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口—新蓝领工人现状调查

魏平遇到了意料之外的面试环节：连续蹲起，双臂展开单腿站立，蛙跳，还有俯卧撑。有十几个人被淘汰了，包括他。“哪个能站那么久嘛！”次日一早，他在电话里抱怨。
他高高瘦瘦，穿着件灰色套头T恤，上面印着彩色英文字母，像个丢了糖果的孩子，失落而茫然。
魏平是重庆近400万回流农民工中的一员。他游荡在不同的工厂之间，那些工厂门口的招工启事每周都在更新，门前也总徘徊着被拒绝的人。
行走在郑州、重庆、武汉等内陆城市，很容易发现这里是产业资本彰显力量的最新舞台。走进永远都在建设中的开发区，随处可见油漆未干的厂房，进进出出的货车，以及用企业名字命名的公路：美的、格力、苏泊尔……这些本来只能在产品包装上看到的名字成为新地标。郑州的郑东新区在当地原有“鬼城”之称，可富士康入驻给“鬼城”带来了人气—它需要租用大量员工公寓，晚上漆黑一片的楼房终于亮起了灯光。
从沿海向内陆的产业转移，始自2004年前后，最初小心翼翼，如今已轰轰烈烈。人随着机器一起流动，中国劳动力市场也随之深度调整与变革。人总是不够用，沿海的用工荒早已蔓延到内陆。在郑州，有的金属加工厂满员500人，缺员300人；在成都，富士康打出了“是人你就来”的标语；在郑州，“截留”农民工甚至成了春节后官员们的特殊任务。硬币的另一面是，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摇摆在工人和农民两种身份之间的劳动力亦有数千万之众。
“现在大型制造企业为内迁已投入大量沉没成本，他们未来一定会成为人力竞争中的重要力量，如果他们能成功将人留在本地，向沿海地区输送的量又会进一步减少。”中劳网CEO周文华说，中劳网是一家线上劳务市场，“现在没有准确数据能够支持，缺工到底是人口结构性问题，还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原发性问题，蓝领的运动趋势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产业布局。”
“蓝领”，在国内很长时间都由“农民工”这个概念偷换。后者意味着低廉的用工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的培训成本，以及源源不断的供给。之前不会有人对研究他们的“运动趋势”感兴趣，因为他们数以亿计，盲目而无序。不过，“蓝领”正在回归其本来的价值，他们不但要推动繁荣，也要享受繁荣，不但要更高的薪水，也要更多的尊严。本刊记者在中西部劳动力输出大省历经数月调查，发现—只能承担简单重复性劳动的普通工人（普工）依然是中西部工人中的主力，他们是蓝领工人中最缺乏未来感的群体；
随着产业升级，企业对技术型工人需求越来越高，但职业教育的萎缩与企业对于员工培训的匮乏，将导致技术型劳动力短缺，且短期内难以扭转；企业需要将工人作为“资产”来培养，而不能仅仅视为“资源”来消耗。除了提高薪酬与福利的竞争力外，还要通过培训等手段为他们创造出对未来的希望，适应“新型蓝领”不断变化的就业诉求。
对雇主来说，最后一点格外痛苦，但不可逆转。
普工魏平
像魏平这样的普通工人，“跳槽”非常频繁，但在一次次流动中，他并没有给自己实现增值。奔赴重庆各个工厂找工作，是魏平生活的主要内容。他曾在广东呆过两年，一天工资60元左右，可还是有很多同事离开，老板也觉得不可思议，经常骂：在广西一天也就给你们40块，还嫌工资少？等他走时，工厂已经没多少人了。后来他回到重庆永川的一个机械厂，“经常手上都是油”。 2010年春节，他又萌发了到格力试试运气的想法。应聘那天是周四，每周二、四、六，格力工厂都会现场招聘一线普工。看起来，这是个应聘的好时机。7、8月份是空调的生产高峰，也是格力的招工旺季。因为格力，重庆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空调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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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点钟，等待面试的超过了一百人，原本有点焦虑的魏平兴奋起来，他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招聘场面，用手机拍了照片，准备上传到QQ空间。下午一点半，一个身材瘦小的招聘者拿着扩音喇叭出现了：“今天下午这里面试的是一线生产员工，包括操作工、配送工、检验员，我们现在不招女工，女的先出来。”他喊道，“年龄在16岁半到40岁之间，以身份证为准，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学历要初中以上，小学就不用来了。”如果面试管理岗位及技术工种的，在网上或者到人才市场投递简历。看起来，魏平入选应该没有悬念，他除了偏瘦，比较沉默之外，身高超过163厘米、年龄25岁、没有染发、没打耳钉、身体没有明显伤疤，另外也不是女性。 不招女工，是因为“某些岗位刷胶，有气味，对年轻女性身体可能有影响。身体也不能有明显疤痕，有疤痕的地方皮肤比较脆弱，气味可能会刺激疤痕发痒。”在重庆智成人才市场，一位负责现场招聘的格力人事专员解释。女工也并非没有机会，一个胖乎乎的男人拿着一摞招聘简章开始发放，他只招女工。这家公司叫凯邦，给格力配套，与格力工厂隔着一条马路，位于一栋楼的8层，一进去就能闻到股刺鼻的味道，车间里到处都是一束束花花绿绿的电线，工人在机器上给每根线做加工，咯噔咯噔的声音此起彼伏。这确实是份更适合女性的工作—需要细心和长时间的一动不动。魏平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走进格力工厂的大门。如无意外，经过一个月的试用期，他们就会成为格力的正式员工。没想到，因为体能原因，他被淘汰了。“人总要吃苦的。”他在一个随身带的小软皮本上写道，想了想，又补上一句，“人总是要吃饭的。”第二天，他又坐上去海尔重庆工厂报名的公交车。近几年，海尔、格力、美的三大家电巨头都来到重庆设立制造基地，且不断扩张产能。“格力有什么好？累得要死。”他说，讲起同学有一次在格力上夜班，出来后一口气喝了三瓶矿泉水。“三瓶啊，中间就没停过！”海尔重庆工厂位于两江新区寸滩保税港区，2011年6月份恰逢两江新区成立一周年，重庆提出了八大支柱产业，其中家电信息业排名第二，到2020年产值要达到4000亿元。走进海尔工厂对面的小区，右拐不远进地下室，能看到一个亮着白炽灯的办公室，门口写着：海尔招工处—众鼎劳务。和格力招聘不同，海尔招工处随时可以报名。在重庆，不少企业用工招聘都通过劳务公司进行。它们为某个企业招聘员工，或者是直接以劳务派遣名义招工，面试干脆就由劳务公司的人代为进行。“众鼎也是大公司呀，海尔四个工业园的招聘我们都做，包括青岛、广州、贵州、重庆。”一位中年男人自豪地说，他自称“熊主任”，粗大的金戒指、金项链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海尔对普工的应聘要求是高中，熊主任看到魏平的简历是初中，皱了下眉头，但很快就找到解决办法。“我这里可以做高中毕业证，”他瞟了眼右手边的复印机，“复印一下就行了，免费。”这一天是周五，报名意想不到的顺利，魏平周末的安排陡然紧凑起来。周六上午体检，刚体检完就接到劳务公司电话，通知他11点之前到报名的地方签合同。同一天下午，他在海尔生产线上的位置也确定下来。没经过任何培训，就成为海尔冷凝器事业部的新成员。他没有选择的余地，除非有特殊的技能，例如会开叉车，“你要是会，现在就缺人，我马上能派你去。”熊主任说。由于夜班人手紧缺，组长告知他从周一就要连续上两周夜班。机器轰鸣的工厂内挂着条幅：优秀的产品是优秀的人干出来的。
“去技术化”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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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两天时间，魏平从失业状态迅速切换到了海尔员工—确切说，是被派遣到海尔的劳务公司员工。这种身份可以让他快速获得一份工作，但工作能维持多久，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的全部家当只有一个彪马斜肩包和一个塑料袋。“再辞职的话这些东西也不要了，拿着行李到处走，麻烦。”中劳网CEO周文华说，现在内陆普工流失率的真实数据相当惊人，不用说制造业，服务业也是如此，郑州的饭店、美发店几乎每家天天都在招聘。“在工厂人是梯级配置的，从高级技工到车间领头人，最底下是普工。中国有一流的工程师，他们能设计出来的好东西，因为缺乏高级技工，最后不一定能生产出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说，他长期跟踪研究中国劳动力问题。对于普工而言，必须要通过多加班，才能挣到在城市生活的收入。否则按照8小时工作制，只能达到最低工资标准。“他们拿着2000元左右的工资，在大城市还算能活下来，但没有前途，生活没有意义。对普工来说，就是这个状态，他们是‘活在当下’的群体。”魏平的一个朋友，也是重庆人，年近三十，染着黄发，很时尚。已经跑了七八个省，干过许多工作，进过工厂，开过发廊、小饭馆，卖过蟑螂药。他也参加过职业培训，但没拿到毕业证，觉得拿了没有用，在技校待了半年就跑了。如今他又回到了大城市的工厂，还是一个月1000块钱左右的工资。折腾了四五年又回到原点，他觉得相当失望，打麻将和喝酒占据了在工厂以外的全部时间。
“我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魏平咬了下嘴角，年龄是他最大的资本，而这一资本每天都在贬值。“普工最容易产生的感觉是，换工作会让他离工作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卢晖临指出，“他们频繁跳槽和换工作，实际上是对自我的伤害，也是一种自我毁灭。可是作为一个普工，又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干5—10年，打工成为了他们漂在城市的一种手段，其实他们的梦想也不高，就是在工作的地方生活，但他们依然是‘农民工’—理论上讲工人就是城市工人，但中国就叫‘农民工’，这是最荒谬的事。”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检测中心的数据显示，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企业对于技术工人需求逐步增加，供求比例的失衡随着工厂技术水平上升而更加严重，像技师、高级技师和高级工程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较大，2010年分别为1.85、1.84、1.75，高于初级技能和技术员等相对低技术水平的需求。另据三星研究院的统计，中国在2010年有城镇企业技术工人7000万人，在技术工人中，初级工占60%左右，中级工占35%，高级工仅为3.5%，是典型的金字塔型。发达国家技术工人中，高级工占35％，中级工占50％，初级工只占15％。“代工之王”富士康也面临人才饥渴。据富士康河南项目负责人力资源的万红飞介绍，园区本来要招1200多个本科和硕士，但从2010年到现在只招了800多个，有时还要一再降低标准。“工人素质下降，会给品质带来影响，例如容易发生零配件损坏，有些电路板一块就是几千美金，再加上客户投诉，订单下降，这都是成本。”万认为，国家号召增加基层工人收入，可工人能力确实呈下降状态。“原来需要从10个人中选一个人，现在要从20个人中选一个人。”根据全球著名咨询巨头美世咨询发布的2010中国汽车行业薪酬调研报告，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有41%的中国整车生产企业和一半的零部件供应企业表示“严重短缺蓝领工人”。像魏平这样的派遣工，很难晋升为高级技工。三星研究院在《劳动力结构变化》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国劳资关系不稳定，企业对员工培训投入较少，不利于低技术劳工升级成为技术劳工，由于缺乏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企业往往不愿意进行人力资本长期投资，而只愿意用高工资直接招收技术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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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意味着，多数企业都只愿意做成熟技工的收割者。“形势逼着企业做产业升级，他们发现一个很大的瓶颈，就是技工缺失，另一方面，中国很多企业又都出现了‘去技术化’的趋势。”卢晖临认为，世界工厂的模式本身就是去技术化的，只需要简单的劳动力，再去和职业学校勾结，就能生产出大量的简单劳动力，而不是有技术的蓝领。他认为富士康就是去技术化的典型代表：将技术最大程度地固化在机器中，以机器取代技术，把可能提升劳动力素质的动力毁灭掉。“我们如今制造业的主体还是这样的企业，不需要技术，只需要规模和流水线结合，而真正需要技术的企业，又缺乏技术人才供给。”他的担心与另一位社会学大师查尔斯·蒂利的看法不谋而合：“技术是一种社会产品，是一种谈判的身份……技术工人很难被取代或者可有可无，非技术工人很容易被取代，或有或无均无大碍。”富士康关于自己“去技术化”的评价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万红飞认为“富士康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人才培养”。他说富士康意识到对技工的需求量，仅靠招聘难以培养，在去一个新城市开疆辟土之前，往往厂房还没建好就已经训练了几万人，例如烟台。技术劳工的主要来源可分为两类：企业对员工培训和中等职业教育，后者的状态，更为混乱。
破败的“蓝领摇篮”
中国职业教育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归属教育系统管理，为学历教育，另一类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管理，以短期培训为主。“职业教育本来是一种培养蓝领的制度设计，通过它可以让工人职业前途更加光明，不过我们现在对职业教育现状很担忧。要么师资力量不足，要么纯粹理论教学，要么把学生当作商品。”卢晖临认为职业学校教育不成功，也不诚信。既无心，也无力。在重庆一所技校内，上午十点，学生陈伟民就在篮球场边的树荫坐了下来。他觉得无聊极了。一年前，他放弃复读来到技校，学习建筑专业。第一年课程没有刚入学时安排的那么多。原因之一是有的代课老师临时调走了。在职业学校任教的老师有不少都是外聘的，并非专职教师。教制图课的老师本是个军人，陈伟民觉得教得挺不错，可两周后，老师就调走了，课也停了下来，什么时候复课还要等学校通知。
不久前他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关于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数字，那个数字大到足以让他焦虑，可他并没有把压力转化为动力。离他左手边不远就是学校图书馆，一共四层，楼道里积满灰尘，他已经记不起上次进去的时间了。这就是典型的职业技校生生活。在学校度过最初一两年后，他们就会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工厂实习。在重庆，技校学生实习企业选择有很多，比如富士康、惠普和长安汽车。实习期间工作很简单。重庆五一技师学院一位老师告诉《中国企业家》，他在校时就曾去惠普实习过，工作内容就是为笔记本外壳上打商标。这是一项技术含量几乎为零的劳动，唯一的要求就是熟练。在技校向企业输送实习工人同时，企业也会给学校提供技术和设备上的支持。“比如有些设备比较贵，学校买不起，可以先从富士康拿过来，用一段时间再还回去。在这期间，学校也给富士康做一些简单加工。”上文中的老师说。经过三个月到一年时间不等的实习期后，拿到毕业证，又一批中国蓝领工人就诞生了。稍显枯燥的学校生活、简单的实习工作，并不足以组成中国蓝领产生的完整故事。在重庆政府公开网上，显示过去两年均有大量关于职业技术学校的投诉，原因包括颁发虚假证书、教师在上课时间打牌、骗取国家补助等。这是职业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情况。中西部地区曾经技校遍地，它们有过一段轻松赚钱的日子，“内地有大量富余劳动力，即使高校扩招，也无法把这些孩子消化完，所以学生是源源不断的。学校基本不需要为招生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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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学校混上几年，再把他们往工厂一推，这个循环就完成了，学校根本不需要关心学生有没有学到技术。”西北一位匿名的技校校长向本刊透露。
可是，好日子已经结束了，行走在内陆的县市，很容易发现非学历教育的大量职业培训机构都已纷纷倒闭，本刊记者在河南濮阳清丰县，发现当地一个颇有名气的技校里面空空荡荡，据门卫说，上一次招学生已经是2008年以前的事了。上文那位校长认为，原因有三：适龄人口供给开始平稳下降，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用工需求上来了，年轻人不需培训也能找到工作；以前的培训教育太烂，自己把自己做死了。卢晖临认为，某些大型制造企业的产业转移让本来就不健全的职业教育雪上加霜。表面上请学生来实习，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企业同学校和迫切希望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联手，把学生一批批送进工厂，根本就不管学生的专业。学生进厂之后，开始可能觉得很新鲜，很快就会发现工作不需要技术，只需要熟练。“比如一个学生去工厂实习，有可能是两千块的工资，学校每个月拿走五百，这还是比较善良的学校。”上文中的匿名校长说。“实习学生应该享受很多保护，他们都是未成年人，不能上夜班，可企业完全不管，把学生当普通工人用。对企业来说，学生比较稳定，不可以随便走，他们走的话就拿不到毕业证书。”对企业而言这可以降低成本，对职业技术学校来讲，既收着学费，又可以少支出，少请教师，甚至能从雇主那里收人头费和介绍费，同时还拿国家补贴。只是学生毕业后，和辍学的劳动力相比，可能也就仅多了一张毕业证书而已。东莞一家汽车修理店的负责人总结，雇一个在技校上了三年汽修专业的学生，和找一个“什么也没学过的小孩”，差距是三个月。“这算长的，有时是一个月。”富士康河南基地要招一批懂电子电路知识的技校毕业生做维修，选了2000多人，最后合格的只有200人。“从中专选不出来，只好从大专生里面选，这样工资成本就相对高了，也没办法，其实现在大专生水平就像10年前的中专生。”万红飞感叹，他在富士康从2001年开始带毕业生，最初感觉2-3年就能带出个独当一面的科长，现在很难了。“技校必须要和企业合作，但现在产业之间缺乏信任度。”周文华发现，企业其实不愿为职业学校投入资金或物质支持，它们也不信任学校能培养出合格人才来。国家倒是越来越重视，给职业教育产业投了大量资金，且每年都在增长，“不过这个产业缺的不是钱。”“现在有的农民工培训，国家的钱已经拨了一部分，让技校承办，可很多学校拿到这个钱以后，就支一块黑板，弄个把月，农民工还是啥也没学到。所谓的培训基地硬件不过硬，软件也只是个形式。”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说。蓝翔技校是一所在三四线城市享有相当知名度的技校，更因被Google指责它对Google服务器进行网络攻击而海外扬名。但它在网络上的名声并不太好，你随便在网上一搜就可看到蓝翔学生控诉学校学习与生活环境如何恶劣、混乱，只管收钱却对他们找工作毫不负责的帖子。
蓝海”淘金
蓝领工人市场的初级状态，催生了形形色色的淘金者，包括众鼎这样的劳务公司。
周志是武汉一家劳务公司的人事经理，公司成立没几年，可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已站稳脚跟。如今公司每周介绍到工厂的工人人数在300-600人不等。在武汉的同行中，这个数量算得上首屈一指。他的商业模式很简单，就是帮工厂招工人，按照招工数量从工厂收取服务费。和同行不一样的是，他对应聘者不收取费用，是个价格杀手。“别的公司找一个人要200元，我只收50元。”他称出发点就是让“更多弱势群体”找到工作，这一基调让他有种道德上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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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去哪里找到这么多有工作需求的工人？周的办法是就在工业园区做广告，“在有鱼的地方钓鱼，那里住着一批批找工作的人。”不过直接在工厂门口做广告是禁忌，因为工厂有可能成为他服务的客户，“那样对厂里的工人影响不太好”。此外还有公交站牌。一般公交站牌广告都外包给广告公司，他恰好认识一些朋友，能以较低价格拿下广告位。成本对这类小公司很重要。公司成立初期，为了省钱，公司的人往往带着十几个求职者，转几路公交车去工厂报到，而合作能否成功，最终还要看运气而不是他经常宣示的道德感。作为乙方，和企业谈合作时难免遇到种种委屈，不久前他就遇到一个。“那边负责面试的人可能这里（他用食指指了指脑袋）有问题”，那根本不是面试，对方向工人大声呼喝。“他觉得工人来上班就是来求他的，这种观念早过时了。”现在这家企业已上了他的黑名单。他对于工厂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工资按时发。在挑选工人时，周有自己的经验，“现在我和一个人聊两三句，就知道他能不能进工厂。”他一般会这样问：如果最恶劣的条件是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天两班倒，有夜班，你会不会做？如果面试者的回答稍有犹豫，“让我回去考虑一下”之类，这个人就基本没戏了。“我会告诉他：你目前的心理状态不适合去工厂。”即使在虚拟场景中，他的语气仍旧斩钉截铁，他也承认，这套逻辑暂时只适应在内陆地区，因为，在中西部，未来几年内还将以大批量、粗放型的普工为主。他记得曾有这样的新闻，沿海地区的私人老板让几千个工人下跪，工人就真跪下了。“现在怎么可能？完全逆转了。”他所熟识的一个深圳企业主，2010年春节前倒是给工人下跪了，请对方春节后一定回来。甚至有的企业承诺工人每周可以吃一次红烧肉，但去了后工人发现是炒肉丝，就离职了。“到了那里，只要能招到工人，人家还不把我们供起来？”他对东南沿海的市场充满憧憬。对劳务中介机构来说，沿海用工标准更规范，附加值也更高。可他又有点担心，从内陆带去的工人，如果未经培训，很难适应沿海的需求，“就像沿海的一些工人学习到了更先进的技术，但回到武汉后对设备就不一定能适应。”他也不用太着急“走出去”，劳务中介在武汉乃至湖北的市场潜力还远未完全释放。大面积建设工业园区依然是武汉市重点工程。目前，武汉市有7个远城区，未来每个远城区都要开发20万平方公里的工业区来承接工业转移。在中西部地区，对周所在的这种民营劳动力中介机构而言，政府是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富士康的投资项目是河南省的一号工程，据说，为了满足富士康庞大的用工需求，河南已设置了两百多家富士康的招工点，最后统一归到劳动局。“南方的人才市场很成熟，都是私营的。但内地不一样，内地民营人才市场没有竞争力，而且官办的居主导地位，企业都要通过它去招人，我们也是。”富士康的一位人资主管说。通过人才市场，企业能招收到的多数还是普工，要满足对高级技工的需求，依然要依靠技校。北方汽修、孙进教育集团，以及因“黑客”事件而扬名国际的蓝翔技校等已有一定品牌的职业技术学校，正在行业大洗牌中等待机会。起家自东北的孙进技校，已有北京、长春、沈阳、哈尔滨、松原等13家学校，其既有学历教育，也有短期培训，它正准备将后者上市，还有意到南方成立30多家学校。“十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叫《打开这扇门》，那时我就感觉职业教育早晚进入一个品牌阶段，”孙进国字脸，右眉梢有颗黑痣，有明显的山东口音，语速快得像在和舌头赛跑，“现在肯定到了洗牌的时刻。小的职业学校被淘汰掉，招生越来越难，一个区域只剩下几家有影响力的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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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8年11月，光速创投和德同资本联合向北方汽修投资了1500万美元，北方汽修号称是汽车维修服务行业规模最大的职业培训学校。许多投资者也嗅到了其中的味道，跃跃欲试，“即使现在已名气很响的技校，哪家没有一大堆负面新闻？什么违规招生、滥发职业资格证书之类。这就是新进入者的机会，中国需要能借鉴德国、日本等国家职业培训方法，并结合本土工业情况的职业培训。”一家总部在浙江的PE机构合伙人告诉本刊记者。该PE所投资的90%以上项目都涉及制造业升级，而这些企业中都严重缺乏技工，因此它也有意投资职业培训。“我们很激动地做这个事，它商业上正确，工人工资已经进入上升通道，一个多亿人口的收入都在快速增加，相关服务一定有利可图。另外在政治上正确，蓝领工人的出路其实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同时它在价值观上也无懈可击，用工再紧张，工人还是弱势群体。”上述PE合伙人说。
我在富士康的72小时（附文）
有的人死了，有的人不辞而别，更多的人则在伺机离开。
5月23日，成都富士康生产基地爆炸后的第三天，我拿到了富士康的员工证。F8678801是我的工号，这组数字意味着我正式成为苹果公司iPad产品的生产者。
iPad的全球生产基地有两个，一是深圳富士康工厂；另一个就是2010年9月正式投产的成都富士康工厂。这个事业群在富士康内部统称iDSBG（创新数位系统电子事业群）。
5月20日，发生爆炸的富士康北区工厂是去年5月，四川省政府跟台湾鸿海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仅用70天时间赶建的厂房。正式的生产基地位于成都综合保税区内，即南区，那里仍在大兴土木。
被消费者们赋予时尚信仰和工业精神的iPad，在这里是陌生和冰冷的。一个月前，苹果公司公布了二季度财报：公司COO蒂姆·库克（Tim Cook）表示，苹果公司已基本实现了Mac、iPhone和iPod产品的供需平衡，但iPad2的供需差距却非常大。
在iPad的需求压力下，成都富士康工厂正在变成全球最大的iPad生产基地。为此，富士康在成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招工计划。
是人你就来
成都富士康大门前，热闹的“火线招工”场面，多少有些让人错愕。巨大的用工需求，使得富士康在招聘普工时几乎没有任何条件。“是人你就来，我们提供大舞台。”在郫县富士康招聘中心的大厅里这条红色的大幅标语不断刺激着年轻人。
刚刚几条人命消失了，因爆炸而扭曲的厂房就在眼前，但所有的年轻人似乎对此并不在意。22日上午10点，当我来到招聘中心门口时，那里已挤满了来自四川各地的年轻人。门外一位张姓阿姨递给我一份应聘表，上面有各种工作经历的填写选项，但她告诉我只需填写姓名、年龄、住址及学历就行了，而且学历不能填大专或以上，学历太高的人富士康不要。
张阿姨只管把人找来，填完表后政府招聘人员就把我安插进了应聘队伍。“面试的时候考官问你为什么来富士康，你一定要说富士康是世界五百强，在这可以学到东西。如果他问你愿不愿意加班，一定要说愿意。问你家庭怎么样，一定要说父母关系很好，千万不能说父母离异。”站在招聘中心外的广场上，帮助富士康招工的地方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进行了简单的面试技巧培训。这些官员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年轻人送进富士康的大门。
身份证是应聘所需要的唯一证件，虽然招聘单上写着需要户口本、毕业证。只有一种人富士康不会录取，那就是一年内曾经在富士康干过但被开除或者自离的人员。“富士康只给每个人一次机会。他们都有记录的，以前在深圳富士康被开除或自离的也不行。”招聘者对着大家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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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应聘者身体正常，没有什么传染病之后，在招聘大厅里我们被要求站成一排，把手伸出来接受检查，只要没有受伤或明显疤痕，就可以直接进入面试阶段。
面试更像是走过场。之前我一直担心拿着广州身份证会被面试官盘问为什么大老远要跑到成都来找工作。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为什么来富士康？”面试官上来就直接抛出这个“经典问题”。“富士康是世界五百强企业，来这里可以学东西。”我直接把标准答案告诉了他。面试官嘴角一撇，露出轻蔑的笑容，似乎对答案早有预料。“在流水线上能学到什么东西啊？”他说这话时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更像是对我刚才说的话的反驳。我正想着如何回答，他已经在应聘表上盖了章。“下一位！”
所有通过面试的人应聘表上都会贴上一个条形码，这就意味着你的信息已录入了富士康的数据库，上面的号码是你的标识。“我们成了富士康的产品了。”在我后面的一位应聘者自嘲道。
排队体检、排队面试、排队照相、排队取免费的午饭、排队等待工作证的发放，整个招聘过程，所有人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经过一个个程序最后成为富士康庞大工人群体中的一员。
拿到员工身份卡后，还会附送一张五十元的手机充值卡。所有人当天下午就可入住宿舍，新发的员工卡还能立刻到食堂刷卡就餐，费用到月末才从工资里代扣。试用期六个月，基本工资1350元，住宿费110元/月也是月末从工资里扣。
只要你能为富士康提供最简单的劳动力，一天之内它就能解决你的生计问题，你甚至还能用电话卡给家里报个平安。这就是富士康的效率，它要用最短的时间使一个毫无技能的应聘者变生产线上的“工人”。
当然，不是技术工人，也不是什么“蓝领工人”。在重庆富士康工厂工作过一个月的北京大学学生徐辉对我说：“国家加大职业教育的投入，是为了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工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但在像富士康这样号称高科技的企业中，短缺的却是简单的无技术劳动力。”
机器永不眠
入职培训进行了大半天，从公司历史到工人的权利和责任，再到安全常识。幻灯片在上面不断翻转，很多页面由于时间紧张都被直接省略。下面的员工大多心不在焉。培训完后进行考试，都是选择题，通不过的人可以把答案抄下来再考一次。
5月23日，我被分配到了富士康南区C012厂房的组装车间上夜班。晚上七点，随着如潮水般涌入成都保税区大门的工人，我进入了里面巨大的白色厂房。
四层高的巨型厂房每一层都有明确的分工。这里确实比北区的厂房要齐整和规范一些。第二层和第三层中间是半个足球场大小的食堂，食堂出口的两边摆放着一排排的储物柜，每个工人进车间前必须把所有铁质的东西放进柜子。二层至四层分布着许多不同的车间，进入车间必须刷工卡，出来时还得过感应门。一旦发现有工人携带车间物料出门，他会被立刻解雇。一层是大型仓库，除了储存物料外，生产好的iPad也封装在这里，等待被装上外面的货柜车。
厂房没有窗户，一排排的白炽灯把车间照得雪亮。待在车间里，无法分辨白天和黑夜。一条条生产线紧凑的排列着，扫描枪扫描各种芯片条形码时发出的滴滴声此起彼伏。
“你让我好过，我就让你好过，人都是互相尊重的。”从招聘的那一天起，我发现这句话几乎是所有底层管理者的讲话起始语。“今天是G2也就是双倍工资，大家要努力工作。谁不给我面子，以后别人都加班，你就不用来了。”在富士康，线长虽然不能强迫工人加班，他却有不让工人加班的权力。这成为了这些底层管理者管理员工的最有效手段。加班的好处显而易见，周一至周五加班是1.5倍工资，周末是2倍，而节假日则是3倍。如果不加班，扣除食宿，一个月只有950元的基本收入。“我相信没有人会为了这点基本工资来富士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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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来不就是想赚点钱吗，你们谁认真干，我就让谁多加班。”线长说的很直接。
20点，白班的员工排队打卡下班，而夜班的员工则开始在流水线上作业。扫描枪的哔哔声继续响起，没有丝毫停歇。
传送带上的工序被分成了极为细致的步骤，我所在的生产线就是给内存条贴双面胶。一个内存条后面要贴四个，前面的人贴两个，后面的人贴两个，每个工序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20秒。
新工人一开始都会分配给一个老工人带，但所谓的老工人实际上也只干了几个月。我的工序非常简单，就是把两个双面胶贴在内存条的后面，一上来还比较慢，经常拿着镊子把双面胶贴歪。但是几个小时以后就熟练了，后来基本就成了机械动作。
作为普通工人，在生产线上确实学不到任何东西。生产技术就是重复的简单机械劳动，只有从几十个人的生产线中晋升为线长才有机会学习生产管理知识。
线长是车间最基层的干部，也是生产压力的汇聚点。记过是富士康管理线长的主要手段，产量和质量是衡量他们工作的最重要指标，任何一项不达标，线长都要受到记过处罚，这不仅会影响到他们的工资，对他们的升迁也会有影响。
夜班晚上十点和凌晨五点各有一个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但也是分批进行，传送带是不会停止运转的。吃完饭来到走廊的窗边，外面的工地灯火通明，一座座塔吊的探照灯把天空照得如同白昼。不管是厂房还是工地，工作都是黑白不分。
“太困了，受不了了。”凌晨五点，坐在我身边的小刘手还在忙碌着，头已经靠在流水线上面的风扇基座上，双眼几乎快睁不开了。不断地把流水线上的板拿下来加工已经成为了他对抗困顿的唯一办法。“在这里什么都学不到，这里很少有人能干超过一年的。”小刘挣扎着把头抬起来跟我说道。
早7点40分，线长要求大家下线，扫描枪发出的哔哔声停止了，车间安静得让人发慌。今天是所有员工的倒班日，夜班倒白班，白班倒夜班。这是一个月中唯一工厂停止工作的一天，机器也有休息的时候。
八点钟，工人拖着疲倦的身躯挤上公共汽车，返回宿舍区。然而线长之前却一再告诫他们不要回去睡觉，到外面玩一玩，到了晚上再睡。小刘上了公共汽车，就在座椅上头歪向一边睡着了。
爆炸的车间
24日下午，佩戴着员工证，我终于进入了被警察和保安重重“保护”的爆炸发生区域—富士康北区生产基地。北区主要生产iPad2后盖铝板，爆炸的A05厂房三层分为重工组、打砂线、抛光组，在抛光车间里，iPad的外壳是由机器人来打磨，工人的主要工作是摆放物料，为机器人打下手。
A05厂房是一栋钢结构铁皮包裹的四层建筑，近距离观察更能感受到当时爆炸的强大威力。楼顶巨大的排气管道散作一团，厂房东面的铁皮墙被炸的凸了出来，大部分玻璃都被震碎。
“爆炸时，我正在上二楼楼梯，当时耳朵震了一下，五分钟才缓过来，看到上面的人往下跑，我也跟着往外跑。”回想起三天前富士康成都生产基地北区的爆炸经历，抛光组的工人张翔仍心有余悸。张向我描述了抛光车间的环境：狭小的空间里，拥挤地摆放着20多台机器人；空气不流通且粉尘大，工人们久在其中感知非常麻木。爆炸的前一天下午，位于抛光车间隔壁的重工组的一位女工闻到当天的车间烟雾味比平时更大，并就此向线长抱怨。“这是抛光车间的味道，不关你的事，干好自己的活。”线长不太耐烦地回应。
24小时后，抛光车间的一位大学毕业的维修人员拿着风筒直接对着抛光线上的机器人猛吹，这一违规操作引发了粉尘爆炸。“爆炸不是偶发事件，是制度使然。”张翔肯定地对我说。张翔今年25岁，大专毕业，曾在南方的一家同样推崇日式精细化管理的家电企业工作多年，在那他接受了严格的生产安全培训，对TPM全员生产保养和日本5S现场管理体系非常熟悉。
回复该发言

2010年9月，张是较早进入成都富士康的熟练工人，他本以为富士康是更大的企业，安全意识和制度会更完善，然而现实却让他失望。
在成都富士康的北区，车间内外没有任何安全指示和标志；消防通道、安全通道随意堆放着物料和杂物；抛光车间的机器人周围，铝合粉末、废料任其堆积，无人彻底清理。更让张翔不理解的是，入厂半年多来，他和他的工友们没有接受到任何生产安全的培训。
张翔曾向线长指出车间的安全隐患，然而线长反复强调，北区是临时厂房，过不多久大家就会搬到南区的正式厂房去。然而，现实是没有多少工人等到了搬家的那一天。爆炸发生后，到底死伤了几个同事，张翔也不知道。一部分伤亡了，一部分跑回老家了，大部分工人的手机仍锁在车间的储物柜里。“除了现在还来上班的工友外，其他人我们都无从联系。”张翔说。
爆炸发生第三天，重新回厂上班的抛光车间工人被集中到A06厂房的食堂，工厂依照工人们自己估算的手机价格，给了每人数额不等的现金赔偿。此后的一周，A05停产，工人不用工作，但必须每天到食堂里接受心理辅导或者围在一起“斗地主”。
“我现在每天都失眠，要靠安眠药才能睡着。我们组大多数人都准备不干了，等发了工资就走。”一位抛光车间的女工对我说。
流动大军
德源住宿区是成都市政府为富士康建设的最大住宿区。
像长条积木一样的六层高宿舍楼互相围合成一个个住宿区，每栋楼外表一模一样，新人如果没记住楼号，很容易迷失。楼道里分布着十几间宿舍，每个宿舍有八个铺位。
“床位有人了，我要换宿舍。”十几个新招的工人挤在宿舍楼一楼的办公室窗前，提着钥匙叫嚷着。里面一个女工作人员翻看着写得密密麻麻全是姓名的住宿记录已是焦头烂额。住宿区由政府聘用的物业管理公司管理，由于人员流动太大，宿舍铺位的分配很混乱，很多人拿到宿舍号和床位号后，到了宿舍却发现自己的床位还有人在睡，不得不重新等待分配。
凌晨五点，三个室友下班回到了宿舍，他们立刻躺倒在床上，每个人拿着手机在玩。宿舍一片死寂，只有手机屏幕的白光照在一个个年轻疲倦的脸庞上。
在社会上流动但没有社会交往，挤在人群中却少与人沟通。这些由工厂的机器串联起的一个个年轻人，在流水线外几乎是相互孤立的。曾多次带领学生到各地富士康工厂调研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卢晖临对此有过深入的思考，他对我说：“虽然富士康在内地的宿舍交由政府修建，并实行所谓的社会化管理，但是宿舍只是工厂流水线的延伸，是为了生产服务的。”
内迁后的富士康仍是一列追求产品生产的高速列车。在员工流失率很高的情况下，还要不断扩大产能，内迁后富士康仍面临缺工困境。
临走前我又见到抛光车间的张翔，他说他也准备离开富士康了。“工人的满足感不只是工资，还有健康和成长空间。”从富士康回北京两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张翔的短信。“告别富士康是种解脱，前天我面试上了一家儿童教育机构，接下来要培训了。”我告诉他，只要渴望学习，相信他一定能干得好。
最后一天，摄影师和我来到成都综合保税区门口。巨大的白色厂房如同一座座城池矗立在阴雨中。然而这仅仅只是富士康南区一个很小的角落，在它们后面和周围，望不到头的工地上几十座一模一样的厂房正在赶工。
望着灯火通明的厂房，我知道今天早上，当四楼组装线的线长点名时又会缺少一名工人，他早已习以为常，在本子上记一个旷工，就会又开始一天的训话。三天之后，我就会被富士康的电脑系统按自离自动除名，但档案仍将保留一年。在这一年里，成都、重庆、郑州、天津、武汉、深圳，所有这些富士康帝国版图上的城市工厂都将把我拒之门外。
回复该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