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故宫的“小毛贼”

过去的一周，对于山东人石柏魁来说，可能是这辈子最“辉煌”的一周。在他将手伸向故宫博物院的展柜时，他可能都无法想象自己会这样出名，会这样受到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关注。
5月8日晚上，得手后的石柏魁在保安人员的追赶中，他携带金光闪闪的“战利品”逃出故宫时，不知有多少人都在猜想这个“江洋大盗”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贫病交加，身材弱小，作案手法低级。一个个谜底揭出来，看客们几乎摔掉了眼镜。
石柏魁的胆大妄为之举，让他的父母原本悲惨的命运雪上加霜。一辈子穷苦的本分农民，从未见过这么多记者，惊恐之下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逃亡之旅”。
老院长痛说当年故宫盗窃案
任职故宫博物院院长4年(实际在职仅两年一个多月)，张忠培先生亲历了三次盗窃案和一次火灾，其中，1991年发生的盗窃案至今未破，被盗的5件重要文物从此下落不明，这让他深感痛心
坐在记者面前的，是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
在接受《法治周末》专访时，他将自己称为“最倒霉的院长”———1987年6月20日，在上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亲历了两次盗窃案和一次火灾。其中，在第一次盗窃案发生时，张到故宫任职还不足两周的时间。
另外，在张忠培没有离任但已经不参与领导工作的1991年，故宫再次被盗，丢失的五件文物至今没有找回。这也是故宫遭遇的七次盗窃案中，唯一一次发生在大白天、而且至今没有侦破的馆藏文物被盗案。
他告诉记者，故宫的任何一件文物都不好单纯用金钱来衡量，每一件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
刚上任就有盗贼光顾
1987年6月20日，张忠培先生从吉林大学调任故宫博物院任院长一职，这一职务是需要中央领导人签字，由国务院总理任命的。
一个炎热夏日的晚上，故宫时任保卫处处长焦急地跑来报告：“张院长，进来小偷了，我们怎么办？”
“你们有什么预备方案吗……”张忠培急切地问道。
“说老实话，我当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听完预案之后，我利用我的‘职权’，把这件事情的处置权交给了这位保卫处处长。”张忠培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他来自公安部，比我年纪稍长，很有经验。我就在保卫处随时听他们的报告。”
这位在考古学界已经赫赫有名的学院派院长，显然还没有适应故宫工作氛围的转换。“我以前在学校，文物对于我们来说是研究的‘标本’，虽然上任院长，但还没有进入角色，一直没有从文物的角度来认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没有保护意识。”
故宫是国家一级保护单位，几分钟后，故宫就被公安人员层层包围了。
这位名叫韩吉林的盗贼当时只有24岁，来自东北。他盯上了珍宝馆养性殿里的“珍妃之印”。韩吉林在偷窃过程中触动了警报器，发现工作人员赶来时仓皇跳上房顶，然后沿着城墙急跑，在被消防警察抓住的一瞬间，韩吉林纵身跳下了高高的城墙。
由于有树木的缓冲，韩吉林没被摔死。等他挣扎着站起来的时候，被追至城墙外的公安民警按住。
抓住他之后，保卫人员马上清查这是怎么发生的，盗贼是从哪里爬进来还是以游客的身份进来之后潜伏的。
“故宫的安保系统应该是最好的。当时监控室值班人员发现可疑人员活动之后，逐级报告，最后保卫处长汇报到我这儿。”张忠培说，“经过公安人员的审讯和观看监控录像，我才知道他是以游客的身份进入故宫然后潜伏在故宫内的。”
韩吉林事件发生后，故宫对72万平方米的每个角落进行了一次彻查。“小偷潜伏在哪里，说明哪里清查得不彻底，相关负责人要负第一责任。”
3个月后，韩吉林被判处了死刑。
“在法院审理韩吉林一案期间，有关单位征询过我的意见。我说‘依法严惩’。”张培忠说。
火灾比盗窃更危险
回复该发言

韩吉林的事还在处理中，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张忠培又接到报告：故宫东线一正在进行玉器展览的房子着火了。
当时有三套方案，张忠培马上决定：按最紧急情况来处理。
五分钟之内，故宫又被包围了。消防队进来救火。
“通过韩吉林的事情，我已经意识到了安全是故宫的生命线。我穿着短裤、背心和拖鞋，领着工作人员直奔火灾现场。这次我是亲自指挥的。”张忠培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着火的位置在天花板之上，屋顶之下，救火的难度很大。消防人员爬上房顶，凿开70公分厚的房顶，往里灌水。
就在消防人员救火的时候，张忠培抓紧抢救里面的展品。玉器是经不住烧的。
展厅上锁，管钥匙的人早就下班了，张忠培让人去钥匙总库房找钥匙。他围着展厅转，边转边想办法。他试着推了一扇侧门，至今都让他觉得非常奇异的事情发生了：门居然开了！
张忠培冲进展厅的第一反应是，敲开玻璃展柜，然后用个袋子将所有展品收走运出去。
但是，很快这个念头就被他否定了。
他想起1959年十年大庆期间，历史博物馆曾经丢过几件秦代的铜尺，被定为全国大要案。在这样的大要案中，所有有关人员都要受到审查。
“如果用这样的方法，万一有一件展品掉在地上摔坏或者丢失，在场的消防人员、工作人员那么辛苦地救火之后，还要面临着被审查。”
张忠培否定了自己的第一套方案，急中生智地决定：将展柜抬出来。
他将现场的工作人员分成两组：第一组由4人组成一个小组，负责往外抬展柜；第二组的人将被抬出的展柜面对面、背靠背地看管起来，同时互相监督。
事后，展品没有一件丢失和损毁。
大火被扑灭之后，公安部连夜马上召开会议，分析事故的原因及责任该怎么承担。
“为什么雷能打下来？避雷系统出现漏洞了吗？”面对公安部门的质疑，故宫的一位工作人员刚想解释，即被张忠培制止：“先听听他们的意见。”
尽管火被扑灭了，但是就在这位考古学家、院长面前，一座明代的建筑就这样被烧毁了。
听了没几句，由于过度紧张、疲劳和痛心，当年尚处在壮年的张忠培突然晕倒，被扶出会场。
遭遇盗窃案和大火之后，张忠培在故宫内部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自查”行动，查处有过失的人员达40余名。
“我悟来悟去，觉得防火还是应该在防盗的前面。盗，最起码东西还会存在于社会，可是一把火就什么都烧光了。”
“冬、春季节，天干物燥，一个烟头就有可能引发火灾，防火意识非常重要。”
“安全是故宫的生命线。”是张忠培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专访时多次提到的一句话。同样，他当年更是让这种观念深入每一个故宫管理者的心里。
再次遭遇盗贼
“在我上任之前，故宫博物院已经4年没有院长了，内部疏于管理，职工纪律松弛，该做到的没有做到。"
尽管这位院长在任主持工作的时间仅有25个月零13天，但是其内部的纪律整顿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影响深远。
当年，他看到管理员把钱币放到一个佛塔里，吸引观众往里面投钱，闭店后用钩子把钱勾出来占为己有。
这种行为遭到了查处，并要求所有人不允许有类似的行为再发生。
“文物可能遭到破坏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想方设法‘捞外快’、贪财的人绝对当不好管理员。故宫当时有近百万件文物，这样的人会不会偷文物？”张忠培说。
张忠培进故宫的时候，全院所有人拿一样的福利金，每人每月15元。
张忠培意识到，如果要想每个人对工作岗位负责，就得责、权、利分明。自查的同时他开始研究奖金改革。
接连遭受“事故”洗礼的张忠培这样形容当时的状态：“一度无法正常地生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事故，让这位学者型院长非常紧张和焦虑。
回复该发言

就在他推行奖金改革的时候，一位看殿的员工来找他，质问为什么这个岗位没有研究员的奖金多。张忠培跟他说：“你不要说研究员，就说我吧。我可以马上到你的岗位上去工作，但是你只要能坐到我的办公室，把10分钟内打进来的电话都处理好，你就可以拿我这一级的奖金。劳动不但有量的区别，还有质的区别。”
推己及人，谈到此次故宫被盗，张先生说：“我知道有一些议论，但我不相信故宫现任院长是不注意安全的。”
就在他上任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小偷又来了。
张先生对这次事件的回忆不像韩吉林那么清晰了，甚至不记得小偷的名字。
“也是以游客的身份混入故宫，是新疆人，好像是躲在展厅外的一棵树下，天黑了之后出来行动，被摄像头监控到了。”张先生回忆说。
1987年的故宫已经有了严密的监控系统，这在当时，很多人并不知晓。
经过上两次的教训，故宫的各项保卫加强了，这个小偷还没动手，刚试着推了推养性殿的门，就被赶来的工作人员当场抓获。
据媒体的相关报道，这个小偷叫向德详，来自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当时刚满20岁。为了和一个大自己5岁的女人在一起，而决心谋不义之财。
向德详一连3天流连于珍宝馆养性殿，看上了陈列的干隆皇帝用过的一把匕首，匕首上镶着金丝和绿宝石。
3个月后，也就是1987年10月23日，向德详接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被判处无期徒刑。
未破的盗窃案
1991年，张忠培先生尽管还是名义上的院长，但已经不参与领导工作了。
当年9月，故宫再次发生窃案，铭刻馆4枚古印丢失。
“当时就是因为看殿的人疏忽大意，疏于职守，互相聊天的时候，一拨人将展品围住，然后就丢了。大白天的，东西就丢了，而且现在也没有找回来。”张先生回忆说。
据媒体的报道，这4枚古印是：“晋归义羌王”、“晋率善氐百长”、“晋率善羌扈长”、“晋庐水率善百长”四方著名晋代官印。
这是故宫历史上数起被盗案中，唯一悬而未决的案件。
不做院长之后，张忠培先生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教授至今。作为一名为故宫的建设和研究倾注过无数心血的“故宫人”，张先生对故宫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情愫。
“刚来故宫的时候，家属都没有过来，也没有房子，所以就暂时住在故宫里。”想起当年的情景，张先生感慨地说，“夜晚的故宫很优雅，尤其在闹市中，有那么一大片清静之地，早晨、傍晚还能听到鸟儿的鸣叫，很享受。”
刑侦专家评说故宫盗案
公安部刑侦局原局长卓枫：看到故宫被盗的新闻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可想象，这样的案件在本来不该发生的地方发生了！
法治周末记者 郭国松
故宫盗窃案发生后，舆论一片哗然。
人们惊讶的是，在故宫这样的地方，一个"临时起意"的小毛贼，仿佛闲庭信步一般，不仅在闭馆后成功地藏匿于宫内，而且在夜深人静之际窃得正在故宫内展览的物品，被发现后又轻松地逃之夭夭。
对于号称"京城第一保卫处"的故宫而言，这起盗窃案不仅意味着耻辱，而且暴露了严重的责任缺失。倘若不是公安机关在案发后迅速破案，将疑犯缉拿归案，并追回一部分被盗展品，故宫方面又该如何向世人交代？
为此，《法治周末》记者采访了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原局长卓枫。在这位刑侦专家眼里，所有的问题最终归结为4个字：麻痹大意。
《法治周末》：中国最有价值的文物大都集中在故宫，因此，这里一向警卫森严，有"京城第一保卫处"之称。据媒体报道，故宫内部根据不同的情况，将保卫体系划分为"防护区"、"监控区"、"禁区"三大区域，使用"技防"、"人防"、"物防"、"犬防"等一整套手段，每天闭馆后，至少有1600个防盗报警器、3700个烟感探测器和400个摄像头在同时运行。
回复该发言

但是，能够突破如此严密的防控系统，并不是电影镜头中身怀绝技、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而是一个小小毛贼。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卓枫：看到故宫被盗的新闻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可想象，这样的案件在本来不该发生的地方发生了！这起被盗案的教训说明，不是有了制度，把制度写好挂在墙上就行了，关键问题是要有具体的措施落实制度。故宫的监控手段很先进，但是，科技再先进也要依靠人。那么多监视器，有人进去了为什么没有发现？很可能就没有人值班。
在那些本来应当严密设防的单位，特别像银行这样的地方，过去就曾经出现过问题，怕使用起来麻烦，把监控系统关闭了。有的地方安装监控系统，目的是为了应付检查，平时出于侥幸心理，不用那些监视系统，一旦出了问题，后果往往很严重。
我们常说亡羊补牢，这次故宫出了问题，全国还有那么多文物保护单位，是不是存在类似问题，要以此为教训，逐一检查，堵塞漏洞。当年的开封"9·18大案"，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破案，被盗的文物已经流失到了海外。所以，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公安机关，要追查工作失职的人员，否则，这样的问题以后还会发生。
《法治周末》：由于故宫的特殊之处，盗窃案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作为事发单位的故宫博物院处在舆论的漩涡中，当地公安机关无疑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短短的58小时，成功侦破这起盗窃案，并且抓获犯罪嫌疑人，追回了大部分被盗窃的物品，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您对北京市公安局迅速侦破此案有何评价？
卓枫：故宫发生盗窃案，社会影响巨大，案子不破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市公安局能够迅速破案，为警察争光，是一件好事，值得庆贺。我想，对于这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从公安部到北京市公安局，首先是领导要有决心，这样才能增强破案的信心。
这么快破案，显然得益于周密的现场勘查和技术手段的运用。案件发生后，现场勘查非常重要，由于现场勘验不细致，就会失去破案的时机，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教训，包括北京市公安局。现场勘验后才能决定侦查方向，作为刑警，情愿把工夫花在这里，不能无的放矢。
还需要强调的是，在案件没有侦破之前，一定要严格保密，对案件的线索、侦查范围、侦查方向等，不管舆论压力有多大，都要按照自己所确定的方案去做，不能向媒体泄露与破案有关的任何信息。现在是信息社会，传播手段很先进，犯罪分子也会通过各种手段了解信息，从而采取反侦查措施，给案件的侦破带来困难。
《法治周末》：据北京市公安局向媒体透露，故宫被盗案的侦破，是通过提取案发现场的指纹，从而锁定犯罪嫌疑人。此前，嫌疑人因为非法携带管制刀具，被北京市西城区公安机关拘留过，并留下了指纹。正是通过对案发现场提取的指纹的比对，最终破获了案件。
虽然北京市公安局不肯透露破案的细节，而只是含煳地说"通过技术侦查手段"，锁定犯罪嫌疑人，但由此传递出一个信息，此次破案，技术手段提供了重要支持，特别是指纹比对。这也再次说明，在当今人口流动极为频繁的社会大背景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犯罪信息资料库是多么的重要。您对此有何建议？
卓枫：刑侦技术是刑事侦查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辅助手段，但我还是要强调，无论技术多么重要，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人。我们过去经常说的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这种老掉牙的经验，在今天仍然有用。犯罪分子就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依靠群众，犯罪分子就无处藏身。所以，当刑事案件发生后，发动群众，对案件的侦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回复该发言

关于建立犯罪资料库的问题，当时换发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公安机关希望能把指纹等信息输入身份证。但某些领导有不同意见，说对于没有犯罪的普通公民，让人家按指纹，这不是旧社会的杨白劳？
过去对建立犯罪资料库的问题也有很多研究，但很难落实。那时候经济落后，经费短缺，技术手段非常原始，各地自行建立了一些犯罪资料库，由于不能联网，资料无法共享。像北京市公安局这次破获故宫被盗案，刚好当地公安机关就留有犯罪嫌疑人的指纹。假如嫌疑人的指纹保存在其他公安机关，而没有一个全国联网的犯罪信息资料库，就不可能这么容易锁定犯罪嫌疑人和侦破案件。
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犯罪信息资料库也不是一次建起来的，都需要很长的时间，逐步积累资料。因此，我们现在必须着手建立全国性的血型(包括DNA)和指纹等资料库。这个问题的难点在哪里呢？经费是一方面，关键还是领导的认识，如果重视就能做的很好。
比如血型的采集，医院就是一个源头，能否协调卫生部门做这项工作呢？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要配备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要有充足的经费保障，还要合理合法。
在《法治周末》记者采访卓枫老局长时，一位地方公安局局长提供了最新的与犯罪信息资料库相关的情况。
这位局长说，他们在办理刑事案件时，每一个涉嫌刑事犯罪的人，指纹、照片、身高、体貌特征等资料都要被逐项采集，一部分人还被提取DNA样本，然后全部进入资料库。
由于技术手段的普遍应用，现在，在地市一级、甚至条件好的县级公安机关，都可以做DNA检验。这位局长结合办案的经验说，实际上，DNA技术对破案所发挥的作用，比指纹更加有效，他们就曾经在案发现场提取了作案者的一口痰，通过DNA检验后，将数据输入资料库，立即侦破了案件。
据这位局长透露，现在的犯罪信息资料库已经可以做到全国联网，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将案发现场提取的相关信息输入资料库后，如果有对应的资料，就可以立即查找到犯罪嫌疑人……
如何守卫故宫180万件文物
我悟来悟去，觉得防火还是应该放在防盗的前面。盗，最起码东西还会存在于社会，可是一把火就什么都烧光了。安全是故宫的生命线。
故宫里的任何一件文物都不好单纯用金钱来衡量，每一件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
5月15日，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接受《法治周末》记者专访时表示："故宫遭窃，有自身的原因应该总结。但是近年来，文物盗劫之风上扬，仅去年一年，全国文物犯罪案件937起，平均每个省市达30余起。盗掘古墓案件451起，平均每省市十五六起。"
据张忠培介绍，上述数字还不包括未报案、未立案的。"数量之大、频率之高，我不能说这是绝后的，但是空前的。从从世界范围讲，这是绝无仅有的。可说是独此一家。这么严重的情况，不应从社会和制度上考虑吗？这是只有综合治理才能解决的问题题。单兵突进解决不了这么重大的社会和制度的问题。"
法治周末记者 焦红艳 高原
《法治周末》：北京市文物局负责人指出，目前博物馆安保技术已无懈可击，最大的漏洞在于人员的意识和责任心，您怎么看故宫的这次失窃事件？
张忠培：相关负责人员在责任心和警惕性上确实存在着问题。
首先值班人员在清查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人，发现后居然又让人给跑了，这就涉及到发生事故时是没有查，还是没有查清楚的问题。
其次，我听说人跑了之后查到了凌晨3点，但是没有发现问题。那是摄像系统出了问题？还是根本就没有查清楚？
回复该发言

最后，工作人员在发现了可疑的人之后，应该查个水落石出。查不到这个人应该查库房、展厅有没有失窃。应该向主管院长汇报，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由主管院长决策。主管院长决策不了该向院长汇报。这样一个程序是否做到了呢？如果没有做到，问题出现在哪个环节？或哪些环节？
《法治周末》：盗窃案发生后，舆论对故宫管理机构提出了激烈批评，这些责任应该如何追究？
张忠培：故宫存在疏忽，但故宫不该被媒体娱乐化，而应该从更大的角度去看问题。
故宫失窃了，但同时，我们应该想到还有哪些地方文物也在遭受破坏和流失。故宫180万件文物，故宫人承担的责任和压力都很大，不容易。如果只是追查故宫的责任，追查需要几个人来负责任，倒最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故宫失窃案只是整个文物安全案件反弹中的一个案例而已，不能孤立地只谈故宫。
《法治周末》：除了故宫管理者自身的检讨，故宫失窃背后还有哪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张忠培：我觉得社会的原因是我们最该关注的，故宫也是社会的一部分。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治安情况。中国社会两级分化现象很严重，社会出现了绝对贫困化的现象。
另外我想说，再安全的防备，也有可能出现漏洞。这个问题不能抓住故宫不放，要从社会层面反思问题。事情发生了，破案了，然后处分一批人或者再表彰一批人，这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法治周末》：故宫的这次事件引起来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关注，对故宫安防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张忠培：中国七分之一的文物在故宫，七分之一的一级文物也在故宫。现在故宫有180万件文物，职工不到1500人，平均下来，一个人要管1200多件文物。况且故宫又那么大，你想想责任该有多大？难度有多大？
除了文物，故宫本身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还要保护建筑。故宫就相当于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这样的地方出现了小偷，当然会引起世界的注意，国际上也会有一些声音。
来自各界的声音，我们要采取欢迎的态度。国外一些好的安保模式、符合中国国情的，加以考虑改造吸收。
《法治周末》：媒体报道说，台湾故宫45年来零失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忠培：我几次到过台湾，曾经有一次在台湾待过整整一年，台湾的治安整体比大陆好，收入分配的差距和贫富差距较大陆小。台北故宫是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既有文物又有皇宫，在安保方面会对北京故宫博物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台湾在制度层面上较我们大陆完善，台湾的追责机制比我们完善。
《法治周末》：故宫失窃案之后，国家文物局有关人士说，近些年来文物犯罪呈上升的状态，是这样吗？
张忠培：文物体制是社会体制的一部分，这次故宫失窃，也涉及到了整个文物体制的问题。
首先要从源头上抓起。为什么会有盗窃文物事件，是因为市场有人收购，存在着由盗到销售的一条龙，甚至在偷盗文物之前，已经先有买家等在那里了。
文物盗窃背后往往先有销售渠道，盗窃主谋甚至能先拿到部分预定资金，然后再雇一些人去盗。往往我们抓到的盗窃者有些属于这个链条的最底层，分得的利益也最少。
盗的根源在销，销的根源在于需求方。取消文物市场不太可能，只能从源头上加大管理力度，重点打击源头。
《法治周末》：文物管理的难度在哪儿？
张忠培：有些盗劫发生在农村，古墓被盗村民不报案，有些村干部还参与分脏。另外，有些文物盗窃案背后，我们居然看到了权力勾结、官匪勾结、警匪勾结。有一个案件，居然当地的9个刑警里有7个和盗墓者勾结。
基层政府是关键。洛阳曾经有个盗墓案件，最后查不下去了，刑警说抓不了，后面的保护伞太多。我认为所有的文物，各级政府都要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担当起各自的责任。
回复该发言

《法治周末》：在文物保护上，目前的法律有哪些地方存在缺陷或亟待从制度方面予以完善？
张忠培：我认为，我国的文物法规是相当完善的。从制度上来说，地方领导对文物保护的意识还不够，执行文物保护法不力，还存在行政违法问题。群众想要保护文物，也没有相应的渠道来保证，也就是说即使群众看到了有人正在破坏文物也不能成为诉讼主体。
在国外，如果政府破坏了文物和环境，公民是有权利将政府告上法庭的。可是在我国，法律规定只有文物主管部门才能成为诉讼主体。问题出现了，文物局局长能去告市委书记吗？
我想应该从制度上让群众有参与的渠道，渠道畅通了才更能保护文物的安全，这个渠道要有司法的保障。
现在文物保护的力量很有限，有些盗窃文物的人甚至是带着枪的，一线保护文物的人员面对着极大的危险。
《法治周末》：您如何评价当下整个社会、特别是官员对文物保护的意识？
张忠培：政府官员的保护意识不够。只有群众的重视是不够的。
目前，文物保护法的地位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要保护文物，就要坚决严格、毫无折扣地执行文物保护法，追究行政违法的责任。
我希望能通过这件事，为文物安全敲响警钟，从而引起全社会的反思，检讨我们的制度和责任。
整个社会都要全面深刻地反思，要站在文物保护法的角度进行反思。只有反思才有正确的认识，采取正确的措施，才能使文物保护改变现在的局面。
《法治周末》：近年来文物安全案件呈现反弹趋势，原因何在？
张忠培：我觉得和废除文物盗窃死刑有关系。
目前，国家文物局针对文物盗窃案的高发，正在与公安部一起开会研究启动2011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
人大取消盗窃文物的死刑，我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我觉得取消死刑，会导致法律的威慑力下降、文物盗窃案增多。
1980年代盗墓很猖獗，当时我作为人大代表参加了文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先修改了文物保护法，刑法同时作了相关的修改，使刑法和修改了的文物保护法连接起来。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这次刑法第八次修改之前征求意见时，我作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曾在考古学会的有关会议上发起过签名活动，并提出建议，唿吁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要取消有关文物犯罪的死刑。但我们的意见没被采纳。
我觉得要处理好文物盗窃的问题，有必要用重法。
《法治周末》：当年您刚到任时发生的那起被盗案，内部是如何问责的？
张忠培：先是彻底清查事故相关的责任人，谁的职责范围出问题谁就要负责任。当时一共清查了40个相关责任人，采取了通报、批评、记过等处罚措施。
《法治周末》：您当年在故宫内部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是基于什么考虑？
张忠培：当时被批评的人很不满意，对我意见非常大。
但是故宫由于多年疏于管理，安全隐患多，而安全是故宫的生命线，因此非进行改革不可。
我改革的第一刀，就是对失职人员进行行政追责。
第二刀，落在故宫的管理体制转型。在我来故宫之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管理制度。我想，靠人治的话，就算现在能治好，那也不能保证将来不发生变化，所以必须要有规章制度。
我从制度建设入手，制定出各个部门的规章制度，明确各个处室的职责，让大家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是什么。好的利益分配原则是保障规章制度发生效益的前提。否则，规章制度就是一张白纸。
第三刀，做完了管理制度转型之后，我做了关于故宫的清仓查库、建立文物总目、全面测绘故宫建筑以及搞好科研和展览的七年规划，但是后来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没有来得及执行。
回复该发言

张忠培：男，汉族，湖南长沙人，1934年生，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本科。1957年至1961年初攻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副博士研究生；1984年任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1987年至1991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故宫大盗的惊人相似
法治周末实习生 张歌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整理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算上刚刚发生的这起盗窃案，新中国成立以来，故宫已发生过7桩盗案。
历史就是现实。《法治周末》记者梳理前后记录在案的6起故宫盗案(1991年的盗窃案未破)，竟发现案件之间有许多的共同元素，这或许就成为那百密间的“一疏”。
厕所与夹道是盗贼最爱
1959年8月15日，故宫。
下午4时许，20岁的武庆辉仔细查看地形后，发现夹道里的一个公厕很不起眼，于是钻了进去，提心吊胆地藏了3个多小时，等天渐渐黑下来，听见工作人员都走了，才蹑手蹑脚地走出厕所实施盗窃。
1962年4月16日，故宫。
当晚，36岁的孙国范先是藏在珍宝馆大门外厕所后边的阴暗夹道里。天黑无人后，他翻进了珍宝馆院子，钻进养性殿，破坏展柜实施盗窃。
1980年2月1日，故宫。
下午3时许，25岁的陈银华熘进了事先看好了的珍宝馆门外东南的厕所里。
厕所后窗户外是一个1平方米多的小天井，装有铁丝网。他踏着铁丝网上了厕所的房顶，蜷缩在那里等着珍宝馆的工作人员下班。
当晚6时，陈银华脱掉大衣扔在房顶上，从厕所房顶爬到珍宝馆院墙，跳进了院内实施盗窃。
1980年夏，故宫。
24岁的韩吉林趁院里工作人员不注意，身手麻利地翻墙进了一个小夹道，然后七拐八拐，到了珍宝馆边上一个不对外开放的院子里。
他没耐心等到天黑，光天化日之下，就行动了。
2011年5月8日，故宫。
上午10时许，28岁的石柏魁躲在展厅与西配房的夹道直至天黑。
20时许，他关闭西配房内供电系统总闸，破坏展厅玻璃和内部展板后进入展厅完成盗窃。
盗贼的包
1959年8月15日下午，武庆辉向姐姐要了五毛钱，把姐姐家的一把钳子装进一个花书包。他要去故宫盗宝。
1962年4月16日夜，孙国范翻越故宫大墙时，身上背着包。
1980年2月1日，陈银华背着背包潜进故宫，用改锥撬坏了金丝楠木展柜，“珍妃之印”被装进了背包。
1980年夏的一天，当“滴滴”的报警声响起时，盗贼韩吉林慌忙钻出了养性殿，在一片“站住！”声中，蹿上了养性殿与干隆花园之间的墙头。
惊慌中，人造革包丢了。
2011年5月8日。石柏魁盗走9件展品，怎会少了包！
盗贼只认金
1959年8月16日清晨，故宫管理员发现养性殿靠近地面的一块大玻璃碎了。
经清点，殿内14页金册中的8页和5柄玉雕花把金鞘匕首不翼而飞。
盗贼武庆辉认准了这些闪闪发光的金子“能换钱，能换好多的钱”。
1962年4月16日夜，故宫工作人员清点孙国范身上背包里的赃物，见有1个金酒杯、4个金碗。
侦查人员随后又在房顶上找到两个金手炉盖，在珍宝馆的墙下还找到两枚金印。
后来，故宫工作人员把孙国范盗窃的珍宝放在秤上一称，竟然有48斤重！
1980年2月1日，养性殿展柜里的那枚硕大的“珍妃之印”让23岁的陈银华垂涎欲滴。
“珍妃之印”摆放在高贵的金丝楠木做的展柜里，说明文字上的“金质”二字牢牢地吸引着他的眼球。
1980年夏天，韩吉林也相中了“珍妃之印”。他在落网后说：“那块实心金疙瘩贼老大，能打不少金镏子”。
1987年7月，向德强参观故宫，相中了珍宝馆养性殿陈列的干隆皇帝用过的一把镶着金丝和绿宝石的匕首。
回复该发言

2011年5月8日夜，故宫诚肃殿的香港“两依藏珍选粹展”展厅内9件金器失窃。盗贼是石柏魁。
盗贼之前的案底
记录在案的6桩故宫盗案6个毛贼，4个有案底。
1962年的盗案中，孙国范的指纹与公安部通报的两起大盗案现场遗留的指纹是一致的。
那两起大盗案一起是1957年7月甘肃省兰州市被盗的价值万元的56只手表案；一起是1959年9月河南省郑州市被盗的6770元现金案。
1980年2月的盗宝贼是25岁的陈银华。1979年3月，他在原籍湖北应山县西花商店偷了2700元现金，被判了4年徒刑，劳改半年后逃了出来。
盗窃故宫时，陈银华很会自我保护，他戴着一副手套，因为公安局早就有了他的指纹案底。
同年夏天的故宫盗贼韩吉林曾经也是问题少年。14岁那年，韩吉林和几个哥儿们偷了县副食店仓库里价值上千元钱的烟酒，被送去少管。
重新回到社会上后，只因偶然在电影屏幕上看见了故宫琳琅满目的展品，韩吉林蛰伏的贼心又蠢蠢欲动了。
2011年5月8日的故宫盗案发生后，警方通过指纹对比锁定嫌疑人石柏魁。
据介绍，石柏魁在2008年4月8日曾因随身携带管制刀具，被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广外派出所治安拘留，他的个人信息得以录入警方的数据库，留有案底。
盗贼的工具
综合6起故宫盗案，盗贼们盗窃工具相当简单：锥子、钳子、破布条、电线，有的干脆就地取材。
1959年8月，武庆辉用钳子砸碎玻璃，拿了8页金册和5把宝刀装进包里，原路出了养性殿。
1980年2月，陈银华事先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一把改锥，又买了绳子配合作案。
1980年夏，韩吉林没和妻子打招唿，带上一把匕首匆匆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他以为到故宫去偷一块金子就如同探囊取物，费不了什么事儿。他理直气壮地走向养性殿，弯腰抄起养性殿门外一块大倚门石就砸向了养性殿的玻璃门。
1987年7月，向德强到了北京，他一连3天去故宫，并在珍宝馆养性殿陈列的干隆皇帝用过的一把匕首前流连忘返。
回到旅馆，他把墙上晾衣服的一根长尼龙绳解下来，准备夜里偷盗的时候用。
2011年5月，石柏魁翻越宫墙。有报道说是“一根电线帮了他的忙”。故宫一位安保人员说，这根电线是以前施工时遗留在上面的。
借助电线，石柏魁爬出了斋宫宫墙。
盗贼的命运
1960年3月，武庆辉因盗窃文物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62年12月，孙国范被判处死刑，很快被执行，成为新中国后故宫盗宝案中第一个被枪决的罪犯。
1980年8月12日，陈银华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是因盗窃故宫珍宝锒铛入狱的第3人。
1980年夏，盗窃案发生3个月后，韩吉林被判处死刑。
1987年10月23日，向德强被判处无期徒刑。
2011年，石柏魁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回复该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