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动中国：在那高息“盛开”的地方

【钱动中国 民间金融狂欢】
山东某市：在那高息“盛开”的地方
去年3月，周建（化名）从三家银行获得了650万元的贷款，期限一年。为了偿还这笔贷款，为了企业正常的资金运转，周建今年不得不踏上了高息贷款的心酸路。从典当行到小额贷款公司，从担保公司再到私人借贷，周建四处游走，吃了好多闷亏，不过只要想到生产线每次断后重启就要损失20万元，再高的利息他也只能顶上。
周建是山东省一个二三线城市的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2007年成立，固定资产5000万，是该市重点保护民营企业，年营业收入七八千万元，职工有160人。按今年6月份工信部等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是一家典型的小企业。
周建本可以选择去银行贷款的，不过，他碰了壁。“穿着短袖去银行借款，等到穿棉袄时才贷出款来”，周建如此形容今年银行借款的难度，往常一星期就能办下来的银行贷款，今年至少要2个月，还不一定借得到，相比几天内就能到账的民间贷款，虽然利息高，但却应了不少急。
7月20日晚，在一场7个人的饭局中，有两位担保公司董事长、两位典当行董事长、一位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和一位当地城商行某支行行长。他们向记者笑言：“这里坐的基本都放高息。”这些董事长们，名片上职务长达七八个，基本都拥有多家实体企业，旗下产业甚为庞杂，往往涉足房地产、天然气、酒店、电镀厂等多个行业，他们玩转在实体经济和以民间借贷为主的虚拟经济间。
用他们的话说，民间借贷已经由个别情况开始成为群体现象，整个城市几乎进入了“全民放贷”的盛况：一方面，资金在银行和担保公司、典当行、私人间倒腾，很多经营不规范的担保、典当行以及逐利的企业和个人，通过各种方法套取银行资金，进而又转手高息放贷，赚取中间差价；另一方面，不少资金雄厚的个人和企业主也热衷于民间借贷，甚至成为典当行、担保等机构的资金来源之一。
如果不是亲身感受，也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在全国只能列入二三线城市的地级市，其民间借贷的利息可以高到如此程度。
据该市多位金融行业的老总介绍，目前该市的民间借贷利息、私人渠道借款一般在月息六分至一毛五之间（即年利率72%~180%），月息9分是最普遍的水平（即年利率108%）。而一些资金量稍小，且胆大的个人，也私下筹集其他个人的钱再放贷，在当地，一般可以月息1分~1.5分筹集个人资金，后以月息3分~5分的价格放贷。
而该市小额贷款公司，不走账面的私下放款，月息5分都很难借到款，典当行和担保公司则在月息6分~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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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钱都全民“炒钱”
大致勾勒温州资本的流动轨迹，不难看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炒房、炒煤、炒黄金，到炒棉、炒电、炒矿产，在深谙“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实现增值”的经济学逻辑的今天，精明的温州商人手握大量灵活现金，把玩着民间资本游戏，推动温州迈入了盛况空前的“炒钱时代”。
温州市统计局最新报告显示，2010年温州市地区GDP总值2925.5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09年依然保持增长11.1%。然而，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在7月21日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中称，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其中20%被用于房产投资或集资炒房。
一个地区的民间借贷规模，竟然达到了该地区GDP总值的三分之一，这不禁让人唏嘘，钱都温州的“民间借贷”规模庞大，增长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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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行温州中心支行报告所指，温州的民间借贷资金主要来源于民营企业主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包括温州当地生产生活结余的资金、在全国各地温州人的投资回流资金以及温州在世界各地华侨汇回的资金等。此外，也不排除有少量银行信贷资金间接流入。
“现在一般市场价是3~5分息，最高可能达到6分、8分，但具体利率是看借钱方的资质谈出来的。”一位借贷公司老总对本报记者表示，温州人在金融信誉上比较有口碑，只要有信誉好或者有身为公务员的朋友做担保，有时只需要一个电话，多至几百万的资金半天就能到账。
记者走访温州街头多家银行后发现，随着此前央行每月一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多数银行的确资金紧张，有的甚至早已把下半年的信贷额度用完，为了追求“有限信贷额度”的“利润最大化”，各家银行纷纷在基准利息的基础上至少上浮10%。此外，银行还巧立名目，以征收“额度管理费”、“财务管理费”，或者要求购买金融保险等方式，变相再次提高贷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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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里的温州“老高”
广东人喜欢把民间借贷称为“放水”，因为广东话里“水”即是财。在浙江，温州人更喜欢唤专做民间借贷的人为“老高”，听起来很亲切，因为差不多温州全城人都或多或少参与了民间借贷。
咖啡馆里的“老高”很好辨识。他们大多方脸正眉，衣着挺括，用着Vertu或iPhone4，在多数人忙碌工作的白天，他们悠闲地抽烟、品茗、喝咖啡，有的和人低声用温州话谈事，有的则在等客户，大家都不会很聒噪。
通常，这些咖啡店、茶馆也都是朋友开的，价格不菲的饮料单都是给外人看的，自家人付不付钱、付多少钱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是温州的生意经 自家人，怎么都好说。
赚钱快，人轻松，几乎不费什么精力，坐着等钱就可以了。张先生说，这就是“老高”的想法，现在很多“老高”的原始资金，也是从前期炒房、炒煤、炒蒜等生意中积累起来的，随着现在这些生意都不能继续，民间资本陆陆续续都回流到温州地区。
但做实业的生产成本、赋税太高，导致利润空间一直被挤压，很多商人都不愿再做死做活地为银行贷款利息打工，相比之下，轻轻松松转手借贷就能赚到丰厚利息，在温州民间资本“不差钱”的温润土壤，以及温商偏好“逐利”的催化下，温州地区的民间借贷很快就形成了产业，有些做得早的“老高”把生意都做到了上海。全国各地的民间借贷瞬间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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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的民间资本
不难发现，“不差钱”的温州，实际上却面临着严重畸形的资本分配不合理尴尬，一方面中小制造型企业资金链紧绷，贷不到用于扩产经营的资金；一方面大量资本闲置聚集在民间拆借，或扎堆高泡沫的房地产行业。
近期，温州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通过与信托公司合作，把正在建造的地产项目包装成信托产品，通过银行渠道募集社会资金，平均收益率达到10%以上。前不久，浙江绿城地产也为温州市龙湾的项目发行了信托产品，通常融资规模都不会小于1亿元。
记者从当地房产中介处得知，温州的房价始终处于高位，去年开盘至今依然在建的绿城某高档楼盘在二手房市场已经达8万元/平方米。
周德文在近几年更是奔走疾呼，他对记者表示：“政府应该大力疏导民间资本流入中小企业，给予企业优惠政策鼓励促进生产，保证实体经济有序发展，才能使当前已经 空心化 的温州经济模式能够合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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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勇敢者的游戏
鄂尔多斯 蒙语里的意思是很多宫殿。最近五六年间，建设中的鄂尔多斯东胜区、康巴什新区、伊金霍洛旗高楼林立、别墅群起，鄂尔多斯正越来越名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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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济学家马光远(博客)的调研，鄂尔多斯开发房地产的资金来源80%依赖的不是银行信贷资金，而是当地极其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然而，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之下，表面光鲜的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市场实则暗流汹涌。
“没钱了”、“已经暂停放款业务有段时间了”、“有抵押也不行，借出去的钱还没收回来，除了续贷现在没有新业务”、“风险增加了，最近不贷了” 这是《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跟随“80后”企业家哈斯巴根，在当地万立企业、广丰、富强、兴泰等多家小额贷款公司借款时得到的答复。哈斯巴根的企业主营民族特色产品，在鄂尔多斯市已小有名气。
吃了闭门羹的哈斯巴根坐在他的凌志轿车中，开始给各种关系打电话。最终，兴荣泰小额贷款公司答应在哈斯巴根公司质量和质押物等几项条件通过审核后，考虑以3分月息（贷款利息2分/月、手续费1分/月）向其出借资金。
小贷公司普遍出现资金紧张，一是因为按照监管要求，只能用自有资金放款，但是今年以来普遍存在原有资金已经放完，利息收入不足以支撑新增业务；二是，主要融资银行国开行内蒙古分行已经暂停对小贷公司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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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舟行何方？
根据经济学家马光远采用的鄂尔多斯官方调研数据,目前该市民间借贷资金的规模应在1000亿元以上。但是，根据当地一些企业和银行业人士的保守估计，加上各类地下中介和个人，鄂尔多斯民间借贷资金规模应该早已超过2000亿元。
接受采访的当地监管层人士在谈到民间借贷风险的时候忧心忡忡，“主要是数量庞杂，难以彻底摸清民间借贷的真实情况。政府比其他人更加担忧里面的风险。”
作为鄂尔多斯最大一桩非法集资案石小红案的代理律师 北京法大律师事务所一位主任律师则较为乐观，他认为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风险可控。“鄂尔多斯是个熟人社会，信用环境好。”他表示，民间借贷在鄂尔多斯是一个普遍现象，也是当地繁荣的民营企业最广泛的融资来源，政府应该正视发达的民间借贷市场，做出引导和规范，使借贷双方都明白“高利贷有风险，借贷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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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PE、VC、港资都是“放贷人”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深圳产业结构相对高端，资本市场、私募创投、担保公司、银行等机构的活动也比全国其他地方更加活跃。
在银行贷款收紧的状态下，深圳不少创投机构充当起了放贷者的角色。深圳一位资深私募创投人士向记者透露，深圳某些创投机构以年利率20%~30%向一些中小企业贷款，并且签订一定协议，之后持续观察其变化，在业绩发展迅猛的情况下，会把这些债权按比例转换成一定股权；在这些企业能够持续正常经营下，则维持这些贷款，并且按照正常程序收回；然而如果一旦企业经营得未如意料中理想，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问题，则这些机构会采取各种方式尽快收回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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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通胀”：切勿走上最坏出路
当你打开各大上市银行的年报，你会“欣喜地”发现，在这个处处求钱若渴、甚至很多人不惜饮鸩止渴的市场，它们依然拥有低廉的资金来源 不到2％的资金成本。
另一边厢，高息借贷弥漫着许许多多的城市和乡村，年化利率低则三五十个百分点，高则一二百个百分点，即使从银行渠道出来的资金，对于大多数非国有企业和限制性产业（比如房地产业），资金成本也大多在20％左右。
纷纷乱象，其实就是资金市场的“通胀”，其成因类似于食品涨价，过多的管制和中间环节，在货币紧缩周期中创造了价格奇观。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今日才有，也不是此处才有，它的出路何在，既有纷纭的说法，也有很多的共识。所以，解决这乱象的方法，已不必多言，但我们至少要提出一个希望，那就是，不要走上最坏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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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生钱”真是件美好的事情，它就像“财产性收入”那般令人神往。但这些高得让人不敢仰视的利率，最终要出在企业身上，如果这样的市场能够持续下去，不得不感叹中国的实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实在匪夷所思。
很多人心里都明白，这样玩不长久。
这只是金融抑制遇上市场紧张激发出来的景象。金融抑制的手段包括名义利率限制、高存准率要求、政府通过干预限制外源融资等等。不消说，这些手段在中国都正用得起劲，虽然我们能够理解其初衷，但是也要警惕其后果。
一旦企业创造的现金流不能支持高息借贷的循环，各类金融案件频发，一个伤及金融机构、中介、企业和老百姓的局面必然需要我们面对。今天的景象，就像是一场末路狂欢。
但一说到出路问题，各类答案大致相类，无非是：放开金融牌照、利率市场化、降低金融门槛、加快资本市场建设等等。
或许正是因为说的人多了，所以听的人也就疲了。但是，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样的一个苗头：其实很多从事民间借贷的人都知道这样下去最终资金链会断掉，但至于断掉后谁来收拾残局，“或者像温州很多“老高”笼统地说，会是政府埋单吧”。 逻辑很简单，政府手里抓得越多，就会被默认为“背书”越多，责任就越大，而市场就会有更强烈的预期认为政府最终会埋单。
这是最坏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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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动中国·“正规军”探路】
钱荒中的银行“贷款同盟”
资金面大旱，存贷比月考，银行和贷款企业的日子都没以前好过。此时，一种存在于小部分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不被点穿的“默契”，成了久旱下被偷偷品尝的一滴甘露。
这种双边的“默契”，通常遵从了“予人方便、予己方便”的大原则，缔结了双方的“贷款同盟”。
银行受到75%存贷比考核的限制，多放贷款势必要多拉存款。这时，如果哪个企业可以靠自己的关系各显神通地帮银行解决每月末这一天的燃眉之急，该企业享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自然就增加了。
民营企业自己到市场上做企业间的拆借，目前福建一些商会下企业间的拆借利率一般在月息3%~4%；其中较具优势的企业可以通过民企行业内部信用体系，互相担保，进行银行贷款。
对银行来说，就要让“羊毛出在羊身上”。某股份制商业银行负责业务的支行领导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银行可以通过基本利率的上浮比例，来调节企业的贷款成本。“现在资金面从紧，企业求钱，议价权在银行手里。”该支行领导表示，有些贷款，银行就算把基本利率上浮100%，也比企业自己到市场上筹钱强，而如果银行愿意网开一面，只上浮20%~30%，那么获贷企业自然是欠了银行一个人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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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公司、典当行的灰色游走
“赎楼贷”、“过桥贷”，在银根收紧的压力下，记者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金融机构了解到，很多非正规的担保公司铤而走险，开始玩起了高利贷业务。
一位股份制银行北京分行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介绍，有些资质好的企业，可能只需要500万元的资金，担保公司就会劝他从银行贷1000万元。银行贷款的年息大概在8%，多出来的500万担保公司以12%的年息、通过委托理财的形式放在自己那里，然后再以高利贷的形式放出去。银行的低成本资金被套出来，企业坐享4%的收益，担保公司也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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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快车道”：审核、风控一样不少
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7月25日公布的2011年二季度末信托公司主要业务数据，其中，我国信托资产规模达3.74万亿元，环比增长了14.50%；银信合作业务余额1.61万亿元，与一季度末的1.53万亿元相比不降反升；上半年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新增信托资金累计达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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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亿元，二季度末金额比一季度末大幅增长近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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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腾挪银行资金：风控下的利润最大化
信托公司作为银行腾挪资金的重要渠道，对风险的控制并没有因为高利润的“诱惑”而放松，而是遵循风控从严的前提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原则。
目前银信合作主要模式是银行通过信托公司发行高收益的理财产品，银行将存款转化为理财资金，形成“池子”，银行再用其中的资金购买信托公司发行的单一信托类产品，从而使得银行资金腾挪到表外，转到表外的资金再由信托公司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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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贷公司：增资扩股进行时
对于出身伊始就被赋予定位中小企业和“三农”的小额贷款公司，在今年银行抽紧银根的环境中近况如何？
记者从湖南当地多家小贷公司了解到，许多小额贷款公司实际上超出银行同期利率四倍。“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实在太大了，而融资渠道太少。”也有小贷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监管力度加强，小贷公司对于抵押物的要求也水涨船高，比如原来可以按1 1或者1.5 1的比例作抵押就可以获得贷款，但现在可能是原来的几倍，“对房地产企业的要求甚至还会更高；但目前一些小贷公司都不对房地产企业发放贷款，主要是担心政策风险。”该负责人表示，“即使不做房地产企业，这个市场的需求也非常大。”
有业界人士分析，小贷公司正在自然而然地细分，由过去扎堆争夺房地产企业客户，逐渐向不同行业各有侧重发展。友阿小贷公司至今未发放过一笔房地产贷款，与之相对照的是，湖南省不动产商会牵头设立专门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小贷公司，长沙高新区牵头成立了主要针对园区企业的麓谷小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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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拟做“吃螃蟹的人”
广东省政府已于6月下发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讨论稿）》，酝酿对小贷公司实行一些优惠政策，让小贷公司减轻部分负担。
在广东，一些小贷公司的股东已表现出增资的想法，但能获股东增资意愿的小贷公司目前仍属少数。据悉，东莞一家小贷公司即将增资5000万元，因为股东对其 去年的经营业绩表示满意。在广州，也有一家小贷公司计划对原有股东增资5000万元，“以后还会再增资，会考虑溢价对外面的股东增资。”该公司内部人士对 本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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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民间借贷高利率之道：完善投融资渠道
推高利率的主要原因，在于规范化的民间资本投融资途径的缺失。缺钱的借不到钱，而有钱的无处可投，高利率、高风险是必然的。具体来说，当前民间主要投资方式仍是银行存款，而银行的低利率难以满足其资产增值需求，随着居民收入不断增长，民间闲散资金越来越多，在通胀压力加大和股市整体低迷的环境下，社会上缺少安全高效的投资渠道，部分闲置资金必然寻找其他出路，而民间借贷的高利率成为吸引资本流入的诱因。同时，监管缺位和资本逐利性驱使民间资金多流向虚拟经济，而这些层面的高收益性和高资金需求进而又推高了民间借贷利率。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民间借贷利率高企而金融资本炒作热度不减的局面，反映出大量民间资本寻求不到有效投资渠道的尴尬。
因此，导致当前民间借贷的高利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投融资渠道缺失条件下金融结构性失衡。长此以往，将增加企业融资成本，推高通货膨胀预期，加剧资产泡沫问题，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同时，民间借贷是中小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强行打压会使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雪上加霜，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鉴于民间借贷的“双刃剑”作用，笔者认为，与其打压民间借贷利率，不如完善民间资本投融资渠道，合理疏导资金流向，从而消除高利率中的炒作因素，缓解民间借贷高利率问题。
首先，可以兴办以民间资本为主的地方中小型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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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积极引进已有投融资渠道为民间借贷牵线搭桥。
第三，消除民间资本行业进入壁垒，引导资金合理流动。
第四，降低金融准入门槛，推进民间借贷阳光化运作。
总之，金融抑制理论告诉我们，政府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的过多干预会抑制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体系的发展滞后又将阻碍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金融抑制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因此，对于当前的民间利率高企现象，政府不能一味打压，对于合理的投融资需求，应当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环境予以疏导，通过为民间资本和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搭建桥梁，引导资本的合理流动，而对于流向非法领域的民间资本，则要通过司法行政手段坚决予以打击。通过对民间借贷的疏堵并举，为民间借贷提供良好的投融资环境，进而缓解高利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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