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影响社会

时已入夏，张五常(微博)(博客)（微博）宅邸的壁炉中，犹自堆放着一些木块，想是上一季不曾用完，又如同刚刚添入——这样一种西式情调，阳光从透明的屋顶射入厅堂，人于室内，又可以毫不费力地游目于玻璃墙外春光遍着的小花园。
在这个花费代价营造的环境里，张五常赤足趿着一双黑色拖鞋，惬意地仰靠在一张可以灵活转动的单人小沙发上，不断地转来转去，气定神闲，谈吐裕如。上海已进入梅雨时节，这样的晴好天气，似不多见，他偶会站起来，转上一圈，说一声， “今天天气不错啊。”在这样的气氛中，张五常接受《南风窗》专访，谈了人际生涯中关注的和遭逢的一些重要事情。
以下为其主要观点：
我是小人物
我八十年代建议的东西，《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卖桔者言》，只要写一次，最多写两次，就不再写了，因为感受上好像是有点效果。例如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发表《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几个月后深圳的朋友问该怎么出售。又例如我警告说中国不要走上印度之路，北京的朋友同意，反应好。今天重读旧作，仿佛自己把中国改革的细节预先写了出来，有这样的感受。现在没有这种感受了。
我早说中国要放弃抄袭外国的货币制度，写了二十几篇，劳动法也是，皆如石沉大海。
我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听我讲的。我没有本领改进社会，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可以影响社会。我算什么呢?不是什么大人物，是小人物。你要听就听，不听就不听。我是从事经济解释的，解释什么政策会有什么效果，但我不是改革者，这不是我的专长。我只不过是用我所知的解释给你们听。你们不听我知道自己是个小人物。
北京对我是宽容的，我批评新《劳动合同法》写了十几篇，有时骂得自己有点尴尬，他们虽然不接受，但没有封杀我。
七十五岁了，来日无多，希望能早点见到我希望见到的。
我搞的经济学不是坐在办公室猜测，而是基于真实世界的观察，对中、西方的历史都有掌握。从事经济解释五十年，因果的推断准确。我说这政策会有那样的效果，你不信，尝试失败其代价可能高到天上去。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没有海归派，西方的影响也不大。北京的朋友当时都在摸索，多读我的文章是不难理解的。你读我的文章不可能完全不受我的影响。
你爱读我就写，不断地解释。走我的学问路线的人只能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至于有没有真的影响力是无关宏旨的。我没有雄心，也没有野心，有的只是一点关心。现在声浪很多，大名校的博士无数，而我历来是个不争论的人。昔日美国的同事初时认为我从来不回应的态度不对，后来又一致说我对，其实是一九六八年施蒂格勒教的。
智囊化决策和施政通常是没有用的
西方的经验也说没有用。昔日英国的戴卓尔夫人，美国的雷根，及南美的一个成功例子，都是主要用一个顾问。这三位顾问跟我很熟，我很佩服他们的政治感。但我认为比他们更重要的是上头对经济的感受好。他们不需要这么做。找朋友带个口信来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建议，我知道的会说。朋友之间问我怎么看，我知道的会说。这种传达方式可能传错。正正式式的会说得清楚一点。但我认为不需要这么做。我认为能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很重要。
经济学家的责任
一九九七年，我作美国西部经济学会的会长，这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学会，我数了数那些会员，三个里面有一个是中国人。你说中国有多少经济学家?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么?
我在美国攻读经济的时候，全校的中国学生只我一个念经济，现在念经济的很多，那你说中国经济学家怎么不多呢?说起来，我在美国长滩教了两年，芝大两年，华大十三年，加起来只教过一个中国学生。今天的情况相差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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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几千年前的老子、韩非子，都是经济学家，还有其他的，当时可能纸张不便，写不出长篇大论，但比照一下现在的水准，甚至一些拿诺贝尔奖的水准，其思想哲理的重要性比不上我们的韩非子、老子。
另一方面，你说的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呢?经济学有多种。大多数的经济学不走解释世事的路。你可以说我这种不是经济学，我不会反对。三十多年前美国的同事说我是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这些同事有偏见，认为解释现象才是经济学。当年影响我的前辈都着重于经济解释，今天奇怪地变得很少了。
经济学家没有责任比有责任好。我知道有些后起之秀说自己有什么责任。他们还年轻，高估了自己的重要性。我认为做学者的最多能做得到的就是解释。解释了你不懂我再解释。解释到不想再解释的时候，就不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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