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实景剧与古城

2011年8月7日，大型实景剧《希夷之大理》在云南大理上演
继电影《无极》之后，陈凯歌又一次把“舞台”搭在了云南。这一次是大理。7月6日起，由陈凯歌导演的大型实景剧《希夷之大理》每晚在大理古城郊区的北水库上演。
“这次的投资超过《印象丽江》，是目前全国投资最多、规模最大、占地面积最大、演员人数最多的实景剧。”大理州旅游产业开发集团网络企划部经理唐立志说，“我们最大的噱头就是陈凯歌和久石让。”
目前，唐立志要做的工作就是用最华美的语言把这部剧宣传出去，让路人皆知。他的办公室里，满是灯箱广告、宣传条幅，他会像得了“职业病”一样的问前来采访的记者，“你们的发行量是多少”，然后盘算着如何投广告。
“这个项目州里寄希望很大，州委、州政府把它看作是大理旅游二次创业的分水岭。”有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透露。
实景剧的背后，一面是政府心急如焚地希望它能拉动地方旅游发展，在短时间内吐出大量“金子”；另一面，一些民众开始担心，原本沉静、从容的古城，会因此沦为“下一个丽江”。
有大理本地人在网上发帖称，“我不希望大理沉寂、被遗忘。但是我更怕有一天人们来到大理看到的都是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看到那些喧闹，而真正的美被掩埋”。
“这个版本不能体现白族文化”
8月3日晚，大理古城郊区北水库。沉寂了一天的古城喧闹起来。
写着“希夷之大理大型实景演出停车场”的牌子横在洪武路中间，下面的小字提醒，“过路车辆请绕行”。四名交警站在一旁，拦下“不听指示”的车辆。细雨中，三三两两的观众打着伞，鱼贯入场。
夜幕下的舞台，背靠苍山，一座巨型彩虹桥飞跨水库。
剧本出自白族传说“望夫云”---南诏公主与苍山上的年轻猎人相爱，却遭父王阻挠。父王请来罗荃法师将猎人打入海底变为石螺。公主抑郁而死，但精气不散，化身为望夫云。终于，洱海狂风大作，吹开海水，现出石螺。公主得见爱人，风乃止息。
“希夷之大理”中的“希夷”二字，语出老子《道德经》“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意为“声音太大了，反而听不见；形象太大了，反而看不见”。陈凯歌将其放到这部剧中，解释为“人的情感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它存在，还很强烈”。
“是我们白族的故事，但改得瞧不懂了，就是瞧个场面。”70分钟的演出结束后，大理人张国有些失望。
首演仪式上，陈凯歌曾诚恳地表示，这是他和全体演职人员向白族文化致敬。
在云南景洪当过7年知青的陈凯歌，有着很深的云南情结。他在《少年凯歌》一书中描述到，“火车上的四千公里穿过了八个省、市。我头一次看到了黄河、长江、平原、高原和古旧的小镇。不白的帆驮起风，慢慢驶进苍茫；不毛的山坡上，突然闪过一方绿色”。也因此，几年前，他将大片《无极》的拍摄场地放在了云南迪庆州。尽管最终，此片招来一些恶评，陈凯歌也背上了一个破坏环境的骂名。
大理土生土长的林向松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解释，“望夫云”有几个版本。在佛教和官方版本中，讲的是苍山上的一个妖怪，对南诏王的女儿起了色欲。最终，主持政法的罗荃法师将其诛灭。在林向松看来，祖师的举动对妖怪和女子来说，是灵魂上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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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现在用的版本，是之后的某一个阶段，为了需要改编而成的，是要体现出劳苦大众和封建势力的抗争。”林向松认为，这个版本显然不能体现白族文化。
首演当天，当地人吴风也和几个朋友去了现场。“像是个大型的开幕式。”吴风毫不讳言自己的感受，“简直是对本地文化的蔑视。无论音乐、服饰还是内容，几乎找不到本地元素，有京剧、非洲土著的舞蹈，纯粹是个大杂烩。”听到剧中几句京腔的对白时，吴风笑了，他突然想起了德云社的相声。
“陈凯歌对望夫云的版本和表现形式有国际化理解。”大理省级度假区管理委员会调研员、大理州旅游产业开发集团副总经理杨生向本刊记者解释。尽管此前，他也曾向媒体表示过自己的担忧，“如果这个演出看不出白族的东西，那凭什么要游客就在大理看？”
庞然大物
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发现，两个月以来，这个钢筋水泥搭起来的庞然大物打破了他们田园牧歌般的生活。
在古城里开客栈的刘青2003年就到了大理。彼时的大理，被视作有着“先锋气质”的城市。一些艺术家、文化人到了大理，爱上了，就留了下来，和当地的白族人毗邻而居，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晚上，酒吧老板把几张桌子拼起来，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
“《希夷之大理》占的是北水库的地。”刘青告诉本刊记者，南北水库被形容为大理古城的“两只眼睛”，“现在，瞎了一只。”刘青记忆中的北水库，是古城里的居民们散步、遛狗的地方。“广告没具体打出来之前，我们只知道有人把北水库包下来了，据说是陈凯歌。过了一段时间，北水库被用铁皮围起来，不允许人们去散步了。后来，又有人说陈凯歌要建五星级酒店。到最后才知道，居然要把这么大型的露天表演放在居民区。”
刘青家离北水库的直线距离只有200多米。“演出前调试的那几天，真是太崩溃了。”据刘青描述，每天的音乐声振聋发聩，刺眼的光可以把天空分开。一些邻居住不下去，只得忙着找房子搬家。
在人民路的一家客栈，本刊记者注意到，进门处的柜子上摆着一个牌子，明确写着“希夷之大理相关工作人员禁止入内”。
抱怨几天后，一个叫陈鸿的英语老师忍不住打起了“110”，举报扰民。对方给出的反馈是，“这是《希夷之大理》剧组在排练，我们也没有办法”。陈鸿不甘心，她骑着自行车带着儿子，找到了大理白族自治州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承认，他也到现场看过演出，声音确实很大。
大理镇东门村支书李佳良更担心的，是村里的灌溉问题。此前，北水库承担着该村一部分灌溉任务。
“以前城南抽水站和城北抽水站没有建的时候，我们2000多亩的土地就靠南北两个水库灌溉了。”李佳良告诉本刊记者，两个抽水站建起来后，水库的功能削弱了一些。希夷之大理的项目确定后，城北站的水一部分被引到了实景剧的库塘里。农户们灌溉时，可以把闸门打开，让库塘里的水流到灌区。“但是从水量上、用水时间上，他们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李佳良希望能从城南抽水站引水过来。
“你占水库、征地要是建学校什么的公共事业，我们也干，我们也懂。但你现在是拿去干什么呢？”东门村一名姓张的农户对本刊记者表示。
项目“变废为宝”了吗
诘问和质疑声中，《希夷之大理》的制作公司百胜年代文化公司总经理杨樾发布了一篇名为《希夷之大理，一个变废为宝的真实故事》的文章。
文章称，在希夷之大理项目启动前，水库一角租给私人养鱼，同时承载着附近少量农田的灌溉功能。但此前北水库已因多年失修，随时有溃坝危险，并且早已不具备城市储水功能。项目选址时，当大家第一次站在北水库的坝埂上看到的是一个杂草丛生、乱石裸露的废水塘，由于常年倾倒生活垃圾和医疗垃圾，水质也比较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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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旅游产业开发集团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大理古城北水库水利旅游项目综合影响评估报告》中称，北水库在1957年施工，1958年建成。有效灌溉面积为750亩，后来，灌溉作用逐渐削弱。
“北水库是具备一定农灌功能的。”大理州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勇表示，“但在希夷之大理项目建设过程中，我们已经在解决这些问题了。同时，也给了村里一些抽水费补助。”
大理州旅游产业开发集团副总经理杨生透露，之前，《希夷之大理》也考虑过落户双廊、下关或沙塘。“双廊的环境还可以，但离大理人口密集区太远；沙塘可占地面积太小，也不合适。最后选择北水库，是考虑到离下关和古城都近，而且又基本不涉及搬迁。”
在描述如何“变废为宝”时，杨樾勾勒出一个美好的蓝图---“希夷之大理剧场设有近4000个坐席，正式首演后将成为大理旅游的一张新的名片，由于是在夜间演出，保守估计每天将为古城带来至少3000个过夜的客源。这些游客要在古城中住宿、吃饭、泡吧、购物，如果按照一个游客除去观看希夷之大理演出的门票之外，上述消费平均一人500元计算，一个晚上，就将为整个古城商户带来150万的收入。如果再除去淡季和风雨天无法演出的日子，全年按照300天计算，一年就可以为整个古城商户和居民带来4亿5000万的收入。”
“作用已经基本凸显出来了。 ”杨生掩盖不住的兴奋，“7月中旬之后，大理的住宿已经爆满了，入住率上涨了20%，很多人是专门为了看这个演出，所以才在古城住一晚的。酒吧、夜市的生意也拉动起来了，连吃烧烤都得排队。现在看演出的主要是散客，我们正在和旅行社签协议，他们很快就会带团过来。”
对于3.7亿元的投资，杨生算了一笔账：2010年，大理的游客人数达到1100万人次，只要其中10%的游客来看演出，除去运营费用和人工成本，每年还会有1亿至1.2亿元的净利润。乐观些的话，三年多就可以回本。
按照大理州旅游产业开发集团副总经理杨生的说法，目前，《希夷之大理》上座率有70%左右。而据本刊记者了解，有些门票被发给了当地百姓，甚至在出租车上也发现有赠票。“380块钱一张，自己买，谁会来看？”8月3日演出现场，一名拿到赠票的医生对本刊记者说。另据一名文化传媒公司的负责人私下透露，自己掏腰包买票去看《希夷之大理》的人，平均每天只有200余人。
“蘸水”之困
“任何东西要蓬勃发展，就要走商业模式，这个我完全认同。”在大理旅游的台湾人老刘向本刊记者表达着他的态度，“但应该让熟悉当地文化的各界人士参与进来，让他们的声音得到重视。我走过很多国家和城市，日本的京都、法国的巴黎，他们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文化。”
大理土生土长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尼玛多吉认为，《希夷之大理》的进驻，就文化艺术来讲，其实无可厚非。“文化本身就要具有包容性和多元化。可这么大项目钱从哪里来？”
据了解，开演以来，这部“硬件”主体建筑加“软件”制作费的实景剧，总投资接近3.7亿元。投资方为大理州旅游产业开发集团。
大理州旅游产业开发集团副总经理杨生告诉本刊记者，集团成立于2008年10月1日，是为了配合当时云南省提出的旅游二次创业。“二次创业，就是要增大旅游投资规模，提高老景区的质量，同时不断挖掘新的旅游项目和经典。当时，管委会等几个部门入股成立了这个公司。”
“我们是开发集团最大的股东，占了40%左右的股份。”大理州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勇表示，“我们可以等它做好之后，再找企业来买。这样一来，政府可能还净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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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希夷之大理》还被当作了吸附游客的重要棋子，政府希望以这个幕天席地的剧场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囊括地产、酒店、休闲、娱乐产业在内的综合性板块，进而带动整座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
但据大理州政府内部人士透露，在大理州最近的一次会上，已经有人提出，《希夷之大理》的前景不容乐观，得赶紧找到盈利模式，不能把包袱交给州委、州政府了。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这个项目已经没有价值了，可以考虑把土地出让。
“这些年，大理旅游压力很大。”大理州旅游产业开发集团副总经理杨生也有些无奈，“单就云南来讲，就有世界文化遗产，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国家级风景文化名城，游客出行之前都得看这些名头。”
在上世纪90年代就在世界享有美誉的大理，进入21世纪后，在云南省旅游版图中一直处于尴尬地位。
2003年左右，由于和昆明一些旅行社发生了矛盾，大理被当作昆明到丽江的中转站。游客们早上从昆明出发，中午到大理稍作休息，在南门前拍两张照片、吃顿午饭，便起身前往丽江。有旅行社还打出“游丽江、香格里拉，赠送大理”的促销方式。
“就像我们白族人吃生皮一样，蘸一下水就走了，大理就是那个‘蘸水’。”东门村支书李佳良有些尴尬地打着比喻。
城市气质的冲突
被遗忘的日子，反倒使得大理带有古老中国田园牧歌似的韵味。上世纪90年代，一些文化精英的到来，又给这座西南小城带来了先锋气质。尼玛多吉认为，大理有些类似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自由、独立，不断有新的元素在这里发生，同时保留着自身的返古气质。
在这里，人们可以一边喝着卡布奇诺，一边吃当地美食，比如烤乳扇和喜洲破酥。人民路上，穿着筒裙的诗人汪勇拉着比他小一轮的台湾妻子蹲在路边卖碟。一个叫罗静的成都姑娘为情所伤后，躲到大理，在路边开了家粥铺。粥铺门口的本子上，是她自己写给那个负心男人的诗。茶馆里的伙计吹着口哨，春水煎茶。酒吧里有人抽雪茄，有人喝啤酒。
“我和儿子，每月生活费2000多块钱。”一位暂居在大理的文化精英告诉本刊记者，他喜欢这种生活，衣食无忧，沉静闲适。“过去生活的城市是个染缸，到大理后，自我漂白了。”
这是一个随意的城市，亦包容着多种文化。
驼峰客栈的老板孙海波曾经这样诠释大理---“有一天我走过洋人街，看到一个捡垃圾的人。当你注意他的眼神时，你会发现他真的不一样，他的心里一定装着一个梦想。在城市里，他的这个梦想可能是被很多人唾弃的。”
低调的大理从未明确把自己宣传为一个乌托邦的世界。但其低调的作风却让很多粉丝将其作为天堂。
2010年左右，刘青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地人选择定居大理了。“大理变得生猛了。”这个杭州人笑着形容。彼时，正是中国的房地产迅猛扩张的时候，大都市里的人们对城市生活开始了反思。
在古城的人民路，2003年月租为200多块钱的铺面，如今年租要三四万。洱海边的双廊村，一线“海景”的土地租金由最初的3?5万/年，涨至每年12万。二线“海景”的租金价格亦要6万元/年。租客们在一次性支付10?20年的土地租金，并向大理建设管理部门报建之后，即可按自己的要求建客栈、酒吧等住宿、餐饮项目。
一些嗅到商机的房地产商也趋之若鹜。
“大理今后各方面的冲突和问题会越来越明显。”尼玛多吉分析，《希夷之大理》只是文化冲突的开始，反映了当代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冲突，商业文化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冲突。
8月3日一早，一个叫尔康的大理人把家搬到了附近的山上，黯然离开。“古城越来越不安静了，这是大气候，我们左右不了，只能逃离。”
（文中涉及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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