常被送到国外进行相关的培训，向世界上最顶尖的救援队学习，看到新的装备了，就一点点地去添置。
通过各种各样的素质考核后，他们除了需要像特种兵一样高强度的训练，还要学习很多五花八门的东西，“比如说装备，长途拉练训练、心理训练，还有就是地震结构、医疗方面的常识等等。”
他们的训练课程中甚至有一门，是专门去武警总院太平间搬尸体，或者晚上把扑克牌放在墓地的某处，让队员摸黑去找，用对讲机来监控。这些奇怪的手段，都是为了锻炼队员的心理素质和承受能力。
要培养一名救援队员，一般需要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但也只能学会基本的技能，能去救灾现场承担一定的工作，并不是十分专业。”卢杰说，真正合格的救援队员都是要从真正的救援中成长起来的。
“就像在军队里的战士，每天训练枪法，练成百发百中的狙击手，枪法很准，但不让他上战场，就没有了任何价值。”胡杰说，从入伍的第一天起，他就渴望真正的“出征”。
2003年，救援队终于接到了成立两年来的第一个境外任务，去阿尔及利亚的地震灾区救援。卢杰和王念法都被选中了，去之前，王念法自认已经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到了现场，王念法突然觉得武警总院太平间搬尸体实在是件轻松容易的事，“现场的情况完全不是那样，尸体高度腐烂的味道是很反胃的。”
而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则是胡杰的第一次出征。出发的前夜，他一晚上没合眼。不是因为恐惧，而是激动。对胡杰来说，三年来比特种兵还艰苦的训练，他练就的一身本领，总算找到了机会施展。
但他还没救到人，就已经被上了一课。“几乎每一个救援队的队员，在进行第一次国际救援时，都会很兴奋。因为这是第一次走出国门进行救援，很多人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跃跃欲试就想去救人。但实际上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灾区，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休息时间都被浪费掉了，等你真正要去救援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很累了。”卢杰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队员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个工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不是想象的那样。后来他们都有了经验，“一上飞机就睡觉，不到现场，没有需要就不睁开眼睛。一到现场立马头脑清醒，展开判断和救援工作。”
一打电话，就放不下了
29岁的步兵戴着一副眼镜，在一熘视力至少在1.5以上的人群中，显得有点突兀。他是北京人，中国地质大学的地质学在读博士生，还有一年就将毕业。他是培训中心里唯一一个戴眼镜的教官，也理所当然是学历最高的那个。
两年前，步兵硕士毕业，面临就业问题。中国地质大学的地质学是个好专业，毕业生不愁没人要，步兵的同学们要不是去国土资源部之类的国家单位，要不就是进企业，像中石油、中石化之类的大型国企，轻松钱又多。偏偏步兵跑到了地震局，非要去救援队工作，他的同学都有些不理解，“那里都是受过训练的军人，又苦又危险，你去能做什么？”
“我体能其实很好，以前老跑野外玩，攀岩啊爬山什么的。那种一边欣赏大自然又与之抗衡的感觉挺好的。”步兵的父母都是搞航天的，但他对航天兴趣并不大，他小时候的愿望是当一名外科医生。“我觉在医生救活一个人的时候，家属的那种感谢的眼神，是特别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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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父母为他取“步兵”这个名字时，已经预测了他的未来。后来，他在救援队中找到了和救死扶伤的医生同样甚至更大的成就感。“我们也可以救人，就算我们无能为力，看着那些痛苦的家属，好似离自己的亲人很近，但却已经生死两隔。我觉得我们就是他们之间的桥梁，可以送他们最后一程。每次的救援工作总能给我一种特别大的满足，这种满足是其他工作所不能给我的。”
进了救援队没多久，步兵考博士的成绩也出来了，他考上了博士，但有点左右为难。最后，培训中心一商量，破格允许他边读博士边上班。“我们不仅需要军人，也需要这样的文化人才，步博士的特点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他是一个具有创新性与复合型的人。”卢杰笑呵呵地介绍道。在训练基地，有当兵出身的，也有技术岗位来的；这几年，步兵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也成为了吸收的对象。
步兵第一次接受的任务是今年2月份的新西兰地震救援，清晨六点半，还在睡梦中的他接到了出发的命令。出发前，他犹豫了很久，要不要给家人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队里的老大哥、31岁的王念法教他，“别打电话，就发条短信，只要一打电话，就放不下了。”
步兵拿起手机，编了一条再简单不过的短信，只有六个字：“我去新西兰了。”按完发送键后，他立刻关掉电源，把手机丢到行李里，任凭电话那头的人如何狂打他的号码。他没有时间让自己沉浸在一些情绪里，“每次从接到任务到正式离开就几个小时，而在这几个小时中，你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包括检查个人装备，与对方领导联系，了解风土人情等等。这不容许你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与家人的沟通上，如果这样，不仅浪费时间还分了你的神，只会让你更累。”他们速度最快的一次，六点半来的通知，七点半所有人已经拿好装备集合完毕；八点半，队伍整装出现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
而王念法自己发给妻子的短信更简洁，“有任务！”出发到回来，一共才三个字。
到了第一线之后，步兵也学老队员一样，定期给家里发个短信，报个简单的平安，并不长聊。“媒体会及时地播报我们的情况，他们会关注的，所以通过媒体了解往往比我们在途中跟他们说要好一些。因为有些话我们并不能很好地掌握分寸，说得危险了，他们反而会担心。”
即便作为博士，步兵依然觉得救援不像他起初想象得那么简单，“这个工作对人的要求很高，你不光要有救援技巧、好的体力，还要有很好的沟通能力。你不光要会英语，还得会手语。其实与人沟通语言并不是唯一的途径，你可以打个手势或画一幅图。这种与人沟通的能力我们也是到了现场才被逼出来的，还有协调能力等等，这项工作要求的实在是太多了。我有时也会觉得自己不足，回来后还要继续学习。”步兵说。
在生与死的边缘行走
“救援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化和常态化的工作，这也是这个队伍成长的一个标准，也是队员们成长的标准。就像我生命中的一件事，我要去做，只不过是任务不同而已。”卢杰说。从一开始的兴奋、惊慌、哀伤到如今平静地投入每一次救援，这是每个队员都要经历的心理历程。
新西兰的地震是6.3级，受灾情况严重，那是步兵第一次经历那样的场面，一直呆在平静校园里的他亲眼见到了生命的逝去。他们救援的现场就在七层楼的废墟旁，“余震很强，甚至三四级的余震时有发生。如果真的有余震来的话，我们也是很难逃的。”
但在那样的境地下，没人顾得上想太多，救人是天经地义。“说白了，这项工作本来就是在和死神决斗，你就是在生与死的那个界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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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周围老队员们把尸体挖出来，摆放在一边，表情平静，他知道这就是工作，没有悲伤，没有恐惧，没有不适，多余的情绪都是不适合的。只是等他停下手头的工作，看到死者的家属到现场默哀的时候，那一刻他所有的情感都会爆发出来，“我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哭，一起难过，但是当默哀结束后，我会继续工作，那些情感又会被我抛诸脑后。”
也许是因为年轻，对很多情感无法感同身受，同去的救援队里有年纪最大的李尚庆，41岁的他已经是孩子的父亲。他曾参加了2008年的汶川地震搜救工作，“当时我们是在汶川的一个小学进行搜救的。看到死去的和幸存的孩子，身为一个父亲，我心里很难受，一直是含着泪救援的。回来之后，相关的电视节目都不敢看，一看就会想到当时揪心的场景。”
即便李尚庆经验丰富，这样的情绪也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现在，他偶尔回忆起那一幕幕，依然心情沉重。
正因为此，救援队每执行一次任务，都会留一段时间给队员们做自我调整，以达心理上的恢复。
自2004年起，救援队每一次的行动胡杰都参加了，他最难忘的还是在中国本土的救援，“同是中国人，那种情感更为强烈。”
汶川地震时，他在汉旺镇的东汽中学救援，一幢摇摇欲坠的危楼里，他们探测到了生命的讯号。胡杰带着四名队员从窗户爬进去，另外两名在外面守着，待到艰难地走到幸存者身旁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鼻子一酸，“有个女孩子，被埋压在楼梯间，也就是楼的最底层。她当时是坐着的，腿被压在废墟下面，眼睛已经没有了神采。她的大腿上、左前方、右前方包括身后都是同学腐烂的尸体。队员给她戴上了安全帽，我们就开始清理她四周腐烂了的尸体，清理完了好救她出来。”
他们挖了整整几个小时，将砖石和尸体一点点地搬离，每个人都极其谨慎，因为一乱动，就有可能导致楼的进一步塌陷，增加救援难度。到最后，眼看着救援就要接近成功了，女孩的腿已经从废墟下抽了出来，再差一点点，就可以把整个人移出来时，余震来了。
“砖头从头上不停往下掉，感觉房子在摇。”胡杰的第一反应是撤，窗外的接应队员也在焦急地挥手，大声召唤他们，“有余震了，快撤！”
“余震对现场救援队员来说是最危险的。如果说救援队员正在进行废墟搜救，余震一来，不管有没有发现幸存者，队员应该首先选择撤离。这是我们的准则，不提倡无谓的牺牲。但看着幸存者期盼的眼神。撤还是不撤，我们内心也有斗争。”
他想走，可是一转身，看到那个还坐着的女孩，默默地看着他们，眼睛里重新燃起的光亮一点点地暗下去，“看得出来她真的不希望我们撤，而且离成功也就差一点点了。”
他犹豫了，砖越掉越多，队员们正在等待他的命令，最后他一狠心，“撤！”几个人如箭一般从窗户里射出去，瞬间逃离了危楼，胡杰和另外一个队员没落稳，一脚踩在马路边的瓦砾上，脚顿时肿起了老高。
待到余震平息后，胡杰一瘸一拐地回到楼边，关心着第二次的继续救援，幸运的是，最后女孩还是被顺利救了出来，整个救援一共花费了25个小时，“这是我们救援队从发现到救援成功耗时最长的一次，光小分队的队员就换了三四批。”胡杰说，救援队有规定，每一队的人数是五到六人，在现场的连续作业时间不能超过十小时。
后来他才知道，在女孩腿上的同学最开始是活着的，还会和她说话，后来就这样慢慢地走了。而当他们离开的那一刹那，女孩确实绝望了，“如果当时就是因为余震的关系我们没能救到这个女生，我会一辈子都无法释怀的。”
现在，这个女孩已经截肢，在四川大学上学。胡杰和队员只要有机会去四川，一定会去看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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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念法说他最见不得的不是死亡，而是救援的途中，看到那些家境贫苦的人们，因为穷而受难，雪上加霜。他自己是山东人，家在农村，父亲是小学教师，母亲种田，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因为家里穷，他18岁就出来当兵。父母如今还在山东，弟弟和他一样也是武警，玉树的救援他弟弟也参加了，兄弟俩在那里碰上面，“觉得挺高兴的，我们都在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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