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康菲，不能漏了中海油

三个多月来，一直对外界质疑敷衍塞责的康菲公司，终于暂时性地低下了头：在9月4日晚8时，康菲中国已完成停止蓬莱19-3油田的钻井、注水及生产作业的程序（简称“三停”），共计231口井停止了作业。这也意味着，该油田完全关闭运营。康菲表示，正在重新编制油田开发海洋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并将提交国家海洋局核准。 但这远谈不上胜利。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在渤海湾持续三个多月的溢油事故，已经累计污染海面达5500平方公里，死掉的鱼、虾、贝等的数量难以统计，还不包括无法预知的生态环境破坏。而康菲公司面对漏油危机时有意隐瞒，以及谎言被戳穿后无耻宣称“我们就是骗你的”的拙劣表演引起了舆论的沸腾，更引起了国人的反思：康菲公司忽悠国人、忽悠监管部门的底气何来？换句话说，就算这次康菲最终低头认错，靠什么保证不会再出第二个、第三个康菲？ 康菲是当今世界五大上市油企之一，总部设在美国，被称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跨国油企。但康菲在中国渤海的溢油事故，及其事后的表现，击穿了其“社会责任感”的谎言。由此要问，一个在国际上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跨国油企，为什么到中国来却“变坏”了？而且变得肆无忌惮、毫无敬畏之心？ 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主要是我们的律法“太温柔”，难以跟上时代步伐。《环境保护法》颁布于1987年，《海洋环境保护法》颁布于1999年。其中对于环境污染事故的处理方式还是最原始的“以罚代赔”方式。在立法技术上，有失灵活性，规定了处罚的最高限额仅20万元。区区20万元人民币，相对于资产数百亿美元的康菲而言，只能说是九牛一毛。我们更缺乏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难以激起公民的环保热情。 然而最奇怪的是，迄今为止舆论大多将目光聚焦于康菲公司，而忽视了溢油事故的另一个责任主体——中海油公司。事实情况是，中海油在蓬莱19-3油田占有51%的股份，属于合作开发中的产权方。按照国际惯例，出现溢油事故，产权方同样要承担责任，作业方、产权方应共同担责。 中海油却似乎从一开始就置身事外。在康菲所开采的油井中，中海油是大股东，占有的收益是大头。在这起事件中，却如同无关一般，既没有自担责任，海洋局也没有对它有所责令。在国家海洋局要求康菲公司停产的同时，中海油还煞有介事地出面表示“将加强对康菲公司的监管力度”，中海油在这里俨然不是责任主体，而摇身一变成了监管主体。 产权方撇清了自己和溢油事故的干系，这让作为作业方的康菲公司认为，既然作为责任主体的产权方都能置身事外，他们为什么要承担全部责任，敷衍了事可能就成了惯性选择。虽然具体出事的的确不是中海油，但作为大股东和产权方，至少在勇于担责这个层面上，中海油做得是很不够的。 而且必须指出，溢油事故之所以处理拖沓，以至于导致目前无法收拾的局面，中海油也难辞其咎。道理很简单，作为大股东和产权方，最初出现小范围的溢油事故后，中海油本可以早点“三停”，专心对待事故处理，但中海油显然不愿意放弃每天6.2万桶的净产量。摩根大通的报告则指出，（溢油）事件有可能与中海油积极增产有关。 更惊人的事实是，近年来中海油在多地的油田项目出现漏油现象，但一直未对事件进行完整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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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就在蓬莱19-3油田漏油前的一个月——5月13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接到中海油天津分公司报告，该公司在渤中34-1北区块实施钻井作业的南海一号钻井平台发生溢油事故。2009年的9月，中海油旗下海南福山油田一个月内发生两次漏油事故，油田输送油管发生渗漏……上述事件发生后，中海油方面几乎从未在公开场合披露过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果。 不能说康菲在中国的“变坏”是受了中海油的影响，但正如一些分析家所指出的，这次溢油事故折射出了外国企业在某种意义上的“中国式异化”。作为大型垄断国企，中海油本应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先人一步，但事实上却屡当反面典型。制度和文化环境，很多时候正像一个大酱缸，任何人、任何组织裹挟其中，都难免染上“中国特色”。 如今油田已经停产，问责程序行将启动。康菲公司对环境造成重大生态破坏，理当受到法律的严惩，然而我们也期待，监管部门在问责、处理康菲公司的同时，不要漏了中海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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