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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张千帆,著名学者,1984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1989年12月获得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1999年8月获得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对话背景
2010年,张千帆向教育部递交《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议书》,呼吁进行高考(微博)制度改革。此后,一些家长也向有关部门投书,希望能够在当地解决随迁子女高考问题。作为高考制度改革的推动者,张千帆一直高度关注城市随迁子女高考问题,并为他们提供法规政策咨询。
放开高考户籍限制可能吗
中国青年报:有一份非京籍家长撰写的《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建议,孩子在北京参加高考需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在经常居住地上学不少于一年,北京、上海等地不少于五年;父母至少一方在经常居住地工作和生活不少于一年,北京、上海等地不少于五年,且父母要提供工作和收入证明,房屋产权证或者居住证等。您认可这个建议吗?
张千帆:他们主要针对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在北京常年工作,有车有房,也是纳税人,除了户籍之外,和北京居民完全一样。这一报告的出发点是政策可行性,因为如果没有限制,会有大量的人跑到北京参加高考,给北京经济社会和教育资源带来巨大压力。一开始设立标准是有必要的,但标准是什么还可以讨论。我认为这个标准应该以孩子为中心,在北京有没有房子、车都是次要的,有的北京户籍居民也没有自己的车和房子。目前来看,比较合理的标准是受教育者的学籍,看他是否读完完整的高中学历,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北京和外地是完全不一样的学科体系,孩子回到户籍地不能适应当地高考。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大多数北京人能接受外来随迁子女参加高考吗?
张千帆:我相信把道理说明白之后,大多数北京人能接受外来随迁子女。孩子不随迁,就会面临孩子和家长分居两地的留守状况,对孩子心理和成长带来影响。
中国青年报:现在呼吁放开高考户籍限制的家长大多属于北京的中产阶层,那么农民工的孩子怎么办?
张千帆:农民工的工资也要扣税,他们也是纳税人。不论缴多少税,他们为北京市做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他们的孩子在北京完成了高中学业,就没有理由拒绝这些孩子在北京参加高考。但考虑到可行性,有时候,不得不在目标和手段之间有个权衡。有些家长的诉求是正当的,就要维护其教育权利和基本利益。在步骤上,可以逐步推开,逐渐让更多人受益,只要方向是正确的,高考改革的阳光一样可以照亮农民工的孩子。
一些地方的放开政策不可持续
中国青年报:目前打破户籍壁垒通过买房会有一些松动,像天津市某些区县,只要在那里买房,就可以拿到蓝印户口,子女高考升学享受直辖市的待遇,您怎么看待天津市的这种户籍放开政策?
张千帆:这种放开也是暂时的,全国很多省区市,像陕西、海南、新疆等都有类似的规定,这些地方需要资金、技术、人才,就靠优惠政策吸引人。但等以后相对饱和,政策还会紧缩,不可能持续下去。
中国青年报:这种行为合法吗?
张千帆:这种做法没有被明令禁止,而且也很难界定合法与否。一个城市在开放初期会采取放开政策,以吸引人才。但一段时间后,地区的既得利益形成,就会重新回到老路上来。最近出台的一些地方政策,就是在往加剧歧视的方向走。比如,报考一些城市政府公务员都要求有当地户口,这是进行收缩的排外政策。随着就业压力加大,排外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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