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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上篇文章讲房地产调控政策,从伦理、法理和经济学原理三个角度分析,反应实在不佳。粗略扫了一眼评论,大多数人显然没看完文章,便青筋暴胀,跳将起来,声讨代替说理,污言秽语横飞。
在耐心读到最后一字的诸公中,估计大多数又没有看懂。不怪人家,写文章的目的就是让读者明白,误解因此永远是作者的错儿。
再回到这“三理”。伦理是社会成员的善恶观,只有善恶观相同,人才能聚在一起,组成社会。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这几条就是法国人认为的善,与之相对立的专制、特权、仇恨就是恶。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是三纲五常,忠君、孝顺是善,谋反和忤逆即为恶。
伦理为社会秩序提供了基本的道德指引,但因没有强制力,不足以维护秩序,人们于是设计了强制性的法律。法律接受伦理的指导,或者说法律要体现社会的善恶观。如果自由是善,法律就要保护人的自由;如果忠君是善,法律就要严惩欺君罔上之徒。
这年头儿没人讲伦理了,也许国人从来就没信过这个。不知因国情特殊还是人性乖异,中国的伦理判断以结果为导向。大逆不道的谋反若成功了,即可为至善,例如赵匡胤本后周将军,陈桥兵变夺了周室天下,就变成“神德圣功”的宋太祖。李世民玄武门弑兄胁父,当了皇帝,史家就把他吹到天上去,不忠不孝的罪过也一笔勾 销。
不管什么原因,眼下伦理已失,仅剩利益,只好讲法理,否则无法无天,社会可就要乱了。法理大致有两种,一是强权暴力支持下的“朕即国家”,或君主立法;二是个人权利至上的自由平等,也就是民主法治。自秦始皇以降,本国属于前者,实行政府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三位一体。今年“两会”期 间,这一原则再次得到明确表述。
无论哪一种法理,法律的效力全在公信,公众信它则有效,不信则形同虚设。公信来自公平,而“三位一体” 大大增加了公平的困难。皇上的话就是法律,立法的第一要义当然是维护皇家利益,从法律的根子上便对草民不公。皇上的人负责司法,贪赃枉法就不可避免。皇上虽然也杀贪官,但那是恨铁不成钢,老子恨儿子坏了他的事,而不是因为儿子损害了社会公平。毕竟老子对儿子的依赖远远超过儿子招惹的麻烦。
百姓看明白了这个局,不信法律,只认权力,将希望寄托在明君清官身上。
然而权力乃双刃剑,既可抑制豪强,亦可鱼肉百姓。你拥护前者,就必须接受后者,因为两者的逻辑完全相同,都是用权力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在这个博弈中,百姓得到的却并不是正负相抵的零和结果,官府的横征暴敛和贪腐永远多于皇上偶尔的劫富济贫。
官赢民输,日久必然生变。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此伏彼起,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规模之宏大、杀戮之惨烈,世界罕见,一次内战消灭全国人口的40%到60%。真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付出沉重代价换来的,不过是短暂的喘息,新皇一如旧主,百姓仍处于食物链的最低端。两千多年了,历史在毫无新意的王朝更替中不断地重复。
如何走出这样的循环?关键是找到新的利益博弈构架,建立的新的利益博弈规则。抛开权力分配利益,法治几乎是已知的唯一替代方案,这就是上一篇文章讨论法理的大背景。小背景则是30多年改革开放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多元利益业已形成,而且具备了与中央权威抗衡的能力,仅靠天子的一道圣旨,已无法摆平各方的利益,法治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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