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孩子
“可能少年时代养成的野性才能让我做企业家。”
1973年的黄河在黄怒波的记忆中永远那么波涛汹涌。
17岁的黄玉平，骑了两小时的自行车，来到黄河边。在他的眼前，未来和前途被浑浊的河水拍打成碎片，无法看清。这个少年除了倔强的眼神和握紧的拳头外，一无所有。那天，黄玉平决定改名为黄怒波。
“我要和过去的生活诀别。我不是一个平静的人，我要愤怒。”黄怒波说。
在改名“怒波”之前，他就是一个容易愤怒的“野孩子”。
父母的离世，带给这个家庭的是灾难性打击，黄怒波成了孤儿，他和哥哥姐姐被视为“反革命的狗崽子”，受到批斗和毒打。有时候，饥饿的黄怒波只能到街头要饭。一位同学的母亲曾指着他说：“这是谁家的野孩子？”黄怒波至今记得那位女士冰冷的眼光和不屑的语气。
少年黄怒波似乎永远处于愤怒中。据他回忆，一次，老师冤枉了他，旁人鼓噪说，你敢把学校玻璃砸了吗？他直接拿起砖头就把学校玻璃给砸了。那时的黄怒波，在外人看来，是个易怒的怪异少年，处处带着“野孩子”的标签。
1977年的恢复高考，改变了很多中国青年的命运，黄怒波也是其中之一。
在那之前的三年里，黄怒波作为下放知青在宁夏银川通贵村插队。
三年前的“野孩子”黄怒波变成了人人夸奖的好青年。从前备受歧视的黄怒波在通贵村吃起了百家饭。全村1400多人，男女老少都认得黄怒波，他们亲切地叫他“大个子小黄”。这个亲切美好的小乡村，改变了黄怒波以往的性格。他不再是那个暴怒的少年，而逐渐成长为稳重可亲的青年。
1977年，宁夏的唯一一个北大招生名额戏剧性地落到了通贵村。群众联名推荐“大个子小黄”。
就这样，黄怒波的命运突然拐到了他万万没想到的方向。一个天上掉馅饼的机会给了他，成就了他。当年看着黄河水茫然一片的少年，终于第一次看见了美丽的未来。
1977年，黄怒波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拒绝仕途
“我不希望成为契诃夫笔下那个无比悲情的公务员。”
1981年，黄怒波从北大毕业。如他所述，“梦幻一般”进了中宣部。
4年之后，由于表现出色，黄怒波成为中宣部最年轻的处长，那年他才29岁，仕途被一致看好。到了1990年，黄怒波不安分了，“我不想做一辈子官吏，做到部长又怎样？我不想那样生活，我需要挑战。”就这样，他选择了离开。
在中宣部工作期间，黄怒波出版一本名为《拒绝忧郁》的诗集。作为一个年轻有为的官员，他拒绝的不是忧郁，而是仕途。
结束了稳定安逸的公务员生活之后，黄怒波开始奔走，他干过打印，承接过名片印刷，甚至卖过玩具娃娃。1995年，黄怒波创立了自己的企业——中坤投资集团。
1997年，黄怒波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同学、如今的远洋地产董事局主席李明合作，在海淀区开发了都市网景楼盘，赚了5000万元。这也成为黄怒波的第一桶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黄怒波曾经作为中宣部讲师团的一名成员，在安徽黄山地区当过一年的老师，当时他认识了一个名叫杨震的人。1997年9月，黄怒波见到了杨震的朋友——一位来自安徽黟县的县长。黄怒波第一次听说了一个叫“宏村”的地方。
县长的来意很明白，就是希望招商引资。
黄怒波带着他的团队去了，他对宏村一见倾心。
黄怒波先后投资了400万元，用于宏村的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当时公司内部不理解的声音很多，但黄怒波力排众议，强势推行，使项目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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