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有财政纪律作为基础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博客)在第26次CMRC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表示，中国经济目前在全球总量排第二、增量排第一，这使得国内问题在国际上也会引起很大反响。
他还表示，很多人讨论中国公共债务时认为中国公共债务还在安全地带，其实是以那些出了大问题国家为标准，这不是对中国长远负责任的态度，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有财政纪律作为基础，否则速度可以很高，但很难持久。
以下是发言实录：
中国经济目前在全球总量排第二、增量排第一。这使得国内问题在国际上也会引起很大反响。前一段时间有唱衰人民币和中国经济的论调，一部分是由于全球投资者担心中国治理通胀硬着陆，另一部分就是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方面问题。对后者的担心主要是因为这方面问题头绪非常多，很难看清楚。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政府层级多、地域辽阔的国家，虽然信息收集技术有很大进步，但公共信息收集提供始终还是薄弱。最近银监会、审计署、央行都连续发布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之间还需要比对缝合，但基本上把情况捋清楚了。
对于融资平台到底有没有风险，虽然涉及未来判断总会有误差，但周其仁大致接受贾康（微博）演讲中的判断，即从今明年短期看中国经济不会因为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出现系统性的连锁反应。第一是因为中国经济盘子非常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10万亿的债务余额，中国总的贷款规模将近50万亿，GDP规模为40多万亿。第二是虽然中国平台数量很大，搞清楚情况不容易，但由于各地的差异非常大，只要处理妥当，发生共振的可能性也小。
其次周其仁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反映出的信息，从对中国经济理解的长远角度看还是很重要和严重的，因为它涉及经济中政府和老百姓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如果平台出了问题，责任落到财政上，那最后也就是纳税人的责任，但纳税人对此知情很少。如果这次不是国家审计署动员4万人去查，这方面情况谁也不清楚。即便审计署公布了数据，到地方去问城市一级情况，还是有不清楚的情况，地方政府好像也不需要知道。在周教授看来，这件事情绝非小事，很多社会矛盾都与此有关。所以，平台不管数量多大、是否会引起短期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其本身就应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加以高度重视。应该将此事作为一个机会，提出政府和老百姓基本关系问题，建立公共债务公开报告制度。
此事除知情权层面外，还涉及商业银行怎么给平台借钱的问题。平台债务余额几年间增长到10万亿规模，提供融资的大部分是商业银行，而几大商业银行都是处理过不良资产并改制过的，那它们为什么借，而且借这么多？商业银行现在有进步，贷款需要有抵押物，这个抵押物在很多地方就是土地。于是，这又联系到另外一个根本问题——征地制度。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征收农民土地赔偿最高为土地农业用途年收入的30倍，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基本上就是这个体制。这造成老百姓的土地很容易就被政府征收，而且征收后很多用于商业用途。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一条很重要的决定，是明确要缩小政府征地范围，严格界定土地的公益性用途和商业性用途，将来征用这种强制手段只能用于公益用途。然而我们看到这两年征地规模比2008年以前大大增加。2009、2010年得到批准的征地每年在680万亩左右。原本政府试图将总量控制在400万亩以内，但实际上做不到。
现在都说土地财政，但与土地财政平行的还有土地金融。地方平台把土地拿去放到银行，还能押出更大一部分钱。这就是宏观经济中非常有中国特点的地方。周其仁在2004年进行土地专题调研时，就着重讨论过这个问题，提出中国的宏观经济不但有银根问题，还有土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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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变成财政、财政又变成金融，这正是支持中国过重依赖投资的国民经济运行的体制和微观基础。
如何改革这个财政和金融模式？参考当年改革统购统销的经验，首先要两轨并行。除了政府征地，对于能否发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需要进行尝试才可知晓。这几年在成都看到所有要素已经齐备。指标、实物地产都可交易，不论是靠近还是远离成都市中心地区。对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组织措施，也基本看得比较清楚。剩下来主要是政策与法律作为不作为的问题。
中国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解决这类问题。周其仁在会上还提出，能不能通过土地制度深层次改革推动土地财政土地金融的改革，再推动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关系的重新厘定。目前政府充当经济主体最大风险是，政府还承担很多公共职能而且是唯一的，所以政府一旦借钱过度不能还款时，关门的绝不是政府而是银行。而银行是有债权人的，这样就会将整个经济卷入危机泥潭。因此，政府借债一定要控制。很多人讨论中国公共债务时认为中国公共债务还在安全地带，其实是以那些出了大问题国家为标准。这不是对中国长远负责任的态度。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有财政纪律作为基础，否则速度可以很高，但很难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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