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公骥先生(1921—1989)是当代优秀的文学史专家。他的学问不限于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历史学、文艺学、语言学、训诂学、考古学、民俗学等领域,亦均有创获。
学问的事业总是薪火相传,当年自己亲炙杨先生,如今又有更年轻的一代成为自己的学生。这些年通过不断学习杨先生的著作,对他的学问有了更多的体会。同时,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时时想起杨先生语重心长的教诲,对他的理想追求和人生境界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今年是杨先生诞辰90周年,写下这篇文字,以表示我对他的尊敬与怀念。
杨先生曾说:“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是追求真理的思想家。”所谓追求真理,就是要在研究中求真、求实,敢于怀疑和推翻一切不科学的成见。所谓思想家,就是要有独立的思考精神,能够作出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贡献。因为有了这样的治学境界,所以他在学术研究中从来不盲从别人,他总是能够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提出精辟独到的见解。
杨先生有着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但他不是把理论当做教条来使用,而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的基本原则,即从社会物质生活的特定条件与运动过程中,来认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精神现象,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这一点,在他的《诗经》和《楚辞》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认为,要把《诗经》放在殷周社会背景下去认识和研究,他反对笼统地从庸俗社会学的角度给《诗经》的作品贴标签,反对当时在《诗经》研究中重《国风》而轻《雅》、《颂》的现象。他在《中国文学》第一分册中对殷周社会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状况先进行了系统分析,然后再结合作品本身分别进行细致的解读,并对《雅》、《颂》中的作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使他的《诗经》研究迥异于同时代的其他文学史著作。
在《楚辞》研究中,他对楚民族产生的过程和屈原所生活的时代所进行的细致考证,更是同时代的其他文学史著作所不具备的。杨先生认为,不但作品中的思想内容与时代息息相关,甚至包括作品的形式乃至诗歌的修辞等,也无不受社会经济和生产方式的制约。他说:“在周代农业经济的条件下所产生的诗歌,偏爱用‘草、木、虫、鱼之名’作形容词(见《诗经》、《楚辞》)。但在唐宋都市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所产生的诗歌,却偏爱用金、玉、珠宝、翡翠、玛瑙、锦绣等高价商品作形容词(见《花间集》、《乐府雅词》)。同样是基于人化物,终于物化人,但两者所以不同,岂能说与不同时代的经济环境无关?”(《自传及著作简述》)以此为出发点,杨先生对《诗经》的语言、表现手法和样式所作的研究同样别开生面,言前人所未言。
杨先生的每篇论文,都有新颖的见解和极强的逻辑说服力,因而,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以理论思辨见长的学者。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先生的文章之所以有说服力,还因为他特别重视资料的搜集。他主张:“当研究某一问题时,首先必须全面占有第一手材料。只有作全面调查,才有可能做深入研究;只有占有全部材料,才能比较推理作综合判断,才能触类旁通作全盘思考。”(《自传及著作简述》)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对材料的综合分析和科学推理。反对先设观点,然后一相情愿地去搜求片面材料来证实自己;反对玩弄“形音义互通互转”的训诂法,随心所欲地以材料为我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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