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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起火高楼
上海11·15大火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8亿元,诸多赔偿环节在法律上的空白以及居民多元化的诉求,都使得这场庞大的善后赔偿成为地方政府前所未遇的巨大考验。
静安建设总公司(下称“静安建总”)被确定为赔偿主体。包括人身赔偿在内的各项赔偿方案,都或多或少引发居民的质疑,其中房屋赔偿争议最大,资产赔偿难度最高。
这场艰难而漫长的谈判中,光区长和居民的直接对话会就召开过20余次,对于这场火灾赔偿而言,背后并不是所谓正邪的较量,而是在信任缺失的情况下,各方从理智与法制的角度反复权衡的过程。
信任感缺失下,官民如何沟通
今年3月以来,每周六下午,除静安区分管区长在728号体育馆内接受个别约谈外,领导走访机制也同时启动,这一机制取得了明显效果,但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在记者采访的多位律师、居民和政府人员看来,造成这种沟通难的原因是,大火在烧毁生命和财产的同时,也灼伤了居民对侵权主体和政府的信任感。
《房屋赔偿方案》中一些略显含糊的措辞,往往因为双方理解上的差异,最终对话很容易陷入尴尬局面。如《方案》规定,房屋权利人希望保留原房屋产权的,可以选择房屋修复赔偿方式。建总方指出,当时出台此方案的原因是,有个别居民出于对老房子的感情,提出了回迁的要求。
然而对于大多数居民而言,“大楼被大火烧透并灌水,既是物体上的危楼,也是精神上的危楼,提供这种方案是‘冷血’的。”居民代表在对话会上提出。而个别居民的个性化要求,往往也加大了政府和居民沟通的难度。
一位居民表示,“在赔偿问题上,政府和企业都是初次遇到,确实很难”,但他同时认为,这也需要建总和政府能够换位思考居民所承受的痛苦,而“不能强势地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去制定赔偿方案”。
“建总不能以半政府半官方的态度出台类似法律格式的文本,而是应该在侵权者和被侵权者关系的基础上达成相互协商的结果,口吻和姿态都显得重要。”一位教师居民说。
事实上,静安建总和政府纠缠不清的关系也让居民感到不悦。由于政府在整个赔偿过程中介入很深,居民担心监督方和赔偿方实际上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无法真正实现监督。
静安区人大代表、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斯伟江(微博)分析认为:“这其实是各种官民沟通中的一个案例,由于信任感的缺失、缺乏具有权威的中立机构作为沟通桥梁,使得赔偿容易变成一个‘无解的局’。”
等额人身赔偿是与非
“给予生命同等尊重”引发居民争议,难道二十多岁的年青人和七十多岁的老年人赔偿额相等?
11·15大火发生后,静安区当日下午成立火灾事故善后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此后一直通过三层机制运作善后事宜。
最上层是由静安区政府领导组成的善后工作领导小组;中间层是由具体职能部门人员组成的工作组,主要负责防止次生灾害、医疗卫生、督促建总落实赔偿、后勤保障等;下层是直接和165户居民对接的175个工作小组,负责居民善后的安置、赔偿及心理疏导。
参与善后处置的1000多名工作人员分别来自静安区机关、街道、事业单位和相关企业。
去年12月,静安区建交委下属国企静安建设总公司,被确定为事故责任单位,承担火灾赔偿的各项职能。此时的静安建总由于管理层悉数被刑拘,区政府只得从其他政府部门调任官员,履行建总的赔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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