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储朝晖：高考录取率飙升的利与弊

环球人物讯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人们对高考（微博）惯用的比喻。今天，当人们重新打量这座桥时，会发现它宽了许多。我国高校录取比例仅用3年时间，就从57%上升到今年的72.3%，个别地区甚至将高达90%。
高录取率从何而来？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问题？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是否真正满足了社会的人才需要？针对这些问题，近日，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微博）教授和教育部中央教育研究所的储朝晖研究员。
高等教育赶超发达国家了吗
环球人物杂志：今年高校录取率达到72.3%的录取率，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熊丙奇：这个数字是总体录取计划除以报考人数得出的比值。所有计划内招生的高校包括985工程（即我国政府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建设工程）高校、211工程（就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院校、公办本科、民办和独立院校的本科，还有公办的高职高专和民办的高职高专。今年全国范围内的录取计划是675万，报考人数是933万，因此得到的录取率就是72.3%。
储朝晖：72.3%这个数据与实际的录取率之间还是有差距的。比如，有一些学生报名了，但是没有参加考试；还有一些是推荐和自主招生的名额，虽然学生已经拿到某一个学校的录取资格，但他还要参加高考；另外，还有一部分学生被没有拿到教育部招生指标的民办学校录取。这样估算的话，今年全部的入学率接近80%。
环球人物杂志：目前我国的高校录取率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
熊丙奇：实际上评价高等教育的规模主要有三个数据：一是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按照去年的数据，我国高校在校生人数是3000万，这个规模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二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高校在校生人数除以18—22岁的适龄人口数。我国的毛入学率为26.2%，在全球范围内是比较低的，好多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已达到40%到50%，周边国家中，韩国已经超过了90%。三是高等教育的录取率。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每10万人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我们国家这个比例大概是7%，也就是说13亿人口中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在9000万左右。而很多发达国家超过20%。其中比较客观衡量高等教育规模的是毛入学率，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
储朝晖：目前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录取率已经在90%以上，台湾已经达到100%。在这些地区，并不是每个学生都会选择读大学，他们会结合自己的条件，考虑是不是有利于就业和未来发展。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近年来高校录取率不断飙升？
熊丙奇：一是我国大学数量增加，已达到2000多所，二是考生数量在下降。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已经从2008年峰值时的1050万降到了933万。
储朝晖：人口数量增长速度放慢，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学生的流失。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例，根据我们公开的统计数字，普及率超过99%，但实际上没有达到这么多。我曾到某个地级市走访，当地进入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是4.8万，到初三毕业的时候就少了1.7万，差了1/3，而进入到高中的学生更少，从高一到高三又有一个流失的过程。在西部的某省，每年流失20万学生，三年就是60万，相当于一个省一年高考人数的总量。另外，那些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差，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学生，看到大学毕业前景也不乐观，可能就不考了。
高入学率是进步还是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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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杂志：高录取率能否看做是我国高校教育普及化的信号？
熊丙奇：从好的方面来讲，确实会有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提高国民的受教育比例。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弊端。比如说，大学如果没有相应的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来保证教学，就有可能使学校的教育质量下降，文凭的价值也就会降低。过去，大学生这个群体有高度的自我认同，被称为天之骄子。而现在，100个同龄人中，26个是大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就很难再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储朝晖：招生数量增加对很多孩子来说是一个机遇，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分数偏低的孩子，现在也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允许，我建议家长尽可能把孩子送到大学去学习，哪怕是不能颁发教育部认可的学历证书的学校。前提是他觉得这个学校的教育对自己的成长有利。
但高入学率带来的问题也很多，对大量学生的教育方式与过去精英教育时期相比，有很大不同。很多大学没有适应这样的变化，没有深入了解学生的成长需要，没有调整设计新的教学方案，没有根据社会的需求对学生进行培养。导致很多学生在学校学不到什么，到社会上找不到工作。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该如何解决高录取率引发的诸多问题？
熊丙奇：我国必须开展教育改革，关键是建立高校的市场竞争机制。第一，高校要有办学自主权。比如说学科怎么设置，专业怎么设置，方向怎么调整，现在的情况是处处都要听政府的，就失去了灵活性和适应能力。第二，我们的高校大部分都没有实行学分互认制度，也不允许学生无理由转学。比如说，你在大三时从清华大学退学，你不能选择一个同类学校继续读，必须重新参加高考。而国外不是这样，你在普通大学中读得好，照样可以申请转去哈佛读书。目前我国的生源危机已经出现，我们的教育部门和学校必须认真对待。
储朝晖：政府要出让一些权力，不能让高校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学校也要主动争取，不能认为只要符合上级行政领导的要求就符合办学要求。过去很多高校更多地关注红头文件，现在需要转向关注学生的成长发展需要，调查社会人力资源的需求。我们的大学只和行政领导打交道，不和社会打交道，不是自主的主体。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发展，这种现象必须改变。
高校的门槛该如何定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中国大学生不管学到了什么，几乎都能在毕业时获得“出厂合格证”。为什么会这样？
熊丙奇：我们国家还是学历社会，所以宽进严出对很多高校尤其是民办院校来说困难很大，更多的是严进宽出，或者宽进宽出。高校在生源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是不肯放弃任何一个学生的，即使他学习不认真，也不会被开除。加上一些学校资金来源太单一，政府拨款少，也没有什么集资、捐赠，只能靠学费来维持生存，这种情况就更明显，这也进一步降低了高等教育的价值。
储朝晖：学校要进行自我定位，像美国有的学校是严进严出的，有的学校是宽进严出的。再比如说在法国，很多学生都有机会进大学，但一年级淘汰一批，二年级淘汰一批，毕业时拿到学历的人只有5%—10%。这就是过程淘汰。我们国内的大学也要按自己的办学定位，比如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院校，肯定要严进严出的，对于那种高等职业学校，可以宽进严出。可以自己制定门槛，但这个门槛不是单一的分数门槛，是多方面的质量门槛。
环球人物杂志：您理想中的高校是什么样子？
熊丙奇：很简单，理想中的学校就是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本，真正的以人才培养为核心，关注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发展，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合格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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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朝晖：我觉得有三个要素：第一，师生应该是互为主体，老师可以自己选择如何去教学，学生可以决定自己学哪门课，听哪个老师的授课。第二，制度上符合现代大学的基本规范。第三，不以级别提高为目标，而应该把培养人才、追求真理当成目标。实际上做到这些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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