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环保NGO介入公共议题推动垃圾减量

在8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身处北京的环保民间组织（以下简称NGO）向垃圾问题频频发力。
自然之友启动了"绿色账户"项目。环保志愿者走进海淀区中海枫涟山庄社区宣传垃圾分类，居民可以用可回收废弃物积分，兑换自然之友提供的礼品。同时，自然之友还通过微博，帮助北京市首个市民自建垃圾分类设施--"绿房子"招募首批志愿者，协助黄小山（网名"驴屎蛋"）运营"绿房子".
8月12日，在对北京市自2010年开始的新一轮垃圾分类试点进行实地调研后，环保NGO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发布了调研报告，并就如何真正发动居民垃圾分类，物业和居委会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市政部门和环保NGO又可以从哪些方面提高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8月18日，由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办、能源基金会支持的第19期中国可持续能源记者茶社"乐和家园低碳生活--北京东四·重庆巫溪乐和社区与乐和乡村交流会"上，垃圾处理也是重要话题之一。
近年来，面对垃圾减量这个公共话题，环保NGO一直试图找准自己的行动方向和角色定位。
痛失良机
自然之友没有和居民一起走上前台，推动六里屯停建焚烧厂。自然之友对此的解释是，自然之友是会员或者更大的公共群体的代表，而不是只代表一两个小区。这种解释即使合理，也遮蔽不了中国NGO无力直接介入这类有争议活动的现实。
2009年1月的一天，北京六里屯的一位居民一大早就打电话给自然之友，希望在当地居民反对建立垃圾焚烧厂的行动中，能得到自然之友的帮助。当时接电话的自然之友调研部主管张伯驹还记得，等到放下电话，同事们已经去吃午饭了。谁也不会想到，4小时的通话对一个人、对一个机构意味着一个改变的契机。
环保NGO对垃圾议题熟悉又敏感，因为在中国，拾垃圾是环保NGO起家的"老三样"之一。这个电话让张伯驹意识到垃圾问题的重要和迫切性。六里屯的这位居民还说，他们找了好几家环保NGO,但回应几乎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最好别找我们，我们对你们提供帮助，对我们也不好。"这句话让张伯驹的心情异常复杂和沉重。他说，如果NGO让一些对环境议题已经开始有所行动的居民失望，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
2008年，自然之友在做机构战略规划时达成一个共识：要在未来5年，回应现实问题，对一些重要议题要深度地去做。垃圾就是这样一个值得去做的重要议题，但具体到环保NGO如何回应垃圾争议，经过反复讨论，垃圾分类最终被选择为一个突破口。在当时的复杂背景下，六里屯的两个小区成为自然之友推广垃圾分类的试验点。
但自然之友并没有和居民一起走上前台，推动六里屯停建焚烧厂。自然之友对此的解释是，业主反对焚烧有其自身利益，也有公益的成分。但是自然之友是会员或者更大的公共群体的代表，而不是只代表一两个小区。所以，自然之友并不直接参与反对建立垃圾焚烧厂的行动，但可能会以其他形式有所介入。这种解释虽然合理，但也遮蔽不了中国NGO无力直接介入这类有争议活动的现实。
重提垃圾分类
如果说早期的垃圾分类具有环保启蒙的教育作用，而现在的垃圾议题则是一个容纳多重意义的舞台和平台，垃圾分类目前已经成为各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居民和NGO都可接受的议题。
回复该发言

乍看"垃圾分类"这几个字，也许业内人会有审美疲劳之感。从1996年开始，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就开始在北京倡导垃圾分类，廖晓义、李皓是当时的旗帜性人物。10多年过去了，环保NGO在北京推动的垃圾分类即便不算失败，也已式微。今天重提垃圾分类的意义在哪儿呢？
相比当年，垃圾分类不再是NGO小众的自语，而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公共议题。如果说早期的垃圾分类具有环保启蒙的教育作用，而现在的垃圾议题则是一个容纳多重意义的舞台和平台，垃圾分类目前已经成为各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居民和NGO都接受的议题。当下各地政府推动垃圾分类的核心动力来自垃圾围城。
但是，当NGO乃至社会各界重拾垃圾议题的时候才发现，那么多以关注垃圾为旗帜的NGO,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可以拿来用。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陈立雯说，中国的垃圾分类重点与国外不一样，发达国家垃圾分类重点是回收再利用，而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解决了回收系统的问题，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混合垃圾处理的困境，其中厨余垃圾占普通居民家庭垃圾量比重较大，若不分类的话，后端的一系列运输和处理都将面临很多的困难，但目前尚无现成的经验可以拿来借鉴。
垃圾减量的一次实验
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早年在广西横县进行垃圾减量实验，垃圾中70%~80%分出来用于堆肥，如按未分类时的垃圾量设计，等于40年内少投资3个填埋场建设，效益十分可观。
要想从基础上瓦解各地上垃圾焚烧炉的"大跃进",首先得让垃圾减量成为可能。"垃圾减量从垃圾分类开始"已是共识，但以往的问题依然存在。分类只是垃圾处理这个链条的前端，在其他环节上配套系统并没有跟上。例如，在清运环节如果不分装垃圾，即使小区居民进行了分类，还是被垃圾车混合装走。这也是早年环保NGO在社区试验失败的原因之一。
现在，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早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的实验被重新检视和关注。相比北京的垃圾分类实验，横县实验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的系统工程。1993年，这一学院中国项目组到横县做综合农村教育项目，实施卫生保健、环境教育培训。前期对农业技术人员和环卫工人进行培训，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这些工作为横县后来的垃圾分类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也有助于协调机制的建立。
当时，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横县生活垃圾的产量也以每年8%~10%的速度递增，垃圾问题愈加严重。1999年，县里有关部门提出垃圾问题亟待解决，但那时县里连个临时的垃圾填埋场都找不到。于是，乡村改造学院组织政府相关部门到菲律宾参观、学习。
横县是农业大县，果皮在垃圾中占了很大比重。根据这个具体情况，乡村改造学院建议对这个县的垃圾进行干湿两类分类，这样垃圾中的70%~80%分出来用于堆肥。如按未分类时的垃圾量设计，一个使用期限为10年的填埋场，实施分类后这一填埋场使用期限约为40年。也就是说，40年内，少投资3个填埋场建设的费用，效益十分可观。
这个项目一开始就与地方政府合作，并设计了一些激励机制。试点的两街居民户中，85%~90%干湿分类都做得很好。同时，也推广到学校、宾馆、酒店。
在下一个节点上，项目方一度尝试建立一个企业与公益结合的模式，借助市场机制解决厨余垃圾的模式。项目方找到一个当地残联支持的复合肥厂，提出将大部分垃圾用来堆肥，堆肥盈利5%作为环保基金。这个支持残疾人就业的企业看到了有机肥的市场前景而进入这个链条，可谓是双赢的模式。堆肥的下一个环节是进入农业。项目方在大头菜、茉莉花地里做实验，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回复该发言

从2000年启动垃圾分类到2005年结束，项目完成了分类、收集、堆肥、农用的系统建设。其中收集环节最为关键。2005年项目试验告一段落后，没有了外部支持，当地开始自我运作。2010年当年的参与者再次去回访，发现居民已经养成分类的习惯，但是5年来没有外部推动，分类的质量有些下降。
当年横县项目的重要推动者、乡村改造学院中国项目负责人张兰英说，这个项目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前期的宣传教育很重要，相关各方也要通过有效的协调和沟通达成共识；在建立垃圾分类收集技术处理系统的同时，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垃圾分类处理的管理系统。在项目实施中，充分发挥政府、NGO和私营企业的不同角色的作用，实现了优势互补。
行动才是王道
2010年，环保NGO和基金会开始在垃圾领域加大推动力度，希望通过一系列的经验交流、能力建设及支持工作，和各地NGO共同提升对于垃圾议题的认识，促进各地本土行动，而不仅仅是口头的倡导。
横县的经验让人对垃圾减量的可能性有了信心。2009年，自然之友在垃圾问题上的策略是"搅动".自然之友负责人李波和他的同事们利用自然之友这个环保NGO先行者的位势，在多种场合说垃圾问题，对各地的NGO说，对基金会说，对媒体说。
2010年，包括基金会在内的几家核心组织开始在垃圾领域加大推动力度，希望通过一系列的经验交流、能力建设及支持工作，和各地民间组织共同提升对于垃圾议题的认识，促进各地本土行动，而不仅仅是口头的倡导。
为了鼓励更多的组织参与进来，自然之友和SEE基金会还联合设立了小额基金支持各地环保NGO介入垃圾议题。现在，全国有10多家环保NGO和社区组织参与垃圾领域的工作，垃圾分类、垃圾减量和处理的行动已经在全国很多地方铺开。
北京的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环友公益在做包装物处理方面的工作，绿色之星环保人合作组织"主攻"废旧电池回收处理，西南环保NGO绿色昆明也可能介入电子垃圾项目。
另有一些NGO在做与垃圾有关的环境影响调查。湖南、黑龙江、福建等地的组织做填埋场的环境影响，绿色潇湘针对垃圾处理厂的位置、现状、处理情况以及对周围群众的影响对固体废弃物处理厂进行调研。
中国资深的环保NGO绿色江河在青藏线进行环境调查，重点集中在沿线集镇垃圾及厕所粪渣，调查报告提交到相关部门后，国家由此建设了两处垃圾填埋场、三座垃圾中转站。
在垃圾清运、资源回收环节，安徽省的芜湖生态中心重点关注拾荒者。拾荒者本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却经常被人遗忘。随着城市因扩张导致可能的限制政策，拾荒大军在城市里的生存将越来越难。环保NGO担忧垃圾后端的工作将来会面临困境。此外，芜湖生态中心还建立一个垃圾信息网络，做一些翻译和传播工作。自然之友也建立了一个在线的资料库，名为零废弃网站。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和自然之友合办的"垃圾学院"在垃圾领域的定位比较特殊。垃圾学院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公众讨论、汇聚人气、发布声音的平台，同时，它还强调自己对重大环境事件的调研功能。
垃圾学院最近正在组织各方力量支持谢勇的诉讼。谢勇一家住在江苏省海安县一个垃圾焚烧厂附近，他两岁的孩子一出生就被诊断为脑瘫。谢勇向当地法院起诉这家垃圾焚烧厂，认为焚烧厂释放的污染物和其他重金属是导致孩子患病的重要原因。法院虽然立案，但是谢勇没有能力支付如果败诉就要承担的诉讼费用。
通过寻找和别人介绍，中国政法大学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给他提供了公益律师。后来，垃圾学院邀请谢勇来北京讲这个案子。垃圾学院邀请了法律、环境、医学方面的专家，为其提供诉讼所需的专业支持，也邀请媒体、NGO,甚至参与过垃圾维权的居民参加讨论会。
回复该发言

同时，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以一家NGO的名义，向江苏各级环保部门申请环境信息公开。达尔问自然求知社通过谢勇案例，参与对海安县生活垃圾焚烧厂和焚烧发电厂的监督，通过外力的介入，让企业和环境监管部门正视垃圾处理问题。
谢勇说他很幸运，全国那么多环境事件，他有幸得到了公益组织的帮助。陈立雯认为，任何一个地方的环境问题，关键还是要依靠当地的力量，尤其是当地环保NGO的介入，因为推动问题真正解决和持久进行的力量必须是本地化的。
反思：远离幻想和狂欢
经过这几年居民的努力，一些地方实现了垃圾焚烧厂的停建、缓建或者迁址。这些成果和环保NGO有多大的关系？哪些改变是环保NGO想要的？
在2010年3月召开的垃圾减量研讨会上，谈到组织行动困境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资金和解决方案或成功经验。NGO发现，一旦开始行动，就会有成堆的基础问题横亘在前面。
在2009年的"搅动"之后，自然之友2010年的工作更多集中在基础调研上。"没有实在的东西，在讨论的时候心里不踏实。看到很多组织夸夸其谈，我们就担心。"张伯驹谈到，人人都在说垃圾焚烧会产生很多二恶英。这个"很多"到底是多少？没有人知道。
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毛达曾经在NGO工作多年，现在也是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的核心成员和自然之友垃圾议题的顾问。他这些年静下心来研究二恶英，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和调研，为很多机构提供了资料和信息，但至今还没有一个特别成熟的成果出来。这说明做基础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NGO喜欢说成果、产出，但是对一些特别核心、基本的问题，至今说不清楚。
经过这几年居民的抗争，一些地方实现了垃圾焚烧厂的停建、缓建或者迁址。这些结果特别容易让NGO进入强大的幻想和狂欢状态。"这些成果和环保NGO有多大的关系？"年轻的张伯驹反对某些NGO动辄乱联系、喜邀功的做法。
他说，做社区工作，评价的指标是什么？环保NGO可以去拍照片、出版文集，但环保NGO的工作是否带来了一些改变？一些改变和环保NGO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哪些改变是我们想要的？
张伯驹认为，NGO的位置感和角色感特别重要。在垃圾减量这个层面上，他认为NGO找到了位置。在垃圾政策倡导和回应垃圾焚烧挑战的领域，还继续着在行动中找位置的状态。每个人、每个组织自身定位和拥有资源不一样，未必都有条件和意愿从基础的调研开始，但不管从哪里、从哪个方向上起程，大家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行。
信息来源：中国环境报
回复该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