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秦晖(微博)(博客)（微博）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阐述了他十年来不断鼓吹的“共同底线”理论，所谓共同底线的意思是：右派要自由，左派要社会福利，尽管理论上两者存在冲突，可既然中国的现实是，自由比左派视为福利国家典范的瑞典还少，而社会福利比右派的典范美国还少，所以现阶段左右双方很容易找到一条共同底线。
用秦晖的话说：“我们的福利不能低到连美国人都不能容忍的地步；我们的自由也不能低到连瑞典人都不能容忍的地步”，因而在到达共同底线之前，左右不妨各自争取福利和自由，即他常说的“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争议大可留给未来。
对于制度变革的方向和公共政策的重点，从新世纪初起，学界和舆论便开始了分化和对立，伴随着近年来的一系列政策转向，从最低工资、新劳动法、工会地位、医疗体制、个人所得税和保障房，争议也日趋激烈。
共同底线理论看似中肯平执，实则不得要领，制度变革不是做算术，从左到右画出坐标系，选定区间直奔而去，制度建设也不是调鸡尾酒，自由是苏打水，福利是蜂蜜，反正眼下两样都不够，就别争多争少，都往里加就是了。
相反，制度演变是一件高度路径依赖的事情，假如非要找个简单类比，它倒更像做菜，炖排骨早加盐和晚加盐效果截然不同，炒完菜撒点葱花和把葱花与主料一起炒根本就是两码事，同样，在不同的法治和宪政条件下引入福利制度，后果也将完全不同。
在大部分资源被权力所控制，且这一权力不受宪法制约之时，对社会福利的集体呼唤、对再分配的舆论压力，只会转变为权力集中和垄断更多资源的动力，为打击和排挤脆弱的私人资本创造舆论合法性，而被集中起来的资源却绝不会落到这些呼唤者们希望帮助的穷人手里，这些，正是在过去几年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情景。
退一万步，就算这些福利果真到了穷人手里，他们果真有了医疗保障，果真住进了保障房，这一结果是健康而可取的吗？它会铺出一条通往现代法治社会的康庄大道吗？不，这只会把我们在制度困境中锁的更深；如此得来的福利，并非贫穷阶层经由社会议价机制竞争到的结果，更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它只是来自权力的、随时可以撤回的赏赐，而它的获益者，势将成为拱卫现有体制、阻挠未来变革的组织力量。
帝国宫廷里的太监宫女、罗马贵族家庭的专业奴隶，都曾享有很好的福利，然而，吃香喝辣的太监还是太监，穿金戴银的奴隶仍是奴隶，来自赏赐而非制度地位的福利永远不会带给他们自由，只能让他们更死心塌地甘愿为奴；在市场制度远未建成之际，引入福利制度的效果，就是把大量人口和资源重新推入计划性分配体系。
目前的状况下，假如福利主义和市场主义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制约权力和推动法治，实际上，这一共识的空间极为广阔，生活中触目可及的几乎每一件损害穷人福利的事情，也同时都映衬着市场制度的残缺。
假如穷人不再因身份而被随意驱逐、和遣送，欠薪和工伤案件被公正受理，小本经营不再受困于繁杂手续和沉重税费，摊位不再被城管随意掀翻，房屋不会被强拆，被欺诈和侵夺时有地方申冤，蔬菜不因高昂的垄断油价和买路费烂在地里，土地和房产有机会成为金融资本，有更多的私人资本来竞争购买他们的劳动，任何一项变化都将大幅改善他们的处境，而这些也正是市场制度建设的要义。
三十年来，正是面向市场的制度变革在不断改善穷人的福利，不是通过福利赏赐，而是还给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变革远未完成，许多权利还缺乏制度保障，现在，这一进程正在逆转，而推动这一逆转的各股力量中，有着福利主义者的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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