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英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最近被一则丑闻侵蚀，副县长杨昌明因经济问题被“双规”，在调查中，杨交代自己与30多名异性有染，且患有多种性病。与此同时，当地居民疯传杨昌明患上了艾滋病，一时间让不少与杨有关的人士人人自危。（《新闻晨报》8月15日）
在三穗这样一个只有一万多人口的小县城，一名“艾滋病”患者若与30多名异性有过性行为，那么，其交叉感染面则足以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尽管官方已澄清杨昌明只是患有多种性病，这多少让与他有染的人放下了心头一块大石，但此事始终让人心有余悸。
几乎在每一起腐败案件的调查中，都包含着权色交易的内容。这已经成了人们见惯不怪的事情。而事实上，这种“见惯不怪”的权色交易恰似一种病毒，在漫长的潜伏期之后，总会迎来一次爆发，从而给“官场”这个肌体带来难以遮掩的病态。同时，这种病态最后往往又是连根带泥地呈现：在三穗县，多名受访者表示，杨昌明落马所牵出的作风问题折射出当地官场腐败和堕落，甚至有官员为求发迹向领导干部“贡妻”。
当丑闻初露端倪时，我们经常猜想不到接下来的内容将有多么震撼。“贡妻”一说尚无确凿证据，但杨昌明案中涉及30多名异性（其中多名女干部），若以此数字为轴心，拉开一张横纵向权力关系网，则足以佐证受访者所说的“当地官场之腐败与堕落”。这种腐败与堕落如果不是伴随着杨昌明“艾滋病”传闻的爆发，可能难以被外界所知晓，而是如同潜伏的病毒般继续在“肌体”内游走，安全而悠然。
在傲慢所生的底气下，或许少有官员把这种“病毒”看成危险品。否则也就不会有韩峰的“日记”，也不会有卫生局长的“微博开房”。可以把这些事件视为当事人的“不小心之举”，但一时的“不小心”背后，是长期以来的故意放纵与从容掠夺。也就像，“病毒”爆发的背后是长期的积病与疗治的缺失。
很显然，个体无法承担起总体现象的罪罚，在便利条件下无底线纵容自己的欲望固然是恶举，但无论是杨昌明，还是那30多名异性中的任何一人，倾其全力也没有办法替这种罪过埋单。哪怕像消灭病毒一样把他们全部清除掉，也不可能缓解既有的病症，因为病毒的生发取决于“病体”的状态，只有消除了病源，才可能真正免除病毒的侵蚀。
杨昌明案注定不是一起普通的腐败案件。在他身患艾滋病的传闻出现后，三穗县的不少女老师与女公务员纷纷往医院跑，去检查是否染上了病毒。在这个人口只有一万多人的小县城，“杨昌明案”就如同病毒般扩散，让涉事者几近崩溃，也让这些人的家庭面临解体。潮水般蔓延的恐怖让这起丑闻已不再停留在腐败的层面，而是发展成了地域性的恐慌和羞耻，因为由此牵出的三穗官场也已在公众的关注下陷入了尴尬。
或许杨昌明案会很快成为过去，毕竟在信息层出不穷的时代，总会有其他事件成为代替品。却不知道，“病毒”般潜伏在官场深处与权力的交易行为是否有药可医，或者说，何时能彻底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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