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燕大

访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郭务本　　本报记者 李秀卿
燕京大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有人说，司徒雷登创建了一个“东方哈佛”。
燕大的生命很短暂，但人们对它的思念却很长。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旁边一个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几位耄耋老人在支撑着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的运转，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同学”也有八十岁了。
毕业生们在老去、离开，燕大校友会的命运，也会像这越来越短的校友名单一样，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吗？《法治周末》记者专访了已经81岁、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郭务本教授。

返校节：校友一年比一年少了　　《法治周末》：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是怎样成立的？
郭务本：燕大北京校友会是1984年5月成立的。当时，北京市体委的马健行，他是1942年入学的，他和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的夫人提议，成立了这个校友会。按照政策，不能成立全国性的校友会，所以我们现在是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是地方性的。燕京大学在美国、香港、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都有校友会，但是北京校友会的人比较集中，很多同学也在北京，实际上起了一个能联系全国包括台湾校友的作用，等于是一个全国性的校友会。
校友会公推会长雷洁琼，她是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前外交部部长黄华、名医吴阶平等人也都来参加。开始校友会由马健行负责，后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社长张定负责，他是副会长，实际上具体工作他也做。张定身体不好，北京大学图书馆前副馆长蒋彦振和我也来做。还有两位年岁比我们大的顾问，一是夏自强，他是原来的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另一个是北京体育大学前副校长轲犁。蒋彦振和我是常务副会长，组织了工作班子来做工作。没有什么领导被领导，没有官僚，有事一起商量。
《法治周末》：现在燕大在世界各地有多少校友会，还有多少位校友健在？
郭务本：很少了，都走不动了。在旧金山还活动着二十多个人，他们对校友通讯都很感兴趣。2011年9月这期校友通讯，一共发出了1900份，换言之，跟我们还有联系的同学，在国内和国外还有1900人，主要是在北京、美国、香港和台湾。
自从校友会成立之后，就把每年四月最后一个星期六定为燕京大学返校节，每年都办，最多来过一千多人，今年只有四百多人。返校节每年都在北大办，北大和西南联大校友会也都在这里。
同学们的年龄越来越大了，即使那四百多人里，来的也不都是校友了，最大的一个北京校友已经有104岁，身体还很好，孙子搀着她来参加活动。还有很多校友是亲属扶着或推着轮椅来的，他们从外地或国外赶过来。但说实在的，一年比一年少了。
《法治周末》：现在校友会有《燕大校友通讯》和《燕京学报》两个编辑部，运转情况怎样？
郭务本：哈佛-燕京学社如今还在哈佛大学存在，学报就是它资助的，每年给我们三万美元，出两期。《燕京学报》一些编委去世了，能来开会的也就是五六个人：丁磐石、夏自强、苏志中、经君健、程毅中。这是能走动的，就是我们几个人在编，没有学生助理。
《燕大校友通讯》则是校友会自己的钱办的。校友通讯编辑部就两个人，都是燕京的同学，一位八十多岁了，另一位也快八十岁了，他们是新华社的老编辑和原先新闻系的同学。哪怕剩一个人，通讯也要办。现在大家联系、消息交流就靠它了。最近有个同学给我打电话，说别的都不看，就看通讯，一遍一遍地看。都有个情结吧。
《法治周末》：现在燕大校友会还承担哪些工作？
郭务本：主要是燕京研究院，研究院一直在编《燕京学报》。一些海外同学希望能够把燕京好的传统留下来，所以办起了这个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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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重点帮助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的两个系：经济系和外语系。现在学校里这两个系最强，入学考分也最高。专家是从国外来的，自愿无偿讲课，管吃管住就可以。
为了成立燕京研究院，校友们还联系了很多经费，包括美国继续教育经费。

我们都老了，终究要走的　　《法治周末》：虽然燕京大学在历史上只存在了30多年，但许多学者认为，燕大的学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一点远非其他学校能比。您认为其中原因是什么？
郭务本：这个……真说不清楚。换句话说，燕大办的成功的地方就在这里。
燕京大学是个自由的大学。虽然是个基督教大学，但是学校不强迫信教，我读书期间，甚至根本就没有宗教的感觉。我读书的时候校长是陆志韦，但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的精神始终影响着学校，他也是个尽心尽力的校长。
当初我一个人无亲无故从广州跑到燕京大学来，刚到的时候，学长学姐非常关心我，教我说普通话。1949年国庆之后正式开学，11月我就入团了，后来加入了学生会，夏自强当会长，我就在宣传部。
北大清华同学都问，为什么你们燕京的同学只剩那么几个老头老太太，还总能聚到一起呢？北大返校节都没我们人多。北大校友会办公室就紧挨着燕大校友会，他们都对这种感情很羡慕。
《法治周末》：校友们年纪都大了，燕大校友会的工作人员也进入了耄耋之年，校友会今后如何继续办下去呢？
郭务本：校友会在收缩，没力量做。北京体育大学的轲犁在做，但他身体也不好。后来我们找了张定的女儿，她也60多岁了，我们这代不行了，就找第二代，还找了侯仁之的女儿等参与我们的活动。
就燕京研究院而言，其实按照国内的要求根本不能办，没有固定的校址，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没有教师队伍，哪有呢？挺心酸的。现在，燕京研究院等于没有了，但是还用它的名义做一些事情，还有一些科研工作。
联谊工作还在继续，海内外的联系没有中断，例如司徒雷登的骨灰从美国回来，这个过程我们一直参与。从1986年中央同意骨灰回来，到后来不能回来，一直到后来2008年骨灰安放在杭州，我们都在参与，我也去了。
《法治周末》：我在北京大学随机采访了几位同学和游客，他们对燕京大学知之甚少。校友会会怎样做，以留住燕大的精神？
郭务本：校史工作做了很多。但我们都老了，终究要走的。于是找些年轻些的，60岁以上的，来做这些校史资料工作。
我们已经编过了校史，还有一些珍贵的材料在一些老师手上，例如侯仁之，已经100多岁了，他们夫妇两人都在北大医院住院了，他们手上的资料很齐，这些资料本身就是文物。很多老同学的家里都有很多资料，应该收集起来。老人还在的话，就有一些活的资料，过去收集资料都是文字的，现在用影像的方式永久地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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