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性艾滋病的5年传闻之旅

2011年4月6日，卫生部“高调”地向社会发布通报指出“阴性艾滋病”并不是什么未知病毒，而是一种“恐艾症”。至此，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知道了“阴性艾滋病”这个名词。
其实，不同于公众的新鲜和好奇，“阴性艾滋病”并不是突然乍现的事物，它已经在网络世界潜伏、流转了多年。
网帖、QQ群、论坛、微博，从个人倾诉到集体发泄，最终到媒体的喧嚣报道，阴性艾滋病传闻最终成为一个让政府卫生最高部门必须“用心”对待的“公共卫生事件”。
网络世界的喧嚣
追寻“阴性艾滋病”——这个被说得神乎其神的病毒在网络世界的“蔓延”过程并不容易。因为根源不明晰，查无头绪，疑点众多，这似乎是一个传闻“流传广泛、传得可怕”的必要条件。
大概5年前开始，互联网上出现一些感染“不明病毒”的患者的唿救帖子。在这些帖子中，自称感染“未知病毒”的人均称身体出现了淋巴肿胀、皮下出血、舌苔生绒毛等类似艾滋病的症状。由于感染此病毒的人大多有高危性行为，发帖者大都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慢慢地，这些认为自己感染了“阴性艾滋病”的人群开始在网络上聚集。目前，本刊记者所能追查到的线索是，2006年10月18日，一个名叫“陈宏”的人创建了“未知病毒群”，该群人数很快爆满。
随着申请加入“未知病毒群”的人依然在不断增加，又有人成立了“不明病毒港湾群”、“未知病毒交流群”等多个QQ群。
2011年4月12日，本刊记者试图加入上面的3个QQ群，以便多方面获取一手准确材料；但是，不知何种原因，有两个QQ群显示“服务器正在受理，请耐心等待”，另一个QQ群干脆拒绝添加任何人。
目前，在中国类似的QQ群共有数10个之多，每个群里都有一两百人。在QQ群里，这些“阴性艾滋病”感染者互相交流自己的症状和感受，寻找自救的方法。
除了空间性较为封闭的QQ群外，一些认为自己得了“阴性艾滋病”、“未知病毒”的人开始在网络论坛、微博继续“传播”与此有关的信息。
“生命之声”论坛就是一个未知病毒感染者的论坛。本刊记者发现该论坛发布的信息大多与“未知病毒”
有关，例如，有求医问药、发布自己最新病情的病友互助板块，有约束“病友”行为并让“病友”相信政府和医院的公约，有很多为“病友”出谋划策的围观者建议他们去查B19微小病毒、幽门螺杆菌病毒，还有向他们推荐医院和医生的专业医生。自称“未知病毒感染者”的他们，不像传言中所说的是无人关注、孤立无援的。
“生命之声”论坛的在线人数为73 人，最高访问记录是2011年4月7日，也就是在卫生部向公众通报不存在“阴性艾滋病”之后，有293人。
2010年11月前后，新浪微博上开始出现很多署名“不明病毒感染者”的微博，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一个名为“@不明传染病患者杨诚”的微博。该微博的首页内容几乎全是关于阴性艾滋病的，唿吁人群关注他们。
截至4月14日，该微博拥有718名粉丝。作为一个不是名人的人，能拥有这样的粉丝数已经不易了。
通过网络传播，笃信“未知病毒”存在的群体正在渐渐扩大。他们慢慢走下网络，走进各大医院和当地疾控中心，寻找全国最知名最权威的专家、教授，一次次追问：“我们究竟得了什么病？是未知病毒吗？”
港媒的炒作与卫生部的回应
2009年7月，中国疾控中心开始启动“自述阴性艾滋病感染者”的调查工作。差不多在同一月份，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也接到了“感染者”的电话。除了打电话，“感染者”还推举一名网友给曾光写了一封信。
他们在信中向专家表示：“不加分析地一味以‘恐艾症’来解释处理问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疾控部门及医疗机构的不作为。”
回复该发言

接到信后，曾光立即安排助手进行调查，在“真相群”中发了一封公开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曾光给“患者”们写了5封信。
2009年10月，多家媒体逐渐关注并报道“阴性艾滋病感染者”。
2009年10月14日，《南方都市报》以《活在“未知病毒”阴影下》为题，报道了这一群体；同年10月27日，《大河报》报道这一群体，提出了“患者”究竟是“恐艾症”还是“未知致病因素”的疑问；2010年1月11日前后，《新民晚报》《武汉晚报》《文汇报》等媒体的报道中将这一群体划入“恐艾症”并提出“不排除少数人感染了未知病毒”。
2010年1月10日和17日，国家疾控中心通过网络招募了59名“患者“在北京地坛医院”进行了第一次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该人群艾滋病抗体检测均为阴性，未检测到相关致病病原体，缺乏新病毒或未知病原体感染的证据。
中国疾控中心将检测结果和初步结论向该人群作了说明，但未得到该人群认可。后中国疾控中心又将采集的血液标本送美国相关实验室进行病原学检测。目前，美方反馈称已经检测的样本艾滋病抗体均为阴性，尚未检测到相关致病病原体。
在第一轮调查后，2011年2月～3月，卫生部又组织专家制订了“自述疑似艾滋病感染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案，并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和广东6省(市)开展了系统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6省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引起香港媒体炒作。香港媒体的报道称，患者感染“阴滋病”后，会出现淋巴肿胀、皮下出血、舌苔生绒毛等症状，而且传染病专家对该病毒毫无办法，病毒在不断扩散，至少有6个省市已发现该病毒，患者多达数千人，其传染能力令人担忧。
因为香港媒体的“炒作”，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途径知道有个不明病毒的群体后，2011年4月6日，卫生部向社会通报自述疑似艾滋病感染人群调查情况：“目前可排除该人群感染艾滋病病毒，没有证据表明该人群所述疾病具有传染性和聚集性，没有临床、实验室和流行病学证据支持该人群患有某种传染性疾病。”
4月11日，卫生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强调“有所谓的‘阴滋病’的说法，也没有‘阴滋病’的病毒，公众不需要恐慌”。
最近，钟南山公开表示“阴性艾滋病”并不存在，也没有什么未知病毒。
曾光也说，这些“阴性艾滋病”患者谁都怀疑，就是不怀疑自己。这些群体中的不少人都偏执地不断地做各种检测，有人甚至用自我伤害的方式，让自己感染真正的艾滋病，却很少有人求助于心理医生。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们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
非典、水污染、毒奶粉、疫苗、阴滋病……天灾、人祸，最近几年，没有一年安生过。
自欺、惊恐、从容、迎战、出击……在公共卫生事件中，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的表情也越来越自信。
风险社会，阵痛在所难免，只要这是一个公民社会成长所要付出的代价。
2003年，掩盖非典病例与一部法律的出台
在大多人的记忆里，8年前在广东肇始、在北京得到最大规模传播的SARS疫情，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的冲击。
2003年2月，一种类似肺炎的怪病在广东地区肆虐。很快，这种后来被人们广泛称为SARS的疾病在中国扩散。政府试图通过减少通报的病例安抚人们的不安情绪。4月3日，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宣布，北京只有12例SARS病人，死亡3例，卫生部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控制”。4月4日，解放军总医院一名退休教授写了一封署名信称，仅他知道的北京309医院就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已有6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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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SARS疫情的蔓延，一方面是官方的“谎报军情”，各种传言不胫而走，并以几何数的速度四处散布。据说可以杀菌消毒的板蓝根和白醋成为人们疯狂抢购的物品，社会一时陷入混乱。
饱受国际舆论批评和质疑的中国政府通令不得瞒报SARS疫情。2003年4月20日，高强在第三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全国的SARS病例已经上升到1807例，其中死亡79人；北京的SARS病例突然飚升至339例，死亡人数上升至18人。
除了这次“大幅度翻倍”的病例外，当天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张文康被免去卫生部党组书记的职务，孟学农被免去北京市市委副书记的职务。此时，距离张文康出任卫生部部长也就一个月，孟学农担任北京市市长不到两个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从此，卫生部坚持每天向社会公布全国疫情，先后召开9次新闻发布会、24场新闻通报会、吹风会和媒体见面会。终于，在这种前所未有的信息透明面前，蔓延全国的大恐慌渐渐平息。
因为一场疾病而导致的社会失控，让中国政府意识到应急管理能力是自己的一块“短板”，必须尽快整修。2003年5月7日，国务院全文发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将政府在公共卫生事件应有的表现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2005年，哈尔滨水污染与部长的引咎辞职
2005年11月13日， 吉林省吉林市石化公司双苯厂胺苯车间发生爆炸，成百吨的苯流入松花江并造成水质污染。
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吉林、黑龙江、哈尔滨政府重复了SARS前期的传播套路——瞒报。当时，吉林市一名官员信誓旦旦地表示，吉化车间爆炸不会造成大规模污染，没有大规模疏散居民计划，对松花江被苯污染一事只字未提。
11月21日，已经知道松花江被污染的哈尔滨政府以“供水管网设施进行全面检修”为由发出“停水公告”，表示将在全市停水4天。面对这个无法自圆其说的“停水公告”，各种怀疑、猜疑和谣言开始涌现，“饮用水网中被投入了可以导致2亿人死亡的剧毒氰化钾及氰化金钾”。
11月22日，哈尔滨政府连续发出的两份公告终于道出实情，“因中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爆炸后可能造成松花江水体污染，市政府决定停止向市区供水”。虽然当地政府公开承认了危机，但在公告中，政府只是请求市民谅解，并没有说明会采取什么样的应急措施。于是，人们纷纷扑向超市，抢购物资，商场的饮用水一夜脱销；火车站、飞机场人山人海，很多人开始逃离哈尔滨。
面对即将失控的局面，一直“失语”的当地媒体开辟《关注松花江水污染特别报道》版，相关报道逐渐增多，恐慌、谣言和疯狂抢购行为逐渐平息。之后，关于松花江污染段的流向和沿途的防范情况逐日公布，信息基本公开化。
2005年12月2日，中央电视台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松花江重大污染事件的通报。通报指责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领导的环保总局对这起事件造成的损失负有责任。不同于因SARS被中央直接免职的张文康和孟学农，解振华最终引咎辞职了。
2008年，信息公开下的“大事件”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十多天后，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成为《条例》实施的第一场“大考”。当天，北京、上海、重庆、贵州、河南等地的政府部门，针对当地群众的疑虑和恐惧，及时发布信息稳人心、辟谣言。
5月13日16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民政部、中国地震局有关负责人向中外记者介绍了汶川地震灾害和抗震救灾进展情况。从那时起的一个多月里，中国政府每天都会发布更新的地震伤亡、失踪人数。政府信息的及时公开为救灾赢得了时间和民心，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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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9月9日，甘肃的一家报纸称有14名婴儿同患肾结石，这些孩子自出生起就一直食用河北石家庄三鹿集团所产的三鹿婴幼儿奶粉。三鹿奶粉事件逐渐被全国关注。9月11日，国务院成立的联合调查组发现三鹿集团生产的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氨的污染，导致大量的婴幼儿患肾结石；9月13日，中国政府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召开“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情况发布会。
此后，中国政府用“疾风骤雨”的方式处理“三鹿奶粉事件”：排查、救治患病婴儿，对患病婴幼儿实行免费救治，所需费用由财政承担；全国排查所有奶制品，在第一时间通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将合格与不合格奶粉、液态奶及其他相关奶制品名单向世界颁布；三鹿公司停产，召回所有受污染产品，处置相关责任人，全国范围内实行安全整治……
2008年9月20日，卫生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开通婴幼儿奶粉事件健康咨询热线12320，消除公众任何疑虑。各种媒体上，关于问题奶粉的报道和最新动态层出不穷，民众在第一时间了解了事件的前因和进展。政府的果断介入，迅速平息了各方的不安。
2010年，麻疹免疫“突击”与沟通大众理念
2010年9月1日，卫生部向公众宣布将在10天内对近1亿名儿童接种强化麻疹疫苗。这场强化免疫活动，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最先开始流传的是“慢性毒药论”，部分北京市民在9月初就收到这条骇人的短信。更有甚者在网络上将这次麻疹疫苗的强化免疫活动描绘成一场“外国对中国进行灭种”的政治阴谋。很快，一位免疫学博士的质疑在网上广泛地传播。这位自称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博士在博文中表示“如果是自愿，我不准备带女儿进行麻疹疫苗的强化接种”。网络流言愈演愈烈，公众质疑与日俱增。9月6日～9日，卫生部网站连续刊登12篇文章，针对此次强化免疫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公开解答。9月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又在其网站组织麻疹疫苗强化免疫的在线访谈，邀请了世界卫生组织官员PeterStrebel、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回答网友问题。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政府、医学专家、媒体纷纷力挺麻疹疫苗，但公众的疑虑并没有散去。在经历山西疫苗案后，当时正是民众对疫苗信任度最低的时候。而政府的“一刀切”以及忽视事前的广泛社会动员的做法(外国在进行类似公共卫生活动时，一般会进行三四个月的社会动员)加剧了公众的信任危机，不少家长还是作出了“不给孩子接种强化麻疹免疫疫苗”的决定。
全国麻疹强化免疫风波提示政府，公共卫生工作需要强化与大众的沟通。很快，这种理念在2011年4月6日得到了运用。当天，卫生部“高调”地将尚未被普通大众了解的“阴性艾滋病”传闻主动亮给社会。
一段时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性学女硕士彭露露求职无门的报道备受关注。彭露露硕士研究专业是“人类性学”，目前她正在读研究生三年级，虽然她已经在学校带过一个学期的“性科学概论”课程，得到了导师和学生的认可，但是寻找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却屡屡碰壁。毕业生找工作难不是什么新闻，吸引大家关注的原因是因为她所研究的专业——“人类性学”，为什么用人单位一见她所研究的专业就连连摆手？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面临尴尬境地？“性健康教育”是否必要？
寻找彭露露
我没有见过彭露露本人，只是在网上看到她身着汉服开心地笑着，就喜欢上她那双纯净的眼睛；只是通过数次电话，就喜欢上她爽朗的笑声、开诚布公的谈话方式；只是很简短地与彭露露以及她的导师彭晓辉进行交流，就改变了我对性教育的认识。是什么拥有如此大的神奇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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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诸多疑问，2011年3月30日，我开始寻找彭露露的联系方式。
查号台——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彭晓辉副教授。我首先找到了彭露露的导师彭晓辉，他一听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就说他的电话快被打爆了。于是，我决定先和彭老师聊聊。
其实，彭露露并不是彭晓辉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前面的几个毕业生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尽管研究方向有差别，但都属于人类性学。可彭露露却遇到了就业难题：想当性教育教师无学校接收。“问题是中小学甚至大学不设这个课程，就没有这个编制。”彭晓辉分析彭露露找专业对口的工作遇到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
彭晓辉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至今社会上对性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说最有代表性意义的就是“生理卫生课等于性教育”的看法， “当年周总理提出生理卫生实际也是性教育，其实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下的一个委婉说法。但现在大家还把生理卫生认定是性教育就是错误的”。
彭晓辉自己的性学研究之路就颇为周折。2000年，彭晓辉正式拥有“人类性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导师资格。但由于没有对应的学位点，只能将其挂靠于院里的“动物学”学位点。两年后，彭晓辉才正式招到第一名研究生。彭晓辉告诉记者，自己曾向学校申请成立“性科学教育与研究中心”，因被要求隐去“性”字而只好作罢；也曾申请在该校成立“性学系”，提出“性心理学”和“性教育学”专业设置，期望摆脱挂靠其他专业的现状，最终也不了了之。2002年，彭晓辉和美籍华人阮芳赋曾走访武汉大学、南昌大学等8所高校，意欲与部分高校协商开设性学专业，均无果而终。
而现在，在“大本营”华中师大，性科学教育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况。其实，6月份即将毕业的彭露露很希望留校，接手导师的工作。然而，现在高校门槛陡然增高，起码需要博士文凭。
“总有人误读这个专业。”彭晓辉无奈地解释。首先，性学知识和性的品质的积累是人格的一个部分，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以前顾不得，是因为先要填饱肚子；现在肚子管饱了，我们要提高生活品质了，必须要向这方面深入，是需求的提升问题。其次，我们国家整个发展方向是和谐社会，性学研究和性教育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因素之一。
性学女硕士的心声
从彭晓辉那里，记者得到正四处奔波寻找工作的彭露露的电话。记者打通彭露露电话的时候，她在火车站候车室，她说要去南京开始一段新的求职之路。
彭露露：是去南京找工作。
记者：是哪里邀请你去的？
彭露露：是因为上一次在南京找工作一直找不到，然后南京有关部门也挺照顾我的，南京市人事局替我联系了几家单位，想让我回去面谈一下，具体信息没有透露，我想见面看看情况怎么样吧。,
记者：你希望到什么机构工作呢？
彭露露：最好是和我所学专业有关的，小学、初中、高中都可以。最好是去比如说教育局之类的，因为在那里工作开展比较方便。如果是在一个学校，没有政策的支持，工作还是很难开展起来的。(近年来，我国对青少年的“性健康教育”越来越重视，而一个专业硕士却求职受挫，这是彭露露最初没想到的。)
记者：请你具体谈一下有哪些困难。
彭露露：最严重的困难是专业不对口，想当教师，但我根本没办法投出性健康教育的简历。另外，是观念上的。私下里大家交流，都会承认你这个专业很重要，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也有人开玩笑说，你毕业以后来我们学校吧，帮我们搞活动。等我真的毕业了，找到这个学校，他们却说，今年我们不招你这个专业编制的教师。偶尔开开讲座还可以，专职教师我们不需要。
记者：你的理想状态是想通过你的工作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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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露露：我的理想状态就是通过我的工作能够达到传道、授业、解惑，因为我是学这个专业的，所以我知道如果人们在缺乏正确的性知识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对人生的很多方面产生影响，因为你会对有些事情不明白，甚至不明白你自己。做性教育教师的话可以帮助别人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让自己身心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
记者：如果你不是特别强调你的职业理想的话，其实找一个别的工作并不是很难。
彭露露：一点儿难度都没有。
记者：比如说当一个生理卫生的教师。
彭露露：我是可以当生物教师的，我有教师资格证。
记者：都是当教师，你为什么强调性健康教育这个职业方向？
彭露露：我觉得性学教育比生物科学更实用，因为我是一步步读上来的，在学校学的很多知识可能真是考试的当时有用。但是一旦你掌握了性学知识，包括生理的，你就了解了自己的生理结构；心理的，你就对自己的心理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社会人文的，你就会知道社会很多性现象的原因、它的规律、那些性文化是怎样的、别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可以帮助你理解社会理解他人。我觉得这样一个教师对学生的帮助更多。
彭露露的未来在哪里
没有真正接触性健康教育的人，也许很难感受到彭露露对自己所学专业的热爱。伴随着火车站广播剪票登车的信息，她竟然旁若无人地侃侃而谈，直到最后要登车才结束我们的通话。当我祝福她能如愿在南京找到理想的工作时，她笑了。
当天夜里，搜狐网记者打电话给我要彭露露的联系方式，说想让她开微博。因为我答应过彭老师不再告诉别人她的联系方式，所以只有打电话询问彭露露的意见。她说自己到南京后只是与一些单位见了一次面，还没有具体谈安排工作的问题。“没想到我找工作的事情这么受关注，连我在美国的同学都看到了相关报道。我要静一静，干些实事，不能华而不实。谢谢大家。”
我能理解彭露露的苦恼，于是如实转告了同行她拒绝的理由。
4月14日，我短信询问彭露露工作找得如何。她回信息说：“最近有不少单位联系我，有学校、企业、事业单位，都在商谈中，还没有最终确定去哪里。”
静下来，细想想，有多少代人没有接触过真正的性健康教育。对于青少年来讲，这样的局面还要持续多久？研究报告称：有54.2%的中学生认为未成年人性行为是正常的。有人指出，这么多的未成年学生认同性行为，是一个可怕的性倾向。其直接后果就是，一些学生并不把“性”当作“性”，而是当作一场“游戏”，最后必将损害孩子的身心健康。
我们希望像彭露露这样的专业硕士，能为更多的人普及性健康教育，而不是回归到生物教师的角色。也许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对于性知识，我们的观念还需要进一步转变。虽然目前人们对性知识已经不排斥，但是积极接受性健康教育还需要一个过程。祝福彭露露，祝福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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