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大起内讧，不是杯子里的风暴

自2011年3月开学开始，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一直处于舆论关注的中心。6月初45名学生缺席高考（微博），更引起社会各方的热烈讨论。热议中，一件波澜不惊的事情被忽略了——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内的4名协助创办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学教师，在开学前后，便已先后离开了南科大。（6月19日《长江日报》）
新华网讯 南科大到了外忧内患的危急时刻！如果说相关制度的掣肘，相关部门的暧昧只是外忧，那么核心团队的出走，则是不折不扣的内患，一定程度上说，内患比外忧更可怕。面对外忧，南科大可选择缄默，但面对内患，南科大显然不能无动于衷，核心团队走了，怎么做，谁来做？没有同气相求的凝聚力，没有同仇敌忾的爆发力，没有同心协力的合力，南科大确实内外交困，让人不安。
在一些人看来，这个团队也太不够意思，太功利化，不是两肋插刀，而是给朱清时校长两肋一刀，其实没有必要对他们进行道德宣判，他们的来与去，完全是个人选择。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他们为何匆匆而别？据报道，南科大的办学策略和路径，筹备工作进展得缓慢，应何时开始招生等等，都受到核心团队的强烈质疑。此外，团队有些成员对朱清时本人颇有微词，认为鼓励学生“反对参加高考”的做法，除了空洞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煽动之外，看不到有任何建设性的具体建议和做法。
仔细分析这两方面，既有朱清时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怎么办？如果是朱清时的原因，笔者相信如果朱清时和核心团队能够倾心交流、真诚沟通的话，两者是能够取得最大公约数的，即，达成共识不是不可能。但是，体制的束缚如何化解？比如，核心团队不满南科大筹备工作进展缓慢，试问，朱清时难道不想进程快点吗？进程缓慢到底是谁的错？显然，跳出体制的羁绊，显然非朱清时所能为。
可以说，南科大起内讧的背后，实际上再度揭示了办学之难、改革之不易。这一点报道说得很清楚，在至今没有副校长、诸多行政架构缺失的情况下，朱清时不得不亲自处理许多细节事务，甚至包括敲定每一名员工的工资。而朱清时在中科大任校长时，有一个很大的团队在运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都知道自己有责任干什么事。朱清时的困境，连离开的团队成员——著名物理学家陈应天院士也深有所感，“朱校长也非常难，我很同情他。”
进程缓慢，几乎看不到未来，一路走来，是“连滚带爬”；掣肘众多，各种看得见、看不见的羁绊，网一般地笼罩着，朱清时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一位已经65岁高龄的老人，在殚精竭虑地为南科大操劳的同时，还要马不停蹄、见缝插针地接受媒体采访，表达自己的感受，与其说这是一浇心中之块垒，不如说，朱清时遭遇了无数困境，不得不寻求舆论支持，但是，结果依然不容乐观。
吃螃蟹容易被夹住手，但是被夹住手也得吃；教育改革不容易，不容易也得改。众所周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支持教育创新，鼓励教育改革。《纲要》提出，“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如果说这是大的指导思想，那么在具体方向上，《纲要》有规定，“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质量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很显然，南科大的改革就属于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既然如此，教育主管部门应多一些宽容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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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大的内讧，不是南科大的家丑，不是杯子中的风暴，而是面向社会的悲情逼问。南科大起内讧，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团队已经离开，如何重整团队，考验着朱清时，更考验着相关部门。诚如相关报道所称，期待为政者的宽容、社会各界的耐心，以及改革者之间的求同存异和相互扶持，能够让南科大改革获得更大的空间，走出更从容的步伐，为中国高教改革做出更有价值的探索。
◎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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