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一个人们熟悉而又倍感神秘、惶恐的场所，躁狂、妄想、歇斯底里与抑郁——人们所害怕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那里找到。
在那里，他们得到治愈，或面对死亡。
“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愚人船”，在精神病院出现之前，精神病患者往往被视为需要“清理”和驱逐的社会多余而被城市交给船工，任其流浪。
在古代中国，严重的病患也会被视为家族的耻辱而被囚禁或流放。直到113年前，第一所精神病院在中国建立。
1898年，清政府风雨飘摇，在广州，美国传教士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精神病院。虽然比起欧洲晚了5个世纪，但也正因为起步较晚，所以在建立之初，这所医院就有着相对正规的管理体系，在权益、规范、康复等诸多方面都烙下了“文明”的印记。
这所医院在我国精神卫生领域投下了第一道曙光，自此，“应治尽治”作为精神病治疗的基本原则被确立下来。
百年后，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但精神病院床位和执业医师的数量与之的比值却只有1：121和1：842。
精神病治疗机构数量不足，经费也往往入不敷出，还面临着人才的困境。“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编制、没有发展前景，拿什么招人？”
巨大的歧视与排斥，使精神病院看起来更像是让病人远离现实世界的避难所，却又让医护人员陷入了来自社会歧视的焦虑之中，更何况，同为医者，他们的待遇还不及综合类医院的三分之一。
社会康复体系的缺失，更让已难负重任的精神病院成为了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回归家庭，对大部分治愈者来说，是一个梦想。
但他们依然要撑下去，医者、患者与家属，一同化作了被刻意忘记的石雕，坚持，等待似乎永不会到来的关注。
精神卫生立法，承载了终结——至少改善这一切的万众瞩望。
这双眼睛紧盯着我，四十分钟，没有转移。
偌大的食堂里，只坐着我和他——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的手相距不足10厘米，面面相觑，我看得到他眼睛里细密的血丝，并感受着他的紧张，他不停地抖脚、搓手，嘴角不自觉地颤动……
“你好，我是小安。”他伸出哆嗦的手，满是汗，冰凉而僵硬。
1988年，22岁的小安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财会专业，是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被众人仰视。由于成绩优异，还未毕业，他就被某著名央企的高层领导一眼相中，并用三顾茅庐的执着请走了他。
自上岗之日起，小安就包揽了所有的荣誉：先进工作者、优秀干部、项目带头人……三年后，他成为这个大单位里最年轻的“主任”，当年年底，他分得了一套90平米的单元房，迎娶了相恋多年的北京姑娘，抵达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巅峰。
小安骄傲地讲述着曾经的辉煌，他清晰地记得每一个荣誉，每一个关键的年份，他的眼睛逐渐明亮，嘴角上扬，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享受着昔日的荣光。
“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了。”他忽然哽咽，望着我。
1992年夏天，他突然病了，毫无征兆。单位领导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告诉医生，他半夜在单位溜达，谁劝也不理，他呆滞地跟在同事身后，直到进入女厕所，他认为所有人都在议论他，想要杀害他……
“我不记得了，不知道是因为病了，还是因为不想记得。”小安嗫嚅道。
从此，小安跌进了地狱。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小安反复住院，直到2003年，他的家人和工作单位都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再也没有把他接出去过。
混沌的二十年，小安的父母相继离世，妻子也离开了他，唯一的哥哥会在每年年底来医院缴费，顺便探望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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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病患者报告
2 回复：中国精神病患者报告
薄荷希米露2011-07-19 19:48:11 发表
“哥哥……”小安的声音支离破碎。与小安最要好的护士告诉我，去年年底，小安的哥哥来医院探望他，一米八的小安匍匐在地上，抱着哥哥的脚，哭得像个孩子。
小安最爱唱的歌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因为他的哥哥是个警察。
哥哥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高大，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里，瘦弱、疲惫、无奈。一下午的谈话里，他说的最多的话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最初的几年，小安的哥哥带着小安访遍了全国的名医，甚至尝试了偏方、佛道之法、“跳大神”……直到专家告诉他，“这至今仍是世界难题。”
为了小安，他花掉了所有的积蓄，放弃了相恋七年的女友。“我也要生活。”他几乎是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你能理解吗？”
2003年，已经40岁的哥哥带着铺盖卷做了“倒插门”女婿，住在女方家购买的40平米的老房子里。
2005年，新家添丁，女方家决定卖掉这个老房子和岳父母的宅院，换一个100平米的新房。
于是，小安的哥哥终于有了宽敞明亮的家，岳父母便住在小安的房子里。嫂子允诺，给小安付一辈子的住院费，“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小安的哥哥小声说。
三年前，小安的医生告诉哥哥，小安可以出院了，“他已经能够恢复正常生活，但是要坚持吃药，要有人监护和照顾。”
“谁来监护和照顾？他住在哪儿？”小安的哥哥不停转着手里的杯子，“而且，我妻子也不同意。”他想了很久补充说。
于是，“心怀愧疚”的哥哥最害怕的事情便是探望。“每次见小安，我都一个星期睡不着觉，就像死过一次。”
“那么，小安要一辈子都生活在那里吗？”我问。哥哥一直没有回答。
“我想回家，我要回家……”小安泣不成声，“我会坚持吃药，我可以找到工作，我能自己生活。”
两年前，小安开始自学中级会计师教材，做了整整两本笔记。“现在就是用电脑做账，我可以学。”
小安的医生张莹说，小安还有轻微的幻听症，但是带病也完全可以生活。“可他哥哥不签字，监护人不愿负责，我们就不能把他推向社会。”
于是，小安就一直住在医院里，年复一年。张莹帮他买了各种教材，但是又不敢告诉他，他很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
小安对我很新奇，“你是外面的人，我见过的第一个记者。”同时，他又异常的敏感，一直瞪大眼睛直视着我，近乎苛刻地观察我的每一个反应，“我讨厌歧视，我和你们一样，除了偶尔的‘小问题’，我们不是疯子和傻子！”小安大声说。
他甚至知道我为什么而来，“最近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小安略显愤怒地说，“为什么大家都关注极个别的‘被精神病’现象，而不关注我们？我们才是真正的适用主体！”
小安每天都看电视、听半导体，阅读英文的《CHINA DAILY》，他提出了几十条意见，已经交给了院长。“我很失望，看不到出口。”
我赶紧安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要有耐心。”小安只是直视着我，没有表情。
采访结束后，小安送给我一个用珠子穿的圣诞老人挂坠，他在手工课上学做的，他想了很久，似乎想说什么，终究又没有说。
他依然直视我，我看不出那眼睛的背后是什么，只是在后来的很多天，都难以忘怀。
伤痛
——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1亿
“精神病患者”——一个被填充了排斥、歧视，甚至是暴力色彩的词汇。
所有以正常人自居的人都认为这个词汇离自己很遥远，那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而事实上，几乎在每个人身边，都有精神病患者的存在。
1亿！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
也就是说，每13个人中，就有1个是精神疾障碍者，不到100个人中，就有1个是重性精神病患者。
回复该发言
小安最爱唱的歌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因为他的哥哥是个警察。
哥哥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高大，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里，瘦弱、疲惫、无奈。一下午的谈话里，他说的最多的话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最初的几年，小安的哥哥带着小安访遍了全国的名医，甚至尝试了偏方、佛道之法、“跳大神”……直到专家告诉他，“这至今仍是世界难题。”
为了小安，他花掉了所有的积蓄，放弃了相恋七年的女友。“我也要生活。”他几乎是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你能理解吗？”
2003年，已经40岁的哥哥带着铺盖卷做了“倒插门”女婿，住在女方家购买的40平米的老房子里。
2005年，新家添丁，女方家决定卖掉这个老房子和岳父母的宅院，换一个100平米的新房。
于是，小安的哥哥终于有了宽敞明亮的家，岳父母便住在小安的房子里。嫂子允诺，给小安付一辈子的住院费，“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小安的哥哥小声说。
三年前，小安的医生告诉哥哥，小安可以出院了，“他已经能够恢复正常生活，但是要坚持吃药，要有人监护和照顾。”
“谁来监护和照顾？他住在哪儿？”小安的哥哥不停转着手里的杯子，“而且，我妻子也不同意。”他想了很久补充说。
于是，“心怀愧疚”的哥哥最害怕的事情便是探望。“每次见小安，我都一个星期睡不着觉，就像死过一次。”
“那么，小安要一辈子都生活在那里吗？”我问。哥哥一直没有回答。
“我想回家，我要回家……”小安泣不成声，“我会坚持吃药，我可以找到工作，我能自己生活。”
两年前，小安开始自学中级会计师教材，做了整整两本笔记。“现在就是用电脑做账，我可以学。”
小安的医生张莹说，小安还有轻微的幻听症，但是带病也完全可以生活。“可他哥哥不签字，监护人不愿负责，我们就不能把他推向社会。”
于是，小安就一直住在医院里，年复一年。张莹帮他买了各种教材，但是又不敢告诉他，他很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
小安对我很新奇，“你是外面的人，我见过的第一个记者。”同时，他又异常的敏感，一直瞪大眼睛直视着我，近乎苛刻地观察我的每一个反应，“我讨厌歧视，我和你们一样，除了偶尔的‘小问题’，我们不是疯子和傻子！”小安大声说。
他甚至知道我为什么而来，“最近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小安略显愤怒地说，“为什么大家都关注极个别的‘被精神病’现象，而不关注我们？我们才是真正的适用主体！”
小安每天都看电视、听半导体，阅读英文的《CHINA DAILY》，他提出了几十条意见，已经交给了院长。“我很失望，看不到出口。”
我赶紧安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要有耐心。”小安只是直视着我，没有表情。
采访结束后，小安送给我一个用珠子穿的圣诞老人挂坠，他在手工课上学做的，他想了很久，似乎想说什么，终究又没有说。
他依然直视我，我看不出那眼睛的背后是什么，只是在后来的很多天，都难以忘怀。
伤痛
——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1亿
“精神病患者”——一个被填充了排斥、歧视，甚至是暴力色彩的词汇。
所有以正常人自居的人都认为这个词汇离自己很遥远，那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而事实上，几乎在每个人身边，都有精神病患者的存在。
1亿！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
也就是说，每13个人中，就有1个是精神疾障碍者，不到100个人中，就有1个是重性精神病患者。
回复该发言
3 回复：中国精神病患者报告
薄荷希米露2011-07-19 19:48:11 发表
这个群体已经庞大到无法用界限来划分，也容不得任何抗拒与疏离，他们融合在无数的家庭和人际关系网中，与“正常人”血脉相连、肌肤相亲。
“这个比例还在快速上升。”杨甫德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他有着多重身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执委会主席、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和《精神卫生法(草案)》的重要参与者。
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成年人群精神障碍患病率还仅为2.7%，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则达到17.5%。
其中，上升最快的是号称“第一心理杀手”的抑郁症。据疾控中心公布的数字，目前我国抑郁症发生率已经达到4%以上，需要治疗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2600万。
由于缺乏对精神疾病的了解，很多病人不知或不愿求医，病情往往加重。大量重症患者需终生与药物为伴，他们长期失业，耗光了积蓄，变成家属的负担。
比经济负担更沉重的是，重性精神病患者在对抗病魔的同时，还要忍受药物副作用，并随时面临并发症的困扰。
由于长期服药，很多重性病患者目光呆滞、表情怪异、动作缓慢，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如影随形。他们陷入了恶性循环：遭遇越来越凶猛的病魔，越来越严重的歧视。
于是，15%以上的人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漫无边界的痛苦和悲伤，成为构成我国自杀人群总数的大部分，或者，任由百病袭击、突发死亡。
“这一人群的平均寿命少了20～30年。”杨甫德沉重地说。
与惨痛的后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多数人患病而不自知。“尤其是抑郁症患者。”据调查，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9%，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恰当的药物治疗。
无知、偏见、恐惧、躲避，这个脆弱的群体甚至缺乏本能的自救。
“学会面对。”小安一字一顿地说，“先要面对，才能拯救。”
救赎
——精神科床位每万人仅1.04张，注册精神科医生仅1.6万人，护士严重不足
1亿精神病患悬于陡崖，病魔、负担、歧视如不断加码的巨石，而另一边，“救命的稻草”是虚弱的医疗卫生体系。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仅572家，共有精神科床位13.2万张。照此计算，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4.3张。
仅比对现状：13.2万张床位，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杯水车薪。
况且，仅有的资源还集中在发达的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很多区县、甚至地市级城市都没有一家精神疾病医疗机构。
求医的愿望无法实现，排斥的心态得偿所愿，在一些地方，人们把精神病患者用高墙铁锁“囚禁”，任其自生自灭。
即使在一些发达城市，情况也不容乐观。以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为例，按照营业执照，应该是76张床位；现实中，床位已经被迫增加到300多张。
“我们在2009年就一直申请扩编，但始终没有回应。”该院院长王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编外的床位比在编的多，这导致医院的病房、医疗设备、基础建设都早已无法满足需求，这在基层机构里已是通病。
更加千疮百孔的是医务工作者队伍。据统计，我国共有注册精神科医师1.9万人，每7万人中产生一位。与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比对，每位医师对应842人。
在这背后的原因是，开设精神卫生专业的院校屈指可数，智力支持长期断流。硕果仅存的少数“专家们”又很可能因为工作环境、待遇等原因更愿意进入综合性大医院、心理诊疗中心，甚至是改行，最终落脚在精神卫生医院的堪称“罕见”。
因此，几乎所有的精神卫生医院都长期面临人力不足的困境，“全年招聘”已是常态。
回复该发言
“这个比例还在快速上升。”杨甫德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他有着多重身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执委会主席、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和《精神卫生法(草案)》的重要参与者。
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成年人群精神障碍患病率还仅为2.7%，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则达到17.5%。
其中，上升最快的是号称“第一心理杀手”的抑郁症。据疾控中心公布的数字，目前我国抑郁症发生率已经达到4%以上，需要治疗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2600万。
由于缺乏对精神疾病的了解，很多病人不知或不愿求医，病情往往加重。大量重症患者需终生与药物为伴，他们长期失业，耗光了积蓄，变成家属的负担。
比经济负担更沉重的是，重性精神病患者在对抗病魔的同时，还要忍受药物副作用，并随时面临并发症的困扰。
由于长期服药，很多重性病患者目光呆滞、表情怪异、动作缓慢，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如影随形。他们陷入了恶性循环：遭遇越来越凶猛的病魔，越来越严重的歧视。
于是，15%以上的人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漫无边界的痛苦和悲伤，成为构成我国自杀人群总数的大部分，或者，任由百病袭击、突发死亡。
“这一人群的平均寿命少了20～30年。”杨甫德沉重地说。
与惨痛的后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多数人患病而不自知。“尤其是抑郁症患者。”据调查，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9%，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恰当的药物治疗。
无知、偏见、恐惧、躲避，这个脆弱的群体甚至缺乏本能的自救。
“学会面对。”小安一字一顿地说，“先要面对，才能拯救。”
救赎
——精神科床位每万人仅1.04张，注册精神科医生仅1.6万人，护士严重不足
1亿精神病患悬于陡崖，病魔、负担、歧视如不断加码的巨石，而另一边，“救命的稻草”是虚弱的医疗卫生体系。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仅572家，共有精神科床位13.2万张。照此计算，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4.3张。
仅比对现状：13.2万张床位，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杯水车薪。
况且，仅有的资源还集中在发达的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很多区县、甚至地市级城市都没有一家精神疾病医疗机构。
求医的愿望无法实现，排斥的心态得偿所愿，在一些地方，人们把精神病患者用高墙铁锁“囚禁”，任其自生自灭。
即使在一些发达城市，情况也不容乐观。以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为例，按照营业执照，应该是76张床位；现实中，床位已经被迫增加到300多张。
“我们在2009年就一直申请扩编，但始终没有回应。”该院院长王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编外的床位比在编的多，这导致医院的病房、医疗设备、基础建设都早已无法满足需求，这在基层机构里已是通病。
更加千疮百孔的是医务工作者队伍。据统计，我国共有注册精神科医师1.9万人，每7万人中产生一位。与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比对，每位医师对应842人。
在这背后的原因是，开设精神卫生专业的院校屈指可数，智力支持长期断流。硕果仅存的少数“专家们”又很可能因为工作环境、待遇等原因更愿意进入综合性大医院、心理诊疗中心，甚至是改行，最终落脚在精神卫生医院的堪称“罕见”。
因此，几乎所有的精神卫生医院都长期面临人力不足的困境，“全年招聘”已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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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复：中国精神病患者报告
薄荷希米露2011-07-19 19:48:11 发表
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数据——在北京某基层精神病医院中共有200多位医生，平均每位医生要负责20名患者，是综合性医院的5倍，而且，队伍每年的流动量在20人以上，其中，有“医师资格证”的不到5人，数十年来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
比缺医生更可怕的是缺护士。精神病患者往往需要更多的监护和照顾，可现实是，所有精神卫生医院的护士数量都严重不足，甚至在个别医院里，一个护士要管几十个病人，而在综合性医院里，相对应的比例为1：2.5。
由于护士的专业定位不明确，“在任何领域和科室都能干”，所以流动性非常大。“精神卫生医院待遇低、压力大、风险高，甚至还要承受社会歧视，所以大批护士选择了离开。”杨甫德说。而他所负责的回龙观医院堪称是我国条件最好的精神卫生医院之一，即使如此，“每年招来的护士至少要流失三分之一。”
而且在我国，精神病院这个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都难堪重负的机构，几乎是患者的唯一选择。“我国没有任何康复体系，这导致精神病院成为制造残疾的凶手。”身为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的王诚如是说。
许多国家，精神病康复体系包括专科医院、社区康复中心等，旨在帮助患者早日回归社会。而在我国，基层精神病院是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在这里，很多人住了几年、十几年，至几十年，无形的囚锁困住了他们的心灵，他们远离人群、社会、正常的生活，直至他们完全康复，也无法找到归途。
墙上挂满了阿忆的油画，那是他对“外面”的幻想，色彩凌厉、线条模糊。五年前，阿忆就已经完全康复，但是，他选择在医院里度过余生，因为在“外面”等待他的是冷漠的家人、陌生的世界和一无所有的惶恐。
“你给我钱，我都不会出去，我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阿忆已经在医院里住了20多年，他最害怕的是地铁。“四通八达，不知去向。”
“我们已经尝试着建立社区康复和救助中心，让患者回归社会。”2010年初，在意大利特伦托市精神卫生专家的指导下，北京市首家社区精神卫生康复中心——海淀区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八里庄分中心终于挂牌成立。
一年多以来，类似的机构在努力繁衍，但遭遇的阻力早已超乎想象。“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完善的志愿者队伍。”在康复中心，主要由志愿者照顾和引导患者的生活，帮助他们融入社会，而现在，志愿者不足40人。
“冰冷、孤独、无助。”小安如是描述“他们的世界”。
窘迫
——一位精神病院医生说：“我们每天都在违法，走在刀尖上。”
有同样感受的，不只是病人。
在某城某区年初的城市规划大会上，精神病院院长坐在台下第二排，正前方坐着区卫生局局长，台上，区长意气风发地指点江山，结尾处说：“劳教所和精神病院也不能没有，就放在最边上吧！”
于是，精神病院与劳教所一起搬迁，放在了地图的最边缘。乘地铁至终点，然后坐25站公交，到达山下。
“情何以堪。”这位院长说。
身在市区中心的北京回龙观医院则实属“幸运”。20年前，这里也是北京最北郊，只是随着市区的扩大，这所医院才被逐渐包围，意外成为“社区中的医院”，提前实现了所有精神病院的理想。
实际上，这所“理想医院”也正深陷于窘迫的漩涡中，无法自拔。“连续亏损11年。”院长杨甫德说，前年，该医院开展项目成本核算，“66%的项目亏损。”
作为一家必须“差额预算”的三甲医院，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创收”却显得既不合乎现实也不合乎情理。“我们的病人都是弱势群体，大多家境贫困，不堪重负，不允许我们创收。”
同时，精神病医院还必须被迫“慈善”。大量病人拖欠医药费，“连伙食费每年都能欠上百万。”还有“三无”人员、老弱病残、无家可归者寄居于此，唯有医院，承担所有。
回复该发言
比缺医生更可怕的是缺护士。精神病患者往往需要更多的监护和照顾，可现实是，所有精神卫生医院的护士数量都严重不足，甚至在个别医院里，一个护士要管几十个病人，而在综合性医院里，相对应的比例为1：2.5。
由于护士的专业定位不明确，“在任何领域和科室都能干”，所以流动性非常大。“精神卫生医院待遇低、压力大、风险高，甚至还要承受社会歧视，所以大批护士选择了离开。”杨甫德说。而他所负责的回龙观医院堪称是我国条件最好的精神卫生医院之一，即使如此，“每年招来的护士至少要流失三分之一。”
而且在我国，精神病院这个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都难堪重负的机构，几乎是患者的唯一选择。“我国没有任何康复体系，这导致精神病院成为制造残疾的凶手。”身为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的王诚如是说。
许多国家，精神病康复体系包括专科医院、社区康复中心等，旨在帮助患者早日回归社会。而在我国，基层精神病院是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在这里，很多人住了几年、十几年，至几十年，无形的囚锁困住了他们的心灵，他们远离人群、社会、正常的生活，直至他们完全康复，也无法找到归途。
墙上挂满了阿忆的油画，那是他对“外面”的幻想，色彩凌厉、线条模糊。五年前，阿忆就已经完全康复，但是，他选择在医院里度过余生，因为在“外面”等待他的是冷漠的家人、陌生的世界和一无所有的惶恐。
“你给我钱，我都不会出去，我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阿忆已经在医院里住了20多年，他最害怕的是地铁。“四通八达，不知去向。”
“我们已经尝试着建立社区康复和救助中心，让患者回归社会。”2010年初，在意大利特伦托市精神卫生专家的指导下，北京市首家社区精神卫生康复中心——海淀区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八里庄分中心终于挂牌成立。
一年多以来，类似的机构在努力繁衍，但遭遇的阻力早已超乎想象。“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完善的志愿者队伍。”在康复中心，主要由志愿者照顾和引导患者的生活，帮助他们融入社会，而现在，志愿者不足40人。
“冰冷、孤独、无助。”小安如是描述“他们的世界”。
窘迫
——一位精神病院医生说：“我们每天都在违法，走在刀尖上。”
有同样感受的，不只是病人。
在某城某区年初的城市规划大会上，精神病院院长坐在台下第二排，正前方坐着区卫生局局长，台上，区长意气风发地指点江山，结尾处说：“劳教所和精神病院也不能没有，就放在最边上吧！”
于是，精神病院与劳教所一起搬迁，放在了地图的最边缘。乘地铁至终点，然后坐25站公交，到达山下。
“情何以堪。”这位院长说。
身在市区中心的北京回龙观医院则实属“幸运”。20年前，这里也是北京最北郊，只是随着市区的扩大，这所医院才被逐渐包围，意外成为“社区中的医院”，提前实现了所有精神病院的理想。
实际上，这所“理想医院”也正深陷于窘迫的漩涡中，无法自拔。“连续亏损11年。”院长杨甫德说，前年，该医院开展项目成本核算，“66%的项目亏损。”
作为一家必须“差额预算”的三甲医院，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创收”却显得既不合乎现实也不合乎情理。“我们的病人都是弱势群体，大多家境贫困，不堪重负，不允许我们创收。”
同时，精神病医院还必须被迫“慈善”。大量病人拖欠医药费，“连伙食费每年都能欠上百万。”还有“三无”人员、老弱病残、无家可归者寄居于此，唯有医院，承担所有。
回复该发言
5 回复：中国精神病患者报告
薄荷希米露2011-07-19 19:48:11 发表
于是，希望全部寄托在财政拨款上，而财政拨款唯一能解决的仅是按照医务人员编制划拨基本工资。
编制定于1993年，多年未变。按照该院编制，医务人员总数为1150人，可实际上，随着门诊量和床位数的急速增长，该院已经超编近300人，这些人的待遇，由医院自行解决。
结果是：这所医院还在使用上世纪50年代的平房院，至今没有任何大型设备。
尽管一些随着医改刚刚被纳入公共卫生系统的二级、一级医院有了国家财政拨款的待遇，但也“仅仅是温饱”。王诚说，以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为例，财政拨款仅能解决102位在编人员的基本工资，剩下200多位不在编人员仍由医院负担。
况且，基本工资非常微薄，只能实现“最低保障”，奖金、福利都无从谈起。“津贴？我们有特殊岗位津贴，每人每天1元。”杨甫德对此哭笑不得。
“我们的待遇仅是综合性大医院的三分之一。”王诚很苦恼，拿着如此微薄的报酬如何招聘？“专科的都不来，外地的也不愿意来。”即使来了，按照入编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北京户口”，“他们也无法入编。”
在这所医院里，多数人是年轻的面孔，他们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专院校，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很难考到“医师资格证”。
“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编制、没有发展前景，我们拿什么招人？”王诚很焦虑，“连人都招不来、留不下，如何提高科研能力和服务质量？如何发展？”他无奈地说：“就剩我们两个老家伙了，又有行政职务。”医院仅有院长和副院长两人是“专家”，拥有“副主任医师资格证”。
最让王诚头痛的还是“医闹”问题，“每死必闹”。精神病患者要同时遭受病痛、药物副作用、并发症的困扰，他们态度消沉，求生欲望很低，往往会早逝或突发性死亡。“很多家属长期不关心患者，不了解情况，突然接到病危通知或死亡通知就觉得很意外，事出蹊跷，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医闹’。”
在附近的太平间里，还冷冻着一位患者的遗体，他已经在那里躺了整整一年。“他是心脑血管疾病致死的，还不到40岁，家属要求医院赔偿40万，又无任何说明医院过错的证明。”经历了无数个“拉锯战”的王诚很感慨，“他们连死后都得不到安宁。”
大多“医闹”都是缘于病患在综合病症下致死，家属认为精神病医院应承担责任。“这是最严重的制度不合理。”王诚和杨甫德院长一致表示，综合性大医院一直以“条件不具备”为由拒绝接收精神病患者，“只会诊，不处理”，“精神病患者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肿瘤，怎么办？”
“连医疗卫生领域都对精神病患者歧视、排斥。”王诚院长叹息。
面对现实，“非法行医”成为所有精神病院无奈的选择。按照规定，精神病诊疗医师是不能处理其他领域的医疗问题的，现实是，精神病院的医师早已被迫成为病患的“全科大夫”，处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所有问题。
无论是医生本人还是医院，都非常清楚“违法”的后果，“吊销执照、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一位老医师说：“我们每天都在违法，走在刀尖上。”
最让医院和医生们痛苦的是，“仁心”无法得到理解。患者和家属都常常认为，医院不够尽心尽力，医生不够尽职尽责。
院长只有经常在职工大会上安慰大家：“好人有好报。”
坚持
——很多康复的患者都能体谅医生的苦衷
一位狂躁症患者突然失去控制，在病房中大声喊叫，挥舞着拳头，瘦小的护士长刚到门口就直接被扑倒，她紧紧抱着患者的头，劝慰着：“宝贝，乖……”然后拍打着他的背，等待他逐渐平静下来。他们蜷缩着躺在地上，犹如一对母子。
半个小时后，护士长用冰块敷在肿胀的脸上，淡淡地说：“贵在坚持。”
回复该发言
编制定于1993年，多年未变。按照该院编制，医务人员总数为1150人，可实际上，随着门诊量和床位数的急速增长，该院已经超编近300人，这些人的待遇，由医院自行解决。
结果是：这所医院还在使用上世纪50年代的平房院，至今没有任何大型设备。
尽管一些随着医改刚刚被纳入公共卫生系统的二级、一级医院有了国家财政拨款的待遇，但也“仅仅是温饱”。王诚说，以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为例，财政拨款仅能解决102位在编人员的基本工资，剩下200多位不在编人员仍由医院负担。
况且，基本工资非常微薄，只能实现“最低保障”，奖金、福利都无从谈起。“津贴？我们有特殊岗位津贴，每人每天1元。”杨甫德对此哭笑不得。
“我们的待遇仅是综合性大医院的三分之一。”王诚很苦恼，拿着如此微薄的报酬如何招聘？“专科的都不来，外地的也不愿意来。”即使来了，按照入编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北京户口”，“他们也无法入编。”
在这所医院里，多数人是年轻的面孔，他们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专院校，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很难考到“医师资格证”。
“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编制、没有发展前景，我们拿什么招人？”王诚很焦虑，“连人都招不来、留不下，如何提高科研能力和服务质量？如何发展？”他无奈地说：“就剩我们两个老家伙了，又有行政职务。”医院仅有院长和副院长两人是“专家”，拥有“副主任医师资格证”。
最让王诚头痛的还是“医闹”问题，“每死必闹”。精神病患者要同时遭受病痛、药物副作用、并发症的困扰，他们态度消沉，求生欲望很低，往往会早逝或突发性死亡。“很多家属长期不关心患者，不了解情况，突然接到病危通知或死亡通知就觉得很意外，事出蹊跷，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医闹’。”
在附近的太平间里，还冷冻着一位患者的遗体，他已经在那里躺了整整一年。“他是心脑血管疾病致死的，还不到40岁，家属要求医院赔偿40万，又无任何说明医院过错的证明。”经历了无数个“拉锯战”的王诚很感慨，“他们连死后都得不到安宁。”
大多“医闹”都是缘于病患在综合病症下致死，家属认为精神病医院应承担责任。“这是最严重的制度不合理。”王诚和杨甫德院长一致表示，综合性大医院一直以“条件不具备”为由拒绝接收精神病患者，“只会诊，不处理”，“精神病患者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肿瘤，怎么办？”
“连医疗卫生领域都对精神病患者歧视、排斥。”王诚院长叹息。
面对现实，“非法行医”成为所有精神病院无奈的选择。按照规定，精神病诊疗医师是不能处理其他领域的医疗问题的，现实是，精神病院的医师早已被迫成为病患的“全科大夫”，处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所有问题。
无论是医生本人还是医院，都非常清楚“违法”的后果，“吊销执照、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一位老医师说：“我们每天都在违法，走在刀尖上。”
最让医院和医生们痛苦的是，“仁心”无法得到理解。患者和家属都常常认为，医院不够尽心尽力，医生不够尽职尽责。
院长只有经常在职工大会上安慰大家：“好人有好报。”
坚持
——很多康复的患者都能体谅医生的苦衷
一位狂躁症患者突然失去控制，在病房中大声喊叫，挥舞着拳头，瘦小的护士长刚到门口就直接被扑倒，她紧紧抱着患者的头，劝慰着：“宝贝，乖……”然后拍打着他的背，等待他逐渐平静下来。他们蜷缩着躺在地上，犹如一对母子。
半个小时后，护士长用冰块敷在肿胀的脸上，淡淡地说：“贵在坚持。”
回复该发言
6 回复：中国精神病患者报告
薄荷希米露2011-07-19 19:48:11 发表
“没有一个医生、护士没有挨过打，受过伤。”陈大春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他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一科主任医师，从医多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就在几天前，他的同事张保华在病区查房，一位患者上来就是一巴掌。“一声没吭，继续干活。”
悲剧随时可能降临，五年前，一位医生被病患戳瞎了左眼，医院承担了医药费，仅此而已。
一位刚入行，只有24岁的年轻医生告诉我，为防止病人突袭，可以站在45度角，以便自卫，尽量站在靠墙的地方，保护后背……然而，当进入病房，面对一群患者的时候，所有的理论和经验都失去了可行性。
最让他感到挫败的是，由于精神病诊断缺乏参数明确的客观标准，他经常要与病患和家属“斗智斗勇”，饱受质疑和威胁。
精神病诊断属“信息诊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病史和症状，病史主要靠亲属提供，症状主要靠心理测试和观察。
因此，如果病患家属不配合，病患本人模拟症状，就会有“诈病”的可能。“我们简直要像警察一样，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争取做一个合格的测谎仪。”这位年轻的医生自嘲说。
在很多精神病医院里，医务人员的年龄分布都极不均匀。“要么就是40岁以上的，专家型，担任很多行政职务。要么就是20出头的，刚毕业，满怀激情和理想。”一位老医生说，“中坚力量都跑光了，青黄不接的。”
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成就感主要来源于两方面，攻克病症难题和患者的感激。可是，这两点对于一个精神病医生来说，都是奢求。
目前，精神病的治愈率很低，尤其是重症患者，每一项都是世界难题。因此，几乎每一个医生都在经历内心的煎熬，看着一位年轻的患者走进来，在病情反复中失去亲情，逐渐丧失自我，百病聚集，几十年过去，突发死亡……
一位患者依靠在门口，王诚院长摆手叫他过来，说：“我们认识多少年了？”患者说：“三年了吧！”王诚院长没有说话。
当王诚还是个住院医师时，这位患者就在这里，二十年过去了，王诚已经成为了院长，时常招呼他说说话，可他总也不记得。
王诚说，他最害怕的事是在“外面”遇见曾经的患者，“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坚持服药了，是不是正常。”
前不久，王诚在动物园遇见一位曾经的病患，第一句话便是：“你坚持吃药了吗？”好言哄走了病患，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
很多病患在住院期间都闹着要出院，但他们大多还未康复，或者家属不来接走，导致病患对医院和医生都产生了埋怨的心理，甚至在出院时还扬言要“报复”。
“感激是很珍贵的。”王诚说。
略感安慰的是，很多康复的患者都能够体谅他们的苦衷，就像小安和阿忆，已经和医生、护士成为朋友，甚至成为帮助、支持和保护他们的战友。
小安的医生张莹经常要去重症病房查房，那里住的都是有狂躁和攻击倾向的患者，高大的小安总是默默站在身后，像山一样。
张莹说，这份感动支撑着她，让她得以坚持到今天。
精神疾病
表现在行为、心理活动上的紊乱为主的神经系统疾病。
轻性精神疾病
患者思维的认知、逻辑推理能力及其自知力都基本完好，尚能控制自己的精神活动，能保持与环境适应的能力。
——神经衰弱、强迫症、抑郁症、焦虑症、 恐惧症等
重性精神疾病
患者对自身的精神异常表现没有自知力，不能控制自己的精神活动，丧失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等
《精神卫生法》该寄望什么？
讨论长达26年、承载了太多冀望的草案，能解决哪些现实问题？立法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
《中国经济周刊》实习记者 李妍|北京报道
回复该发言
就在几天前，他的同事张保华在病区查房，一位患者上来就是一巴掌。“一声没吭，继续干活。”
悲剧随时可能降临，五年前，一位医生被病患戳瞎了左眼，医院承担了医药费，仅此而已。
一位刚入行，只有24岁的年轻医生告诉我，为防止病人突袭，可以站在45度角，以便自卫，尽量站在靠墙的地方，保护后背……然而，当进入病房，面对一群患者的时候，所有的理论和经验都失去了可行性。
最让他感到挫败的是，由于精神病诊断缺乏参数明确的客观标准，他经常要与病患和家属“斗智斗勇”，饱受质疑和威胁。
精神病诊断属“信息诊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病史和症状，病史主要靠亲属提供，症状主要靠心理测试和观察。
因此，如果病患家属不配合，病患本人模拟症状，就会有“诈病”的可能。“我们简直要像警察一样，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争取做一个合格的测谎仪。”这位年轻的医生自嘲说。
在很多精神病医院里，医务人员的年龄分布都极不均匀。“要么就是40岁以上的，专家型，担任很多行政职务。要么就是20出头的，刚毕业，满怀激情和理想。”一位老医生说，“中坚力量都跑光了，青黄不接的。”
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成就感主要来源于两方面，攻克病症难题和患者的感激。可是，这两点对于一个精神病医生来说，都是奢求。
目前，精神病的治愈率很低，尤其是重症患者，每一项都是世界难题。因此，几乎每一个医生都在经历内心的煎熬，看着一位年轻的患者走进来，在病情反复中失去亲情，逐渐丧失自我，百病聚集，几十年过去，突发死亡……
一位患者依靠在门口，王诚院长摆手叫他过来，说：“我们认识多少年了？”患者说：“三年了吧！”王诚院长没有说话。
当王诚还是个住院医师时，这位患者就在这里，二十年过去了，王诚已经成为了院长，时常招呼他说说话，可他总也不记得。
王诚说，他最害怕的事是在“外面”遇见曾经的患者，“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坚持服药了，是不是正常。”
前不久，王诚在动物园遇见一位曾经的病患，第一句话便是：“你坚持吃药了吗？”好言哄走了病患，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
很多病患在住院期间都闹着要出院，但他们大多还未康复，或者家属不来接走，导致病患对医院和医生都产生了埋怨的心理，甚至在出院时还扬言要“报复”。
“感激是很珍贵的。”王诚说。
略感安慰的是，很多康复的患者都能够体谅他们的苦衷，就像小安和阿忆，已经和医生、护士成为朋友，甚至成为帮助、支持和保护他们的战友。
小安的医生张莹经常要去重症病房查房，那里住的都是有狂躁和攻击倾向的患者，高大的小安总是默默站在身后，像山一样。
张莹说，这份感动支撑着她，让她得以坚持到今天。
精神疾病
表现在行为、心理活动上的紊乱为主的神经系统疾病。
轻性精神疾病
患者思维的认知、逻辑推理能力及其自知力都基本完好，尚能控制自己的精神活动，能保持与环境适应的能力。
——神经衰弱、强迫症、抑郁症、焦虑症、 恐惧症等
重性精神疾病
患者对自身的精神异常表现没有自知力，不能控制自己的精神活动，丧失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等
《精神卫生法》该寄望什么？
讨论长达26年、承载了太多冀望的草案，能解决哪些现实问题？立法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
《中国经济周刊》实习记者 李妍|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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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复：中国精神病患者报告
薄荷希米露2011-07-19 19:48:11 发表
“不能把所有期望都寄托在一部法律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病卫生中心执委会主席杨甫德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再三强调，“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体系、一个制度，乃至是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仅靠一部法案，不足以支撑全部。”
但能有新法问世，已属不易。《精神卫生法(草案)》(下称《草案》)居然经历了26年的酝酿时间才得以出世，着实让人感慨。“可见争议之多、难点之多。”
1985年即开始调研并完成首稿拟定的精神卫生立法，在多方“不满意”下始终磕绊难成型。2000年后，“被精神病”现象迭出，“强行收治”拨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矛盾和争论四散开来，《草案》的筹备应时扭转方向，更多的进入了医疗卫生领域与司法领域相交叉的节点，“个人权益保障”成为新阶段的关键词。
7月，《草案》意见征集结束，轰轰烈烈的社会大讨论体现了公众对这部法案的太多期望，正如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所说：“人们总是希望通过它改变一切现状。”
可以看到是，通过《草案》，精神病患者的主要权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学习和劳动就业的权利、知情同意权、通信及会客权和诊断复核权得以明确，同时，争议和疏漏也引起了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如：强行收治程序、诊断复议的可操作性、监护权确立等。
如何充分实现救治，并在救治的全过程中维护患者的权益，这将是一个考验全民智慧的现实难题……
发言者
杨甫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执委会主席、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
王诚
参与起草《精神卫生法》的医学专家、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
黄雪涛
深圳“衡平机构”负责人、《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主笔人
李轩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唐宏宇
参与起草《精神卫生法》的医学专家、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
什么样的患者应该强制收治？
《草案》第二十七条：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由患者自主决定。只有精神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且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才能对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
黄雪涛：“扰乱公共秩序”内容相当宽泛，《刑法》确定的“扰乱公共秩序罪”包含“妨害公务罪”“招摇撞骗罪”等28个罪名，《治安管理处罚法》确定的“扰乱公共秩序行为”则包含“破坏选举”“追逐拦截他人”等20种行为。如果将“扰乱公共秩序”作为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使用条件，无疑存在被滥用的可能。
李轩：由于“扰乱公共秩序”词义的开放性和模糊性，常常被滥用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给予治安、刑事处罚的借口，在有关精神障碍患者强制收治的国际标准中，并没有“扰乱公共秩序”或“扰乱公共秩序的危险”这样的条款。
谁有权力把人送进精神病院？
《草案》第二十四条：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属于流浪乞讨人员且查找不到其监护人、近亲属的，由当地民政等行政部门按照精神障碍患者救助制度的职责分工帮助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第二十六条：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其监护人、近亲属、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予以制止，其监护人、近亲属并应当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其中，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行为的，由当地公安机关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并通知其监护人、近亲属。
回复该发言
但能有新法问世，已属不易。《精神卫生法(草案)》(下称《草案》)居然经历了26年的酝酿时间才得以出世，着实让人感慨。“可见争议之多、难点之多。”
1985年即开始调研并完成首稿拟定的精神卫生立法，在多方“不满意”下始终磕绊难成型。2000年后，“被精神病”现象迭出，“强行收治”拨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矛盾和争论四散开来，《草案》的筹备应时扭转方向，更多的进入了医疗卫生领域与司法领域相交叉的节点，“个人权益保障”成为新阶段的关键词。
7月，《草案》意见征集结束，轰轰烈烈的社会大讨论体现了公众对这部法案的太多期望，正如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所说：“人们总是希望通过它改变一切现状。”
可以看到是，通过《草案》，精神病患者的主要权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学习和劳动就业的权利、知情同意权、通信及会客权和诊断复核权得以明确，同时，争议和疏漏也引起了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如：强行收治程序、诊断复议的可操作性、监护权确立等。
如何充分实现救治，并在救治的全过程中维护患者的权益，这将是一个考验全民智慧的现实难题……
发言者
杨甫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执委会主席、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
王诚
参与起草《精神卫生法》的医学专家、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
黄雪涛
深圳“衡平机构”负责人、《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主笔人
李轩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唐宏宇
参与起草《精神卫生法》的医学专家、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
什么样的患者应该强制收治？
《草案》第二十七条：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由患者自主决定。只有精神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且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才能对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
黄雪涛：“扰乱公共秩序”内容相当宽泛，《刑法》确定的“扰乱公共秩序罪”包含“妨害公务罪”“招摇撞骗罪”等28个罪名，《治安管理处罚法》确定的“扰乱公共秩序行为”则包含“破坏选举”“追逐拦截他人”等20种行为。如果将“扰乱公共秩序”作为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使用条件，无疑存在被滥用的可能。
李轩：由于“扰乱公共秩序”词义的开放性和模糊性，常常被滥用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给予治安、刑事处罚的借口，在有关精神障碍患者强制收治的国际标准中，并没有“扰乱公共秩序”或“扰乱公共秩序的危险”这样的条款。
谁有权力把人送进精神病院？
《草案》第二十四条：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属于流浪乞讨人员且查找不到其监护人、近亲属的，由当地民政等行政部门按照精神障碍患者救助制度的职责分工帮助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第二十六条：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其监护人、近亲属、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予以制止，其监护人、近亲属并应当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其中，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行为的，由当地公安机关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并通知其监护人、近亲属。
回复该发言
8 回复：中国精神病患者报告
薄荷希米露2011-07-19 19:48:11 发表
黄雪涛：草案对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设计了监护人主导的原则，导致监护人权力过大。一旦进入收治程序，送治的近亲属就自动被视为监护人行使监护权。
这种亲权对成年公民自决权的侵犯，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严重漏洞，现实中也出现恶劣的社会后果。“深圳邹宜均案”、“广州何锦荣案”、“南通朱金红案”和“福建陈国明案”都因家庭财产纠纷，当事人被近亲属以绑架方式送往精神病院。
杨甫德：现在医院实行的是“监护人负责 ”的原则，一般认定近亲属为监护人，但当近亲属侵犯患者的权益，甚至不愿将已基本康复的患者接出医院时，矛盾就凸显出来，患者、医院都成为“受害者”。
精神疾病判定是医学问题还是司法问题？
《草案》第二十五条：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对确诊的精神障碍患者，执业医师应当如实告知患者本人；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应当如实告知其监护人；属于民政等行政部门送诊的，还应当如实告知送诊的部门。
对诊断结论表明不能确诊为精神障碍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限制其离开医疗机构。
黄雪涛：在确定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设定监护人的环节上，采取去司法程序化的制度设计，由医生肩负社会伦理判断和司法判断，这是一个结构性错误。这在事实上形成了由医生替代法官宣告自然人的行为能力限制。
杨甫德：精神疾病的判定本来就是一个医学问题，但是我们不反对司法介入。因为精神疾病的判定是根据症状、严重程度、病程标准和排除四个程序来诊断的，这种“信息诊疗”缺乏明确指标，使医生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和风险，因此，我们是希望司法介入的。
精神疾病判定的方法和时间规定是否合理？
《草案》第二十六条：接到依照前款规定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机构应当将其留院，立即指派2名以上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诊断，并在72小时内作出书面诊断结论。诊断结论应当立即告知患者及其监护人、近亲属；其中，属于当地公安机关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还应当告知送诊的公安机关。
第二十三条：精神障碍的诊断不得以精神健康状况以外的原因为依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
王诚：在很多基层医院里，有精神科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医务人员非常少，甚至只有两三个人，如果按照《草案》的规定，那么这些医务人员的工作量将非常大，而且，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也是不可行的。
我认为想要加强诊断的科学合理性，应该在程序上下工夫，而不是通过诊断人数来体现。
杨甫德：精神疾病判定与一般疾病不同，主要靠病史、观察和鉴别，因此，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及时做出诊断，美国甚至要求六个月，72小时的规定显然是不符合临床医学的特征。
体格检查是一项医学诊断必须的常规检查，如果没有体格检查，就不能确定患者是否患有其他并发症，从而影响对病情的判断，以及后期的治疗和康复。
精神病救治谁掏钱？
《草案》第五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精神卫生工作需要，将精神卫生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黄雪涛：与高发病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经费投入过少。国外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约为20%，而我国仅有1%。这有限的投入却要负担起占所有疾病20%的精神疾病。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使我国目前仍有70%左右的精神病患者没有接受有效治疗。
王诚：与发达国家的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康复经费多由政府“埋单”不同，我国精神疾患的治疗费用则主要由患者、家属和单位三方承担。由于精神疾病须长期服药和治疗、反复发作且丧失了一定劳动能力，所以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情况并不鲜见。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精神病人的贫困率是一般人口贫困率的20倍。
回复该发言
这种亲权对成年公民自决权的侵犯，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严重漏洞，现实中也出现恶劣的社会后果。“深圳邹宜均案”、“广州何锦荣案”、“南通朱金红案”和“福建陈国明案”都因家庭财产纠纷，当事人被近亲属以绑架方式送往精神病院。
杨甫德：现在医院实行的是“监护人负责 ”的原则，一般认定近亲属为监护人，但当近亲属侵犯患者的权益，甚至不愿将已基本康复的患者接出医院时，矛盾就凸显出来，患者、医院都成为“受害者”。
精神疾病判定是医学问题还是司法问题？
《草案》第二十五条：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对确诊的精神障碍患者，执业医师应当如实告知患者本人；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应当如实告知其监护人；属于民政等行政部门送诊的，还应当如实告知送诊的部门。
对诊断结论表明不能确诊为精神障碍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限制其离开医疗机构。
黄雪涛：在确定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设定监护人的环节上，采取去司法程序化的制度设计，由医生肩负社会伦理判断和司法判断，这是一个结构性错误。这在事实上形成了由医生替代法官宣告自然人的行为能力限制。
杨甫德：精神疾病的判定本来就是一个医学问题，但是我们不反对司法介入。因为精神疾病的判定是根据症状、严重程度、病程标准和排除四个程序来诊断的，这种“信息诊疗”缺乏明确指标，使医生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和风险，因此，我们是希望司法介入的。
精神疾病判定的方法和时间规定是否合理？
《草案》第二十六条：接到依照前款规定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机构应当将其留院，立即指派2名以上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诊断，并在72小时内作出书面诊断结论。诊断结论应当立即告知患者及其监护人、近亲属；其中，属于当地公安机关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还应当告知送诊的公安机关。
第二十三条：精神障碍的诊断不得以精神健康状况以外的原因为依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
王诚：在很多基层医院里，有精神科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医务人员非常少，甚至只有两三个人，如果按照《草案》的规定，那么这些医务人员的工作量将非常大，而且，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也是不可行的。
我认为想要加强诊断的科学合理性，应该在程序上下工夫，而不是通过诊断人数来体现。
杨甫德：精神疾病判定与一般疾病不同，主要靠病史、观察和鉴别，因此，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及时做出诊断，美国甚至要求六个月，72小时的规定显然是不符合临床医学的特征。
体格检查是一项医学诊断必须的常规检查，如果没有体格检查，就不能确定患者是否患有其他并发症，从而影响对病情的判断，以及后期的治疗和康复。
精神病救治谁掏钱？
《草案》第五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精神卫生工作需要，将精神卫生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黄雪涛：与高发病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经费投入过少。国外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约为20%，而我国仅有1%。这有限的投入却要负担起占所有疾病20%的精神疾病。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使我国目前仍有70%左右的精神病患者没有接受有效治疗。
王诚：与发达国家的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康复经费多由政府“埋单”不同，我国精神疾患的治疗费用则主要由患者、家属和单位三方承担。由于精神疾病须长期服药和治疗、反复发作且丧失了一定劳动能力，所以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情况并不鲜见。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精神病人的贫困率是一般人口贫困率的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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