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大国资框架渐明 央企目标由做大转向做优

在最初磨合与长久思索后，王勇正在将国有资产的未来放入一个新的规划中。
去年8月，当他就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管管理委员会主任一职时，各界对其充满“期望”——他的前任李荣融，是一位广受好评，敢想敢做的官员。
事实上，56岁的王勇亦有多年的国资管理经验。从国资委到国家质检总局，再重回国资委，“王主任压力很大”，王勇身边的一位人士称。不过，变化也在压力下开始逐渐显现。
这一年，央企的发展目标开始从“做大做强”转向“做强做优”；这一年，广为诟病的国资管理体制发生改变，央地关系重新定位。
央企转向
2010年8月，阔别国资舞台5年的王勇再次回归。此时的央企已经与五年前大不一样，“规模”是此时央企身上最显著的标签。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表示，“十一五”期间，中央企业快速发展，但主要是通过投资新建和并购重组等方式实现的外延式扩张。
数据显示，2006-2010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近10万亿元，并购重组各类企业达2200多家。2010年王勇上台同时，央企也站在十字路口上，是延续以往外延式的发展模式还是另辟蹊径？
王勇选择了后者，在今年年初的央企负责人会议上，王勇首次透露了执政理念，选择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而不再是做大做强。
他认为这些企业应具备以下主要特征：主业突出，公司治理良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国际知名品牌；具有较强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在国际同行业中综合指标处先进水平，形象良好，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一目标的转向也获得了业内外人士的赞许。“未来央企所处的大环境和以前已经大不一样了，大规模的投资将不复存在。”接近国资委人士称。
邵宁也表示，当前，全球经济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央企业面临更高层次、更加激烈的竞争。现在可以看清楚的是，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张的余地有限。
于是，解决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企业管控能力弱等问题成为王勇的首要任务。他为此还专门列出了央企未来的“五大战略”，即大力实施转型升级战略、科技创新战略国际化经营战略、人才强企战略、和谐发展战略。
据悉，上述五大战略已经基本有了操作细则，征求意见后将择日公布。
而在备受外界关注的央企重组问题上，他也不再延续李荣融时代“央企重组至80-100家的目标”、“打造30到50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的提法，并强调重组的质量比速度要重要。
数据显示，王勇上台一年，仅仅有四家央企实现了重组，这一速度也远远慢于李荣融时代的重组速度。
“数量不是决定因素，更重要的是企业的质量。我们要起到中央企业应该起到的引领作用、主导作用，然后进一步去和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加强整合、合作。”王勇称。
有趣的是，“随着这一思路的转变，国资委网站上关于央企重组的消息发布格式也跟着起了变化，以往重组一家，国资委网站就会公布出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数字，王勇上台后，就再也不提数字了。”上述业内人士称。
“大国资”情结
今年 8月，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正式更名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时其机构性质由市政府工作部门调整为市政府直属特设机构，这意味着改名还不到三年的深圳市国资委转了一个圈儿后又用回了原来的名字。
据消息人士透露，这是国务院国资委领导亲自拜会深圳市政府后所做出的改动。与此同时，湖北省国资委也开创性的颁布了《湖北省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
这一切都被看成是王勇在国资监管上“一盘棋、一家人”理念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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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新一年，“大国资”理念的践行被看成王勇在国资委监管工作方面的亮点之一。“大国资”是指国资委实现监督全覆盖，即国有资产的监管范围扩大至整个国资领域——不仅包括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营性国有资产，也包括一直被视为国资监管难点的金融国资和文化国资。
为实现这一目标，王勇上台后，国资委实现了两个第一。召开了国资委自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关指导监督地方国资工作的专题会议，第一次将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与央企负责人齐聚一堂。
今年4月修订出台的《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指导监督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25号)》也更是对这一年工作的总结，《办法》重新明确了指导监督工作机制和主要工作事项，上下级国资委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逐步形成。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14个省级国资委监管覆盖面达到80%以上，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4个直辖市实现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全覆盖监管。
此外，全国有28个省级国资委和70个地市级国资委监管范围还涵盖了金融类国有资产。
难啃的硬骨头
在中央企业专项问题改革方面，业内人士更多用按部就班来评价王勇这一年的作为。“例如主辅分离、政策性破产、董事会改革、推进产权多元化也就是整体上市等方面。”上述国资委人士表示。“我更关注的是央企董事会试点的改革。”北京求实咨询管理公司安林表示，他期望着这项改革有更大的动作。
在此前的一次关于国企改革论坛中，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也特别指出，目前央企改革的难点之一就是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现在大量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现代企业制度推进极其缓慢，公司企业和公司董事会制度、股东大会制度基本处于虚设状态，或者花瓶化现象比较严重，这是国有企业遇到的比较大的问题，也是公司治理结构问题。
安林也把这当成是王勇时代央企改革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在他看来，董事会制度建设既是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最大成就之一，也是李荣融的最大心患之一。“两年前中组部和国务院国资委联合下发的一份文件中，重新调整了央企内党委与董事会的职责边界，赋予董事会更大的权限和独立性，但是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新办法下的产物。”安林表示。
“李荣融时代的董事会制度，可以说是正在迈向独立性，而王勇要做的，就是真正实现董事会的独立性，进而实现董事会制度的实体性，也就是董事会必须拥有实权，特别是对经理的任免、考核和薪酬的决定权。这对他将是很大的挑战。”安林表示。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安林表示目前看不到让他兴奋的地方。
此外，在央企退出上，一位业内人士也坦言，目前进展不大。“中央企业还没有完全退到位，有些行业还在退，但是现在退不动了。”他说，“目前社会风险比较大，所以对王勇的考验也比较大，现在做得非常谨慎，下一步需要考虑的是退出方式转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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