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团事件调查

‘日本开拓团’纪念碑处泼油漆。
目击中国式“碑剧”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现在碑的实体虽然被拆了，但在当地政府有关人士的心中，那块碑还没有被拆掉！”
如果今年7月28日的方正县莲花节上，日本驻沈阳总领馆总领事没有亲自莅临方正县的中日友好园林，我们可能仍旧不知道，曾在二战期间被命名为“满洲国”的中国东北，有这样的一个县城，县城里有一块禁止中国公民涉足的“神秘园林”。
在经历了网上几天的口诛笔伐和5名保钓人士的愤怒砸碑之后，一直不肯公开解释此事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政府，终于在8月5日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出资70万建造的“日本开拓团名录墙”悄无声息地拆除。据说，就在那一晚，来自南京的几百名保钓人士已经抵达哈尔滨，正准备为此事向方正县当地政府讨说法。
然而，纵观当地政府之前的一系列做法：包括强制方正县街边店铺制作带有日文标志的牌匾，县内多处商业区域、高档楼盘均在“侨乡”上大做文章等等，诸多细节都使人很难把立碑一事当做一起偶然事件来看待。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在针对此事上书全国政协之后，又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严肃指出：“现在碑的实体虽然被拆了，但在当地政府有关人士的心中，那块碑还没有被拆掉！”
“中日友好园林”只对日本开放
8月5日，在5位保钓人士做出砸碑举动的第二天，记者乘当地出租车前往位于方正县城东炮台山的“中日友好园林”。一路上，司机反复告诉记者：“我只能送你们到那附近，不能送到门口。那里最近不让外人靠近。尤其不让出租车带人过去，出租车公司已经内部通告，有载客到那里的，要摘牌子的。你们一会下了车，若遇到有人询问，最好别说是记者。”在距园林约500米的一处防火点，司机将车停下，告诉我们只能送到这里了。
刚一下车，防火点的岗哨里立即走出四五个人，将记者团团围住，询问“来者何人、到哪里去”。在得到记者说是“哈尔滨市民”，想去“友好园林”看热闹的答复之后，一位中年男子人开始劝说记者：“那里最近闭园，什么也看不到，别去了，赶快回去吧。”一番欲言又止的劝阻之后，几人终于不好强行阻拦，勉强将记者“放行”。
距离防火点约500米的中日友好园林，今天大门紧闭。门里门外各徘徊着四五名身份不明的人员，像是特意在此守候着什么。在园林门口的一块石碑上，书写着如下内容：“中日友好园林，黑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隔着铁门，几个身着保安制服的人用警惕的眼光打量着此处的每一位外来者。当我们向其询问为什么不开门时，园内之人却并不说话。再三询问之下，园内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才隔着铁门说了一句：“今天闭园。”继续追问闭园的理由，又得到一句简短的答复：“现在是特殊时期。”再问如何特殊，对方却闭口不言，只说闭园是政府的决定，自己现在是代表政府回绝一切来访者。
当记者问及此园林平时是否向公众开放时，对方给出的回答是：“平时是可以进的，最近特殊时期才闭园。具体闭园到什么时候还要等通知，你们回去吧。”
在此之前，记者分明从不止一位当地村民口中听说，此园林平时根本不对外开放，只有日本代表团或旅游团来访时，才对日本团体开放。很多老百姓只是知道在此有一处中日友好园林，但从未被允许进入参观过。
回复该发言

在记者与院内人员交涉的过程中，一组扛着带有“凤凰卫视”台标摄像机的工作人员自园内走出。当记者询问为何媒体可以进入园林之时，此前那名中年男子似乎开始有所觉察，开始反复询问记者的身份。并告诉我们，如果是媒体，出示证件后，我们会向上级请示予以放行。
僵持不下之际，一辆面包车自远方驶来，停在园林门口，一位中年女子陪同着几名带有摄像器材的工作人员走下汽车。园内的中年男子向记者介绍道：“这是我们方正县的宣传部郁部长，如果你是媒体的，可以向她说明情况。”但当记者向此郁部长出示了采访函之后，却只得到了郁部长一句“我向上级请示一下”的回应。随后，这名郁部长便带领几名手拿摄像器材的人员进入了园林。园林的大门在几人走进去之后，马上重新关闭！
在接下来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开始在园林门口等待郁部长的请示结果。在这期间，之前的中年男子仍旧不断劝说记者离开。而我们也多次拨打郁部长的手机试图询问“请示结果”，但均是无人接听。
附近一位农民模样的老者，知道我们是记者以后，悄悄说：“离这里几里地，就是方正县烈士公墓，那里的纪念碑早就没人管了。而县政府对于这里日本人的纪念碑，倒是不断翻修，这个园林也是不断扩建。
隔着铁栏放眼望去，园内繁花似锦、芳草萋萋，几座大理石碑上刻着的烫金字迹在阳光下甚至有些刺眼。此时，我们倒是很想知道，方正县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又是何种面目。
半小时后，郁部长终于又陪同先前的摄像人员走出了园林，而在园林门口，郁部长给记者的答复却是：“我陪同的是新华社的两个记者，他们是从内刊的角度来做，这个是允许的，但是对于其他的媒体公开报道，我们现在不接待。”并明确向记者表示：“我现在的态度代表县政府，我现在只知道新华社可以采访，其他媒体都不可以！”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在听闻此事之后，气愤地指出：“在中国的领土上，居然有一块所谓的‘中日友好园林’不准中国人自己进入，不接待中国的记者，这不是‘殖民飞地’是什么？”
革命烈士纪念碑破得不像样子
方正县的吉利村，又名“光棍村”，因村中男人多无配偶而得名。在“光棍村”的村口，我们看到了一名身有残疾的修鞋老人，据当地人介绍，此人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军人。
谈起县政府耗资70万修建“日本开拓团名录墙”一事，现年85岁高龄的老战士以一声长叹作为了回答：“我肯定是接受不了这件事的，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黑龙江时，祸害了多少中国人！东北被占了整整14年啊，一些日本人在战败撤退时，还留下话说‘14年之后还会再回来！’”
问起之前听说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一事，老战士不禁面露凄然之色：“革命烈士纪念碑那还算是个面子工程，每年清明学校还组织学生去扫扫墓，但政府也早就不重视，破得不像样子了。这附近还有一处苏军烈士墓，葬着当年帮助我们打日本鬼子的苏联阵亡将士。那座墓碑还是当年苏联政府出资在这里修的，现在也早就没人管了。方正县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那里还有一座墓的事情。”
依照老军人的指点，我们先后找到了与“中日友好园林”相距仅有三五公里的方正县革命烈士纪念碑和方正县苏军烈士墓。革命烈士纪念碑的碑身已显出斑驳的岁月痕迹，原本鎏金的字体此时呈现出破旧的古铜色。一旁的说明栏上，更是锈迹斑斑，玻璃宣传栏里的宣传单页早已被一片暗黄色的锈迹侵蚀，字迹完全无从辨认。而苏军烈士墓的情景更是令人心酸，一座仅有两三米高的小石塔上，竖立着一颗单薄的红色五角星。碑座旁边大概三米见方处，用以划定墓碑区域的铁链甚至已经断裂。
陪同记者一同前来的出租车司机目睹此景，在一旁小声嘀咕道：“如果被砸的是这个苏军烈士墓，估计人家砸完走了都没有人知道！”
回复该发言

不翼而飞的名录墙
8月5日当晚，方正县的每条主干街道上，均有多辆警车徘徊。据当地市民透露：“南京方面来了几百人，特意为立碑一事来找方正县政府理论，现已到达哈尔滨。为防止之前“日本开拓团名录墙”被砸事件重演，县政府出动了县里所有的警车维护治安。”
第二天，据网上消息称：方正县的“日本开拓团名录墙”已被当地县政府予以拆除。至于县政府此举究竟是何原因，当地有关部门并未给出任何解释。针对此问题，记者又几次拨打了方正县宣传部郁部长的手机，但一直无人接听。
再次去往“中日友好园林”，司机在距离园林约有1公里处停下了车，示意那里不让出租车靠近，接下来的路，只有徒步走过去了。
“今天这里的情况好像更加奇怪。”在记者下车时，司机这样说了一句。窄窄的乡间公路上，不时有警车呼啸而过。昨天在附近守候阻拦的人不见了，反倒让人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平静。
“中日友好园林”的大门依旧紧闭，但旁边却有一扇打开的小门。门口依旧立着几名身着保安制服的人员，只是对于记者的进入，他们这次并没有任何阻拦，只是用眼神紧紧地锁定着每一个进入园林的外来者。
原本位于“麻山地区日本人公墓”和“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后的“日本开拓团名录墙”已经不知所踪。甚至连一丝被砸挖的痕迹都没有留下。只有细心观察，才依稀可以发现，原址处的地面均匀地铺撒着一层细小石子，有别于其他位置的泥土路。在此期间，记者听到几名当地村民小声议论：“昨晚拆的，不知道送到哪去了。”
举国轰动的“日本开拓团名录墙”，就这样不翼而飞，方正县政府对此没有任何回应。
如要立碑，应该是“满洲开拓团罪行碑”
之前一篇名为“日本开拓团亡者名录序言”的帖子曾在微博上广为流传。发帖者指出：网络上争议纷纷攘攘的方正县为两处公墓设立了名录墙。分别称为“日本开拓团亡者名录”和“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名录墙的序言说明了设立名录墙的背景和初衷。非常奇怪的是，媒体在报道此事时，都隐去了碑文中的序言。在此，将碑文以长微博贴出，以正视听！
“日本开拓团名录墙”序言如下：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开拓团15000余人集结方正，欲取道回国。因饥寒流疾，有5000余人殁于荒郊野外，简而掩埋。其间历经近20年，方正人民不忍其尸骨散落于荒野，遂以仁善之心将其集整。1963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建设“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将尸骨埋于墓中。1984年，“麻山地区日本人公墓”迁移至此，墓中亡者多无姓名，经各方努力，搜集部分，故今将墓中亡者姓名刻录，一为告知日本后人，其先人长眠于此，勿以忘之；二为展示人类至善大爱乃人性之根本；三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战争之危害，昭示和平之可贵。故立此名录，以警世人。
此微博已经发出，引来诸多跟帖，很多人纷纷猜测，之前媒体对此事的批评是否带有断章取义的成分。针对此问题，日前，《新民周刊》记者致电采访了曾因此事而上书全国政协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就名录墙一事的定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提问。
新民周刊：对于方正县在中日友好园林中建立“日本开拓团名录墙”一事，网上一直有两种声音，有人出于民族情感不能接受，但也有人站在方正县政府的角度，认为从碑文的序言上看，并无阿谀谄媚之意，对此你怎么看？
吴先斌：方正县政府在碑文序言中，采用了断章取义的做法。仅仅提及日本战败后，开拓团民沦为弃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对之前日本开拓团在东北的殖民性质绝口不提。这是在人为地对开拓团进行了美化。开拓团作为日本侵略中国的移民和军事组成部分，与普通日本国民有着本质性的不同。
新民周刊：可否举例说明，这种不同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回复该发言

吴先斌：中国研究抗日战争史料的学者都应该了解，开拓团在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沦为日本殖民地。首先，开拓团曾直接参与、配合日本关东军对抗日组织实行剿灭。作为一个群体，开拓团不可否认地成为侵华日军的帮凶，打上了侵华的烙印。其次，开拓团曾对当地中国人民进行暴力镇压和强行征地。当时的开拓团在中国大地上以“一等国民”自居，用军事武装剥夺中国人的土地所有权，让中国人为其耕种劳作，这是典型的奴化概念！不能因为日本战败后，开拓团民沦为弃民很可怜，就把他们的性质美化。
新民周刊：之前有人用法国诺曼底的德军公墓与此事作对比，认为方正县的名录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大爱精神，对此您怎么看？
吴先斌：纪念墙和公墓有着本质的区别！纪念墙是弘扬社会正面价值观的代表。至于碑文中提到的大爱、反思是站不住脚的。体现一个民族的大爱和宽容，可以像法国一样为逝者修建坟墓，但决不能筑墙。不管当地政府以什么样的借口建造此名录墙，都是对在二战中受害国民的深深伤害！如果一定要建立这座名录墙，我认为应该将其名称改为：满洲开拓团罪行碑！
方正县政府的苍白解释
在“名录墙”经历了被痛骂、被砸以及最后终于被拆除一系列的事件之后，方正县政府建造“日本开拓团名录墙”的风波似乎终于告一段落。而在整件事情当中，方正县政府有关部门始终将此行为解释为“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否认其是出于吸引日商投资考虑。
面对网上曝出关于方正县政府强制县内所有商铺均要书写日文翻译，否则不予办理营业执照的说法，方正县政府至今未给出合理解释。
日前，有网民在网上贴出了一份名为：方正县《侨乡形象工程建设调研报告》的权威资料，发帖者还特意在资料上标注了此资料由方正县政府发布的时间，为：2010年9月29 日14:42。
在资料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关键性语句：“为把我县独有的侨资、侨力资源转变为自身的发展优势，2006年县委、县政府就确定了打造‘东北旅日侨乡’(龙江第一侨乡)的战略目标”；“ 日本在方正的三处飞机场遗址、日本开拓团洪部遗址，都应该成为中日关系的历史见证，加以保护管理，辟为日本访华团的参观之地……”
在有关“侨乡形象工程建设成就”一段中，资料里明确写出：“发掘和恢复确认了大批历史文化遗产、遗址，征集了大批日本侵华战争遗留物品和日本开拓团民遗留物品，维修改造了中日友好园林设施，充实了陈列馆内的文化内容，开发修建了华侨墓地，这些都使侨乡形象得到了扩大，影响更加深远。”
除此资料之外，在另一份名为：方正县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县也明确提出要广泛开展招商引资。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全方位扩大开放，筹建方正驻日本东大阪办事机构，继续加强与日驻华使领馆联络，举办华侨联谊会、中日文化交流会等活动，深化与日本官方、民间友好交流合作。
在方正县华侨商会记者还了解到，为把该县独有的侨资、侨力资源转变为自身的发展优势，2006年方正县委、县政府就确定了打造“东北旅日侨乡”的战略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并支持华人华侨及归侨侨眷投资兴业。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认为，“在立碑事件背后，真正的潜规则实际上是GDP的驱使，不是什么历史需要纪念。中国那么多现存于世的慰安妇，在东北数量尤其众多。她们曾被日军在侵华时期当做发泄工具，并且摘除了子宫。而据我所知，这事在国内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来关心，给予她们人道补偿。方正县政府有钱修建‘中日友好园林’，对于那些二战中的受害者又是如何安置的？东北有肥沃的土地、丰富的矿藏和茂密的森林，当地政府要拉动GDP应该从这些方面下手，这才是人间正道。”
回复该发言

方正中日友好园林外景（摄于2010年初）
撰稿/王若翰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 ：历史有选择性地被记录，方正县对日本卑躬屈膝的态度，以及对“日本开拓团”的美化，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年轻人的“哈日”情结，如此下去，再过几十年，方正的年轻人便不知“侵华战争”，只知仰视日本！
“侨乡”见闻：“哈日”写实
用当地人自己的话说：“方正县城里，日本人来了丢不了！”
在几条主干街道上，几乎每一家门市店都书写着经营项目的日文翻译，日语学校、涉日婚姻中介随处可见。在位于中央大街上的一家中国农业银行门口，LED牌匾上循环滚动着如下信息：“日元全县兑换价格最高！日元人民币兑换到角分，免费日本路径传真”。“侨乡”之名，由此可见一斑。
在与几家临街门面的店主交谈中，我们得知：县里很多店铺牌匾上的日文翻译，并不是老板出于利益考虑的自发行为。方正县政府早在几年以前，就有强制规定：县内所有门市店铺必须书写日文翻译，否则不予颁发营业执照。从街道旁边果皮箱上的日文标注来看，当地政府对此一事还起到了“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
经当地人指点，我们来到了位于城北的“侨村”。之前有人透露，所谓桥村，其实是政府指导投资建设的一片独立别墅楼盘。之所以命名为“侨村”，主要原因是在方正当地，由于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原因，当地人心中普遍存在“哈日”情结，所谓“侨乡”在当地也仅局限于日侨。因此，一些商业炒作都拿一个“侨”字来大做文章。在方正县“侨”的概念既代表了一种尊贵和富足。另一方面，从方正县的客观实际来说，县内工薪阶层的收入并不高，国家公务员每月也只有一千多元的工资收入。因此，这样的别墅楼盘，也大多是日本侨民才买得起。
“哈日”文化下的畸形婚姻
在与方正当地人的接触中，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绝大多数年轻女子向往与日本人结合的婚姻。诚然，在爱情与婚姻的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加以政治化的渲染。但一些无可辩驳的事实，却让我们对这种涉日婚姻的目的性产生了疑问。
据一名涉日婚姻中介所的工作人员透露，在方正县年轻女孩普遍把涉日婚姻当成自己生活的依靠。而这种涉日婚姻的中介费用也要远远高于一般的婚姻中介费。具体价格依日本男方的条件来确定，通常情况下10万为起步价。在交谈的过程中，婚介人员多次向记者暗示：只要你一人嫁到日本去，你们一家以后都不用为生计发愁了。
采访的路上，搭乘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在方正县，每十户人家里平均要有八户在日本有亲戚。当记者问道如何才能移民日本时，司机狡黠的一笑告诉我们：“只要你家有女人就行了。先通过婚姻中介，把女人嫁出去，几年以后再慢慢通过日本方面的关系，把一家人都弄过去。”自己的外甥女也是通过涉日婚姻领取了日本签证，现已离婚，但还在日本工作。偶尔回国，生活习惯已经和老家亲人大不相同。
方正县吉利村又名“光棍村”，说起此名称的又来，村内男人大多捶胸顿足：“村里19岁以上的女人都嫁到日本去了，很多人是跟自己的丈夫离了婚，扔下孩子出国的。”据吉利村的村民介绍：方正县的女人到了日本，不论年龄姿色如何，都能找到日本男人与之成婚，原因是她们愿意降低择偶标准，挑选年纪较大的日本丈夫，并且在婚后负担起夫家的全部生活起居事宜。
在吉利村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发现此村并不如想象中的贫瘠落后，家家户户的生活都堪称小康，这样的条件下村内女子不惜离婚再嫁涉足日本的行为多少有些令人不解。
回复该发言

一位曾在日本留学的方正女孩告诉记者，在方正县，由于政府多年的政策倾向，使该县人民心中产生了对日本的强烈向往。就像《马可·波罗游记》激起欧洲人对于东方的热烈向往一样，方正县政府多年来灌输的“侨”文化，包括在日侨与普通公民方面的区别对待，早已在当地人心中形成了一种“哈日”的思维定式。
追溯“哈日”历史之源
现年85岁的李德才(音)是方正县吉利村的一名抗美援朝老战士，一进吉利村，就可在村口一家便利店门前看到他的修鞋摊。说起日本与方正县的渊源，李德才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吉利村这名字就是满洲国时日本人起的，包括二班、五班和洪部，都是用日本人驻扎在那里的部队来命名的。现在城东的炮台山里，还有很多日本人当初留下的军火。”
谈到位于炮台山的“中日友好园林”，李德才表示：自中日建交以来，很多当时开拓团的遗孤回到日本后顾念中国养父母的养育之恩，因此两地民间多有来往。现在享誉全国的方正县大米，也正是由日本农业专家藤原长作传授的种植技术，因此，方正县人现在表现出的亲日态度是有原因的。但对于园林中建立“日本开拓团名录墙”一事，李德才直言自己在感情上无法接受此事，现在的中日友好邦交，不能掩盖二战时期日军侵华的历史。但在此之前，自己并不知道园林内有这样一座名录墙，原因是此园林专门用来接待日本人，并不对本地人开放。
当记者问及“侨乡”文化是否真正为当地GDP增长做出巨大贡献时，很多村民表示：除方正县大米外，这里所谓的GDP增长，其实靠是一些侨居日本的中国人，在日本享有较高收入待遇，回国后大肆消费的行为所带动的。方正县目前的物价水平总体上讲，较省会哈尔滨只高不低，这都是“日侨”在此消费的结果。但方正县正常的工资收入却并不乐观，因此，“侨乡”文化带动的GDP从某种层面来讲，是加剧了方正县的收入两极分化。在此情况下，本地居民对日本的向往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方正县的GDP增长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地政府不从根本上想办法拉动地方经济，而是靠着那里的殖民地历史来吸引日侨投资、消费，使GDP以这样的方式的畸形增长。并且为此拿“侨乡”大做文章，模糊历史概念，这简直是寡廉鲜耻！
方正县“哈日”文化的反思
王选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强调，“地方政府有选择性地做一些事情，其目的无非是GDP的潜规则所致。方正县政府在为“日侨”提供一切便利的同时，也给当地人们灌输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不平等的观念。从很多银行提供免费日本路径传真、日商在工商局办理相关手续时政府提供免费翻译、中日友好园林内繁花似锦却禁止中国人入内，和中国人自己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无人问津等等细节上，体现了日本人较之中国人在那里的优越性，使年轻人有了膜拜日本、仰视日本的观念。这是从骨子里开始的奴化教育！”
在我们对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的采访中，提及他上书全国政协一事，吴先斌告诉记者：“我们做博物馆研究的，平时其实很少参与政治事件，但方正县一事令我生气，我写信给全国政协，主要是因为方正县政府在此问题上是非不清的态度让我无法接受。”
随后，吴先斌对记者讲起自己在缅甸时的见闻：“作为二战期间中日交战的战场，缅甸境内现在修建了大量日本人二战期间阵亡将士的纪念碑。缅甸二战期间属于英国殖民地，在二战中和中国是同一战线。但几年来，日本通过佛教传播、慈善资助、文化交流等各种手段与缅甸建交，从而在缅甸境内大肆修建‘靖国神社’，甚至连在侵华战争中战死的日本战马，都有纪念碑来纪念。而反观我们呢？中国二战时期有6万烈士牺牲在缅甸战场，却没有一座属于他们的纪念碑。”
回复该发言

在写给全国政协的公开信最后，吴先斌这样写道：
方正县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了此等的“靖国神社”，为人所不齿，我们的民族的感情又一次被伤害，且是被自己的同胞所伤害。我想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需要用歪曲历史，奴颜媚好，践踏本民族情感为代价，那么这样的发展也终不会运长久，成大器。恳请主席百忙之中关注此事，制止方正县县委漠视民众情感，不顾历史事实，认贼作父之举，为民心抚慰，也为青史正名。

日本遗孤远藤勇1岁时和他的母亲(26岁)在开拓团的合影。

最后一位健在的收养日本在华遗孤的中国养母钟庆兰(摄于2010年初)
撰稿/王晓宇
方正并不是日本开拓团移民最多的地区，但阴错阳差的历史，却使这里成为开拓团难民的生死集散地。在方正这块土地上，日本开拓团难民死亡最多、遗弃残留孤儿最多、走进中国家庭的妇女最多、在日华侨最多、日侨眷属最多、来访日本人最多。历史的风云际会使方正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也是最为独特的日侨之乡。
66年前的秋天，东北大地枫丹芦白，漫野流香。
这本该是个收获、喜庆的季节。然而，在苍郁的大小兴安岭，在滔滔的松花江畔，在荒郊野地，却奔走着一群群逃难的母亲。她们拖儿带小，狼狈不堪。白天不敢走路，夜间走；渴了，喝沟里的雨水；饿了，偷食中国农民地里的土豆和玉米；困了，蜷缩在沟边或树棵子里。天气日渐寒冷，她们格外想家，可是家园是那样遥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一纸“日皇投降书”，把法西斯侵略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时，也把无辜的日本平民送上祭台。
战争结束了，除了留下满目疮痍与百废待兴，还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制造了一个特殊群体——日本遗民。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日本政府就放弃或丧失了保护日侨的能力，缺少军队保护的满洲开拓团难民在逃亡途中，在中国遗留了大量的“残留妇女”与“残留儿童”。
多年以后，当中日关系“解禁”，日本政府也终于开始重视这批遗弃在海外的子民时，当日本孤儿们被允许可以回国时，他们的中国养父母再次表现出宽厚的胸怀：“回去吧，孩子，妈妈一手把你拉扯大，盼的就是这一天呢！” 这时，中国养父母们大都年老体迈，按日本政府规定：中国养父母不在“放行”材料上签署“同意”条款，日本政府对海外遗孤不予接收。可是，中国养父母没有一人“拒签”。
时光荏苒，66年前的那一幕幕悲欢离合，再度撩拨着人们的心弦。关注日本遗孤话题，黑龙江省方正县无疑是最典型的个案。昔年，日本开拓团民在这里死亡最多、遗弃孤儿最多，走进中国家庭的妇女也最多……历史的风云际会使方正成为中国最大、最独特的日侨之乡。可以说，翻阅方正的这一页历史，是了解日本遗孤课题的最典型缩写本。
30年间日本向
中国东北移民33万
“八一五”日本战败投降，侵略者们在撤退与遣返期间，将众多“残留妇女”和“残留孤儿”弃置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一特殊历史人群的生成，实际上是日本政府多年奉行移民侵略政策、组织所谓“满蒙开拓团”所导致的后果。
为了彻底占领中国东北，除派驻大批军队之外，日本政府还在本土招募了大批人员向东北移民。半兵半农的开拓团，是当年日本向满蒙移民的重要形式之一。
回复该发言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开始有计划地“向满蒙移民”。“九一八事变”后，向满洲移民更是被列为“国策”。1936年，广田内阁提出一个庞大的移民开拓计划，即从1937年开始的20年间，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农户、500万农民人口(占当时日本总人口的1/8)。他们设想，20年后这100万户日本移民经过繁殖可达到1000万人，占东北人口总数的1/4以上，彻底改变满蒙的人口结构。
移民东北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加强中苏边境防线，相当数量的开拓团被安置在中苏边境沿线上。后来，日本还实施了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制度。共有8.6万多名15到18岁的青少年被以“义勇队移民”的名义，分村移民到东北的中苏边境地区。
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劳力、农产紧张，作为国策，日本也没改变这一计划。截至1945年，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860多个，实际移民10.6万户，共约33万人。
移民开拓是野蛮而残暴的，是明目张胆的大规模掠夺。据1943年伪满当局的统计，仅1942年从自己的土地上被搬迁或赶走的中国农民就有17060户，计划征用土地64万公顷。
方正县位于哈尔滨市东部，土地肥沃，雨水丰沛。据方正县政府外事办副主任李宝元向记者介绍，1939年至1941年，一个日本开拓团来到方正县土地最肥沃的伊汉通乡，将炮台山脚下的正郊屯改名为吉兴村，并在此建立起“方正县开拓团本部”。后来，其他一些开拓团又陆续建在周边。日本人到来后，基本上没有开垦荒地，而是直接将中国人的良田霸占。日本人放火烧了老住户分散在各处的房子，在此世代居住的两千多名中国农民被赶到县城西部的荒山开荒，那里被日本人重新命名为一部落、二部落……一直到七部落。这些部落实际是看管中国农民的集中营。部落内设保甲连坐制，对中国人实行奴化管理。
这年春天，雪还未化，史载最低气温达到零下37摄氏度。大批被赶到这里的中国农民无处居住，只能藏身在山坡上的简易地窨子里。据方正县志记载，这一年瘟疫盛行，永安西屯一带山沟里的死亡率在50%以上，一天死亡的人数最多时达30余人，“挑灶”(方正土语，意指全家死光)者20余户，140多户人家中只有两户没有死人。后来，这一带被当地人叫做“挑灶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事吃紧，日本开始大规模征兵，凡年龄在45岁以下16岁以上的男性国民均在被征之列。于是全东北的开拓团大部分的强壮劳力均被征走，只留下部落长和老弱不堪的男丁，余者都是妇女和儿童。无奈之下，方正日本伪县公署开拓科开始向中国人出租开拓团的土地，每年收取地租，坐享其成。战局的危急，一时让很多日本开拓团民都有一种穷途末路的预感。
开拓团难民大逃亡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向开拓团密布的伪满洲国“国防第一线”进攻。第二天早晨，拥有24个师团、78万兵员的关东军奉命南撤。接下来的几天内，由日本青少年“义勇队”所构成的防线顷刻间被苏军瓦解，大部分年轻的生命骤然间化为乌有，日本开拓团败亡的大幕随之拉开。
这一切来得太过突然，顽固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根本没想到过自己会战败，更没有考虑到一旦战败后这些开拓团民，也就是日本普通百姓的命运将会怎样。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影响下，这些平素以“优等民族”自居的日本开拓团民也对于战败没有思想准备。据史料记载，一些开拓团的头目大都不敢相信战败这一事实，他们认为皇军即使抵抗不住苏联人的进攻，至少也能坚持一年以上，正是庄稼即将收获时节，眼看到手的粮食不忍放弃，所以一些人就大着胆子将撤退通知压下，竟盘算着收了秋再回国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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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军的推进之神速与日军溃败一样快！据日本遗孤山本濑子(中文名王玉梅)回忆说：“上边传下话来说日本战败了，让我们立即撤退，到本部集结。这可把我们吓坏了！带上点吃的东西赶紧跑，家具什么的，统统不要了！偏赶上那天下大雨，我们个个淋得浑身湿透，冷得牙帮骨直打架，大伙儿哭天抹泪，乱成一团。”
从方正县外事办为我们提供的日本遗孤的回忆资料中我们看到，土崩瓦解间，世界末日似乎已经到了，等他们清醒过来时为时已晚，于是一场由三江地区至哈尔滨千余里的大逃难悲剧发生了。北满的三江地区是日本开拓团分布最广的地区，开拓团大逃难时，三江地区的一部分开拓团南下奔吉林，一部分沿松花江北上奔哈尔滨，一部分在松花江以南奔牡丹江、方正、哈尔滨。1945年的秋天，老天也在发威，中国东北一直是淫雨凄风，究竟有多少日本难民在逃难，有多少难民死于途中，至今也无法统计一个详实的数字。
水野百合子夫妇1942年迁移到依兰县天田村的开拓团，丈夫于1945年6月被征入伍。1945年秋天日本宣布战败后，水野百合子领着一个4岁的女儿和一个2岁的儿子与附近开拓团的团民一共几百人从依兰经方正县逃向哈尔滨，下面是水野百合子的叙述：
出发前，团长告诉大家步行到方正县松花江边的伊汉通码头，等候日本军舰来接我们回国。为了防备苏联飞机轰炸，我们不敢坐车，也不敢走大路，从依兰到伊汉通码头100多公里的路程，全部钻山入林用脚量。那年雨特别大，几乎天天下雨。一头钻进深山老林里，只能摸索前行，衣服让树枝挂烂了，早已遮不住身体，满身是伤。一群女人带着老人拖着孩子，一天只能走两三公里。过了方正县的大罗勒密(地名)，我们才上了公路，又累又饿，我一步都走不动了。因为我的孩子多，拖累了大伙赶路，团长让我把孩子扔了。天哪！那是我的亲骨肉，我怎么忍心呢？我们活要活在一块儿，死要死在一起，死也不能扔孩子。这时，团长说：“你扔了，中国人会捡去把他养大，要带上，影响大家赶路，上不了船，我们就都得死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只好把4岁的女儿放在路边。可我一起身，女儿便伸着两只小手，拼命地喊着妈妈。我走了几步，心像刀绞似的难受，心疼的我又跑了回去把她抱起来。团长说什么也不许，我怕他再让我把儿子也扔了，就顺从了团长。我一边流着泪一边对女儿说：“孩子，别怪妈妈无情啊，我这是给你留一条活路，要不咱就都得死了。”就这样，我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女儿。
水野百合子的儿子最终饿死在逃难的路上，而她本人在饿昏后，被方正县一个善良的中国男子救下，她于1953年返回日本。而她失去的女儿始终也没有找到。
逃难中，日本开拓团中因悲观失望自杀或集体自杀的事件，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发生。据郭相声、曹松先编著的《方正侨乡史话》一书记载，8月20日，方正永建(李花屯)开拓团的日本侨民乱营了，因为三江地区桦川、依兰、勃利等地的开拓团一拨一拨地逃难下来了。传言一天几换：苏联兵专门收拾日本女人，当地的“胡子”要来捡“洋落儿”，还有被抢夺了土地的中国农民想要对他们报复……日本人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一直接受军国主义精神教育的开拓团团长做出了一个决定，大家宁可一块死在这里，也不走出去活受罪或让苏联人抓去。他们封闭了院门，不准中国人进入。当天中午，家家户户杀猪宰羊大吃二喝，猪羊濒死的叫声传出几里，比过节还热闹，中国人不知道鬼子营里发生了什么事。以下是目击者王绍德老人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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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忽然听见隔壁永建乡赵炮屯的“鬼子营”里“噼噼啪啪”地响，过了多半个时辰，我偷偷地到“鬼子营”里一看，各家的屋檐下都堆着松明子，各家的窗户也关得死死的。我闯进第一家，看见两个女人模样的人头朝里躺着，炕上的被褥整整齐齐的，她们也都穿戴得很整齐，一身的和服，脸上都涂着脂粉，一条洁白的毛巾扎在脑袋上，看样子也不像睡觉，我喊了一声，她们纹丝没动，我上前仔细一看，她们脑后的枕头上淤着一大滩血，她们死了！我吓了一跳，再一细看，她们是被用枪打的，子弹从眼眶射进去，从脑后出去的。我意识到这是日本人杀日本人！再到第二家，看到的情景一样，四口人全都死了。远处有人提着枪跑过来，我慌忙从鬼子营跑出来，不一会儿“鬼子营”就起火了，日本人集体自焚了。火光烧红了半边天，一共八十多口人，男女老幼都被枪打死然后烧没了。
中国人民的喜庆之日，也是日本开拓团难民的劫难之时。在三江地区，数以万计的日本开拓团难民们从各自的开拓点，一拨一拨地涌向逃命的途中。松花江边，旷野之中，大森林里，到处都有拖儿带女、呼号喊叫的难民们。深秋时节，缺衣少食，他们一路上以偷食中国农民的土豆和玉米活命，小孩子走不动了，就被扔到路边，或者推进河中淹死。一些老人实在受不了了，就央求别人把自己打死。一些绝望的日本人围坐在炸弹旁集体自杀或自焚。
方正县，日本开拓团难民的生死聚集地
据统计，在33万日本农业移民中，有8万余人死亡在中国，约占1/4。这些带着幸福憧憬奉召而来，又被日本军国主义抛弃的天皇子民，率先承担了战争的责罚。
据方正县外事办副主任李宝元向记者描述，从1945年8月至11月，黑龙江省方正县成为的日本难民集散地。其间，佳木斯附近的汤原、依兰、桦川、桦南等地的难民一万余人汇聚到方正县。他们辗转至此，是想从伊汉通码头乘船到哈尔滨，再转至大连乘船回国。
当时，苏联红军已经军事管制了方正县，伊汉通码头水路断绝。这些有气无力的难民无路可走，只好在吉兴村原开拓团遗留的房子里暂时住下。当严寒、饥饿、伤寒一齐扑来时，一万余名开拓民至1946年3月，死亡达五千余人，另有五千余人包括妇女和儿童被当地善良的老百姓收养，妇女大多都嫁给了方正的男子，儿童都给方正的人家做了养子。
1946年3月中旬，天气渐暖，死亡在吉兴一带的数千具日本难民遗体也慢慢解冻，并发出阵阵腐臭。为清理和收敛这些掩埋在雪里、角落里、菜窖里的尸体，方正县人民政府组织了大批的民工，把这些尸骨运到炮台山的杨二玄沟里，共堆放了三大堆，然后浇上汽油焚烧，大火三天三夜始熄，留下了三大堆森森白骨。
方正并不是日本开拓团移民最多的地区，但阴错阳差的历史，却使这里成为开拓团难民的生死集散地。在方正这块土地上，日本开拓团难民死亡最多、遗弃残留孤儿最多、走进中国家庭的妇女最多、在日华侨最多、日侨眷属最多、来访日本人最多。历史的风云际会使方正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也是最为独特的日侨之乡。

方正县苏军烈士墓和与“日本开拓团”纪念碑碑形成鲜明对比。
记者/应 琛
既然建立了公墓，那么立一块碑原本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后人需要知道这个公墓的来龙去脉，特别是有幸活下来并被中国养父母收养的孤儿可以祭奠他们的生身父母(残留孤儿后来为他们的养父母建立了纪念碑)。但碑文的内容应该仔细斟酌，“应该将这段历史交代得清楚明白”。
立碑、砸碑、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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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月30日，一则关于“黑龙江方正县为吸引日商投资花了70万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的微博在网上迅速发酵，到8月5日晚，方正县政府组织人员拆除了这座日本开拓团民冥亡者名录石碑，并且连夜就运走。
这一被称为“中国式碑剧”的闹剧才上演了短短几天就暂告段落，但留给我们的疑问还没有结束。
缘何原本在建立公墓后，立一块碑这一似乎顺理成章的做法，却遭到了民众的普遍质疑，更引来一片骂声？
就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廉德瑰在接受《新民周刊》的采访时表示，方正县政府在立碑的过程中有欠妥当，尤其是在涉及日益敏感的中日问题上更应谨慎，“给‘开拓团’树碑立传固然有方正县自身的考虑，但这一行为处理不当就会伤害到整个民族的感情。”
碑文应道清历史
所谓“日本开拓团”，日本人自谓“满洲开拓团”。顾名思义，它是日本殖民中国东北开垦这块“新天地”的先遣队，虽然开荒劳作是开拓团的主要任务，但其“男丁”有随时应召入伍参与对中国抗日战士杀戮的义务。
“当然，开拓团的成员大部分是日本最贫困地区的剩余人口，也就是日本农民。作为当时日本人口膨胀的一个解决方法，这些人被运到了中国。”廉德瑰告诉记者，“从结果来看，开拓团确实是日本侵华战略的一部分。这些人对于日本开拓疆土，对中国东北实行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战争受害者的角度来说，这部分人也是战争的牺牲品，当初来华一定程度上也有受骗的成分。日本战败后，精英阶层回国，这些人却被扔在了中国。他们中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妻离子散，被迫集体自杀，而且死无葬身之地，这也是事实。”
廉德瑰指出，在肆意辱骂主政者之前，首先要搞清楚方正县是为日本开拓团民中的亡者设立的名录墙，并不是为日本军人立碑。廉德瑰说：“不能将开拓团完全等同于日本鬼子。而见之于碑上的大多是撤退时被他们的同胞残害死在当地的妇女儿童，因此说，不能将该碑等同于纪念侵略者的碑。”
而方正县政府外事办主任王伟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立碑的目的是“为了方便中日后人了解真实的历史，感受中华民族‘以德报怨’的胸怀”。
在方正，民间立碑悼念早已存在。从上世纪60年代，即中日建交10年前，当地政府就承诺立碑埋葬开拓团民的遗骨，从哈尔滨找来石头，依照日本的风俗把墓碑建在不会遭到水害的高丘上，面对着日本的方向。1963年，周恩来总理批准建立日本人公墓，现在的中日友好园林也是民间自发修建的。
既然建立了公墓，那么立一块碑原本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后人需要知道这个公墓的来龙去脉，特别是有幸活下来并被中国养父母收养的孤儿可以祭奠他们的生身父母(残留孤儿后来为他们的养父母建立了纪念碑)。但廉德瑰强调，碑文的内容应该仔细斟酌，“应该将这段历史交代得清楚明白”。
既然是为反思战争，这就不能是一笔是非不分的糊涂账。在廉德瑰看来，如果是日本人想给他们的先人立碑，那便无可厚非。但如果方正县要立警示碑，就会涉及到民族情感问题。
“从人类文明来讲，立碑应该可以理解。但因为中日关系的背景，这样一个行为就不合适了。如果一定要立，碑文必须表述清楚，还原整个历史的全貌。告诉来访者，这里埋葬的原本是侵略者的一部分。尽管最终他们自己也成为日本侵略的牺牲品，但不可否认他们曾是日军侵略中国的工具。如此，或许真能起到警示和教育侵略者的后人，同时，也使我们中国人民自己受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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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媒体报道，此次公墓内的立碑也经过外交部批准，并不是该县的“灵机一动”拉外资。但事实上，且不论常务副县长洪振国所说的建碑旨在“警示和教育后人认清法西斯主义的罪恶，感受中华民族的人道主义情怀”的观点能否成立，该县主观上想通过此举加强与日方的友好往来，以此推动侨乡经济，应该为实。
廉德瑰向记者透露，据他了解，方正县接受日本的投资和访问团是比较多的。“方正县是一个内陆县，其实没有更多的办法来发展自己。当局凭借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能够获得日本的一些外资和旅游收入来发展自己并无对错之分。只是，当地政府在某些方面推敲得不够，没有谨慎处理，没有仔细考虑中日双方这种延续的民族情绪问题。如果在立碑前，能征求更多的民意，恐怕就不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中日民间的纠结
中国与日本，始终有牵扯不断的纠葛。对于如今中日关系，似乎已有一个公认的说法：近十几年来，两国民间关系一路降温，由热而冷，甚至彼此以强烈的民族主义相抵触。
据报道，对于“立碑事件”，日本国驻沈阳领事馆称，日本政府从未为建碑提供过资金支持或亡者名单材料。建立石碑是方正县政府的行为，与日本政府无关。而人民网也对此事刊发评论，呼吁网民、媒体人要学会甄别新闻事件真假，不要“听一两句谣言，情绪就激动”。
正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这句话用在当下中日民众对彼此的看法上也是很贴切的。毕竟，牵连其中的问题太多了，例如靖国神社、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东海石油、教科书问题等等，都成为两国民众绕不开的死结。
廉德瑰指出，7月初日本联合美澳首次在南海军演，之后又发布强调中国威胁的《防卫白皮书》，中日关系处在敏感紧张阶段，这都是近期使中日民间情绪较为激烈的因素。
在谈到如今的中日关系，廉德瑰用“纠结”来形容。“中日关系现在比较复杂。由于90年代以后，中日双方的不冷静，使得原本应该逐渐淡忘的历史又被加强了。这种历史的纠结就造成了中日之间在感情上，至少中国人不会原谅日本人，日本人不会理解中国人。之后，加上新的因素，即中国的崛起，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七八十年代，中日友好的时候，中国人对日感情没有现在那么强烈，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请求，日本政府则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2008年以后，日本的贷款也结束了，中国的GDP又超过日本，军事上也更强大。由于一部分日本人不反省历史，中国出现反日情绪，包括中国政府在处理中日关系的态度上也在逐渐强硬。日本面对这样一个崛起的中国，又逐渐地开始了敌视和防范。历史的这一段还没有结清，又有新的中国威胁论，于是便引起了新的一种相互之间的对立，加大了两国民众的不信任感。”
近年来，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高涨，面对中日之间的各种矛盾，表现出强势立场，甚至采取抵抗日货、到日本使馆前示威等激烈形式以表示对日本政府立场的不满。有文章指出，就两国民众而言，历史的仇恨结得太深，要拂拭这种民族感情太难太难，况且，这种民族主义情绪随时会受到领土、能源和台海问题等危险要素的影响而随时爆发，因此，民间的这种对抗恐怕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甚至发酵。
在谈到如何打破两国之间的这种心结，从而促进双方友好时，廉德瑰的看法是，中国方面应该有一种强者和大国的国民意识来处理两国间非原则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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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包括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都在增长。日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已越来越不能跟中国相比较。我们在弱于日本的时候，都能够放弃对日的赔款要求并主张中日友好。现在，在我们逐渐强大并已经超过日本的时候，作为一个大国，国民心态应该也是一种大国民的心态，特别是对于历史上的事情，原则上我们不能忘记，但也不必继续扩大和加深这种仇恨。”如果非要揪住历史的旧账没完没了的话，只能说明我们还没有一定的自信。比方说为开拓团亡者立碑一事，我们都应该放得开一点，即使议论也应理性地指出其做法上的不足，而不是很容易被煽动一些情绪。要向前看，面向未来，要做理性的爱国者，不做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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