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成为耶鲁大学教授后,陈志武开始关注曾被他尘封在记忆中的中国经济。按他自己的话说,转型中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室和数据库,这对于学者来说是莫大的幸福,可谓“生得逢时”。
与那些个性鲜明的经济学家相比,陈志武显得有些平淡。没有激进的言论也没有哗众取宠的批判,这位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更擅长以自己平实、贴近国情的发问来表述自己的观点:从“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到“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源在哪儿”,从“怎样理解中国金融的逻辑”到“ 新国有化 的危险在哪儿” 陈志武认为,一个整天唱赞歌的人,对中国的进步没有好处。
8月4日,在北京梅地亚会议中心央视财经频道开播两周年活动会后,针对美国债务等问题,《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了这位被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的华裔美国人。

美债违约“概率”低?
《中国经济周刊》:8月2日美国债务谈判僵局终于告一段落,你在此之前就明确表示“美国国债违约的概率非常低”。你如何评价目前的结果?
陈志武:我的确在此之前多次表明,在8月2日到来之前,国会和白宫肯定会达成协议,上调国债上限,这是“政治拉锯”的一个必要过程。否则代表不同利益的老百姓选民会很不高兴,觉得“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把我们的利益给放弃了?”
这与希腊危机中政府的表现相似,希腊总理为什么总是态度强硬地拒绝欧盟补贴方案?其实这是必要的政治姿态。他要等法国和德国的民众把反对补贴希腊的声音都释放完,等各国的总理都可以对选民有交代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个动态的博弈。
《中国经济周刊》:在判断此次美债违约可能性的时候,你的依据是什么?
陈志武:我做了这样一个梳理,得出了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从1800年到2008年这208年的时间里,西欧国家、政府处于国债违约状态的年份占这208年时间的百分比大概是多高;第二个指标是国债违约的次数,哪些国家多,哪些国家少(见表格)。
按照国债违约次数来看,希腊在过去208年里面违约5次,西班牙是最多的,违约了13次。实际上在1800年之前,特别是17世纪和18世纪,西班牙政府赖债的次数是最多的,有公债违约的传统。
然后是奥地利7次,希腊是5次。德国的违约主要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赔款问题,二战期间,希特勒几次宣布对欠其他国家的债不再认账 。
总的来讲,在200多年历史中,亚洲国家政府国债违约的频率次数是最少的。原因是我们根本就不想借钱花,这里有文化方面的差别,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借债,亚洲公债市场是直到最近的几十年才建立起来的。以前在清末的时候,在洋务运动以后我们也曾推出公债市场,但是在中国一直都不是特别的成功。
而英国、美国、加拿大在以前的208年间没有出现过国家债务违约的状况,这个也可以成为一个预判此次美债违约不会发生的依据。
《中国经济周刊》:此次美国债务违约除了被冠以“政治绑架经济”外,还有分析认为这只是短暂的、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并认为QE3(第三轮量化宽松)即将到来,你对此有何看法?
回复该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