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语言是语言的一种特殊形式,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反之,特定的社会文化也会对标题语言有制约作用。对比汉俄标题语言,可发现不同语言中标题的共性与个性及其相互关系。
汉俄语共有称名结构标题,但俄语表亲属称谓的名词语义较汉语概括,很多词“身兼数职”。如“姑父”译成俄语则为解释性的翻译,因为俄语дядя一词对应于汉语“叔叔、舅舅、伯父、姨父、姑父”等。俄语亲属称谓词不分长幼,辈份高低不太重要。如标题“Сестра”对应于汉语“姐姐”和“妹妹”,若要区分,必须加区分性的修饰语,如“姐姐”为старшая сестра。而汉语则很具体,除有“姐姐、妹妹、哥哥、弟弟”之分外,还按在家的大小称呼,如“二哥”。汉俄表亲属称谓标题所存在的差异是民族因子对形成语言面貌多样性的明显作用,中国传统社会崇尚“长幼有序”,年龄长幼、辈份高低是重要的尺度;而俄罗斯地跨欧亚,地理位置决定其文化同时兼有东西方特点,西方文化更为强调独立人格、个性,所以俄罗斯的亲属关系相对简单,亲属称谓词较之汉语有一定的概括性。
汉俄语中都存在冒号结构标题,但汉语以先概说、再列举分说为主;俄语以先列举、后概括为主。如“创意三要素:环境、动机、方法”,“Реструктуризация, развитие технологий, перевооружение: определены тр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развития ОПК” (结构重组、技术创新、设备更新:联合工业公司确定三个发展方向),这充分显示了汉俄民族文化的差异。汉民族习惯在空间上整体把握各组成部分相互间动态关联,而俄罗斯民族关注从部分、细节、独立的组成要素去进行定性的科学分析。汉民族思维的特点是整体性、综合性,注重整体把握和集中思维;俄罗斯民族思维的特点是个体性、分析性,注重事实和发散性思维。郭绍虞认为,中国人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理出头绪、寻出规律,使之简易化,然后再从简易入手,驾驭各种变化和复杂事情。
歌曲作标题时,汉俄语所借用的多为时代久远的流行歌曲,汉语以1980年代为主,俄语以1930年代为主。如“年轻的朋友来相会”、“И летели наземь самураи...”(武士向地面飞去),因为歌词具有大众化力量,使用歌曲作标题,容易引起读者的情感反应,很快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1980年代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兴起时期,也是中国经济朝新目标奋斗时期;1930年代是苏联社会繁荣时期,也是苏联经济发展鼎盛时期。
引文作标题时,汉语以诗词借用为主,俄语则主要借用19、20世纪的名作。如“教育要‘不拘一格降人才’”、“Кому живется весело, вольготно в СНГ”(谁在独联体生活得愉快、自由),前例源自清朝龚自珍诗中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后例源于涅克拉索夫的长诗“Кому жить хорошо на Руси?”(《谁在俄罗斯生活得好》)。诗词承载着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灿烂的奇葩,蕴涵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深深植根于大众文化沃土中,因此常成为中国标题引文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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