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诗成（微博）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到来之际，《中华民国史》（全36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中华民国史》从第一卷出版，到整套36册一次推出历时30年。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称，该书对于国共关系评价有所创新，对蒋介石领导北伐、推倒北洋军阀，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都给予肯定评价。（《人民日报》9月13日）
有网民问，这是不是为“蒋介石翻案”了？“翻案说”，正折射了国人素来喜好的“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实际上，这套大部头著作对蒋介石不仅有肯定，“对于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导致国共关系破裂、革命功败垂成，对于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以后违背民意、发动内战的责任等等，也予以充分的揭露和批评。”也就是说，总体而言，此部书呈现的蒋介石，比以往“更为全面、立体、多面和平实，肯定其当肯定，否定其当否定，而不是以单一的看法评判复杂的作为”。
所有这些，其实是治史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事求是。是是非非，全面评说，而不是以简单的好恶，随意地贴上标签，并就此盖上“权威”的章子，不再容人置喙。专家说这“充分表明了民国史研究若干年来的进步”，若真能做到这一点，何尝不是中国社会若干年来的一个进步？
原本应该人人皆懂的治史常识，却以极大的“社会进步”呈现，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寻味的命题。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经常会按照某些特殊的需要，被轻易地涂抹胭脂，穿上各种服装，只剩下“好人”“坏人”的标签，而忽略大量“不好不坏”、无比真实的人。缺少对历史真实的敬畏，经常采取的是“掰大蒜”的历史观，自己不想要的、不想看的，就掰掉扔掉，视而不见，而不是“剥洋葱”的历史观，在一层层剥的过程中，接受历史的教诲，哪怕这个过程会辣得两眼流泪。
任何历史，都是宝贵的教科书，只有真实地被敬畏，才能有正确的收获。民国史也好，近现代史也罢，丰富多样的故事、艰辛坎坷的历程，不管挫折、奇迹，还是悲剧、闹剧，都蕴含了丰富的社会改革、革命、政治发展、经济转型等大量的真理。越真实地呈现，总结，越可以从中汲取养料，相反，如果任由谁凭借一己好恶垄断解释权，历史就会失掉血肉，干巴巴、无意义，只活在自我阐释当中。从更高层面含义上讲，也唯有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历史，才可能培养从容理性、独立思考、信仰诚信的公众——为人不实事求是就难以取信于人，执政不实事求是就难以取信于民。历史真相如果可以不停地“修正”，民众就会增添迷茫，缺少对于当下的认同，这恐怕是“修史”者必须考虑的。
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对很多历史人物评价出现了适度的“修正”，这让人欣慰，也让人感慨。怎样才能少走类似的弯路？怎样才能确保一部实事求是而不是随意阐释的历史？思来想去，工具不外乎有二：一是继续强调对历史研究本身的敬畏，“用事实与证据说话”成为一种共有的文化信条；二是尊重开放式表达，在多元的表达中呈现真实，而不是由谁垄断解释权，其他理解都是“僭越”，是“政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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