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供应商“染病” 苹果无责？

近日，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5家民间环保团体发布《苹果的另一面2》研究报告，再次揭露了苹果公司在华供应商的违规行为。据查，共有27家供应商出现了环境问题。其中，名幸电子在广州的工厂就因污染严重，屡次被列入当地污染企业名单。环保团体认为，对污染事件，违规供应商本身应负有责任，但苹果的责任也不容推卸，因为苹果应该负有“生产者的延伸责任”。
何谓生产者的延伸责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简称EPR）？一言蔽之，就是生产者要对产品“从摇篮到坟墓”全生命周期负责，往前可以追溯到原材料开采、零部件生产，往后可以延伸到产品的回收处置。可以说，只要产品上还有品牌商标，品牌企业就要负起责任。生产者的延伸责任这一概念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欧洲兴起的，目前已经逐渐成为一些行业的共识。
从法律角度划分，生产者的延伸责任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法律责任，即在某些国家和地区通过法律的形式将责任明确界定，一旦违规则遭处罚。譬如，欧盟早几年实施了《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简称RoHS）和《关于报废电子电器设备指令》（简称WEEE）。前者要求品牌企业限制供应商在生产的时候禁用某些物料，属往前追溯的责任；后者要求品牌企业承担产品废弃后回收的费用，属往后延伸的责任。法定责任是强制的，品牌企业必须遵守，否则就会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和市场准入风险。在这一方面，中国也紧跟潮流，先后于2006年和2009年颁布了中国版的RoHS（《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和中国版的WEEE（《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
与法律责任相对的是道德责任。此类责任在法律上并无明确界定，多数都和一些普世价值有关，譬如关注环保、关爱劳工等。违背此类责任，品牌企业无须接受法律制裁（因为品牌企业自身并无违法行为），但却会面临重大的舆论压力，严重时甚至会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对经营产生负面作用。
欧美反血汗工厂运动就是最好的例证。上世纪九十年代，欧美劳工团体向耐克、阿迪达斯等服装企业施压，控诉其在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有虐待劳工、超时劳动、使用童工等不良行为。开始时，品牌企业辩称，供应商的违规行为和自己没有关系，拒不履行责任；到后来，反血汗工厂运动扩展到大学校园，对服装品牌的校园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品牌企业才低下高傲的头颅，承担“额外”责任，对供应商的环境和劳工绩效进行审核，延续至今。可见，尽管道德责任对企业只是一种“软约束”，但在一定条件下，却可以转化为影响企业营收的“硬约束”。
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不可偏废。法律具有震慑作用，道德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法律的空白。但是，要真正发挥作用，前者要依靠完善的法规和强有力的执法，后者则要依靠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和活跃其中的民间团体，当然也要有足够的信息透明度。在苹果的案例中，法律上是很难找到把柄的，因此只能从道德责任的角度入手。但怎样才能像欧美反血汗工厂运动那样，让苹果体会到“切肤之痛”，则是摆在自然之友等民间团体面前的首要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寻求突破，一个层面是消费者，像反血汗工厂运动一般，呼吁消费者放弃苹果产品；另一个层面是敦促政府严肃整治供应商的污染问题，采取限产限出口等办法，砍断苹果的有毒供应链。根据《苹果的另一面2》的描述，很多供应商的污染已经涉嫌违法，环保部门和司法部门若能秉公执法、将其绳之以法，本身就可以对苹果产生震慑作用。这样，苹果出于规避风险（避免供应商因时常整改而不能保证供货量）的考虑，也会弃用有问题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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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现象似乎并未出现，恐怕个中有着复杂的利益纠葛。在此不再细论。
就实力而言，坐拥3000亿美元市值的苹果公司完全有能力去改造其供应链。最近更有报道称，“一部售价260美元的iPhone，在中国组装，中国只能从中赚取4美元，其他的都由苹果公司赚去了”。若此言属实，苹果更应该承担责任，制止供应商的污染行为，毕竟这关系到数百万中国苹果用户未来的生存。大企业应有大担当，期待苹果公司能如同当年的耐克公司一般来一个华丽转身。
（作者系管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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