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河与移民
明代，泰州曾被张士诚所占，洪武初年常遇春攻打泰州时，因久攻不下，就自泰兴开水道，水陆两面夹攻，从西门攻入泰州。明太祖还掘高堰之堤，水淹淮扬。城河的漫溢几乎毁灭了泰州，明初的这一变局使泰州人口迅速减少，这也使得泰州成为江南士绅移居的区域。民国《泰兴县志》卷二十四说：“试征诸氏族谱牒，大都皖赣名族，于元明之际迁泰。”
到太平天国时期，因为“太平军之役，天下纷扰，江南为洪氏所领。江北已处处不安，惟泰以地僻，未遭陷落，官署机关，固多设于泰，人民避乱而来者，尤为不少。事平之后，往往留泰不返”。“清初有避乙酉之乱而来者，扬州既下，十日屠城，人民逃于泰者不少，至于清末，辛亥革命，满人恐遭仇杀，京口驻防家属随吾泰吴王树费季桥两先生来泰避其祸者，有罗姓、赵姓，时吴费为京口八旗学堂教习，故渡之以师也。”这也是泰州移民的一个主要来源。
其他经城河而移居泰州的人也不在少数。其中，因经商而移居的人主要是皖商的洪、胡两大姓。胡震泰、胡源泰等长期在泰州做茶叶生意。新安会馆、旌德会馆是徽商的根据地，另有做烟业的福建人建的闽中会馆、做油漆生意的京江人建的京江会馆等，会馆为客商实现土著化提供了中间环节。明末泰州学派麾下也团结了一批南来北往的读书人，部分人成为泰州的新居民。
明显的层次性
泰州文化生活体现出明显的层次性，社会上层与普通民众均有其消费场所。泰州生活了各个层次的人，有官员、富商、盐民，他们的消费标准自然很不一样，显示出明显的层次性。
在盐业兴盛的时期，在泰州为盐官是“肥缺”，清朝赵瑜的《竹枝词》说：“泰坝官儿缺最优，自称本府忒风流。一年一度真调剂，不愿生封万户侯。”“藩宪衙连运宪衙，候补人员纷若麻。走过大街穿小巷，公馆一家挨一家。”官员和候补官员是当时的一个庞大群体。
随着盐业的兴盛，仓储业也得到发展，赵瑜的《竹枝词》还提到：“我是西仓盐业人，过盐眼见往来频。残纲销尽新纲转，间有凶荒足济贫。”佛教寺庙光孝寺也因此得到了商业余润的滋养，“光孝年来气运昌，丰收大众有斋粮。法王第一显灵应，火药局归盐义仓”。
一些贫寒之人也从发达的盐业中分得一丝余润。清朝康发祥的《竹枝词》说：“抬盐浦在北门西，丰歉居民命不齐。满地雪花多拥彗，天将余利养穷嫠。”当淮盐的销售量扩大后，服务业也随之兴起，“票引新章换旧章，通湖达广远招商。沿河多少官盐栈，包买还包代客装”。
泰州生活着的大量灶户，属于下层，他们辛勤劳作，却收获甚少，时常还要被苛刻的税吏勒索，因而他们时常生活在社会的温饱线以下。他们的消费往往较低，在泰州东南城郊有大量这样的饭店，“城南市面不若城北之盛，而小饭店特多，盖南乡农民平居鲜食米饭，偶至城区，争以一饱为快，故业是者甚伙”。
本地与外来文化共存
泰州文化具有包容性，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共存，取长补短。南来北往的商人激活了泰州的繁华，“烟水南关取次过，米盐捆载入长河。舟行卅里通姜堰，市肆喧阗驵侩多”。在商业的繁盛时期，泰州民众的生计也得到了保障，各类仓储建立起来。泰州南门多丰腴之地，北门则主要为商人行盐之地。所以当时有谚语说：“南门田，北门盐；东门鬼，西门水。”东门外主要为冢地，西门不设吊桥，留有广阔的水面便通舟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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