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漏油：谁为渔民索赔？

2011年7月25日在河北省乐亭县浪窝口一处海滩上拍摄的油污。
昔日热闹繁忙的渔港一片凄清，大多数院落已是人去屋空。静悄悄的渔港内，渔船首尾相连，一眼望不到边，黑色的浮标在渔船上和岸边堆积如山。
这是河北乐亭浪窝口养殖基地，往年这个季节，正是渔船出海为日渐长大的扇贝增加浮标的时候，现在，扇贝死的死，活着的个头不见长，浮标成了闲置物。
乐亭、昌黎这些渤海边上的河北小城是扇贝养殖出口的主要基地，也是过去两个多月里渤海漏油事故最惨痛的受害者。到了9月份，渤海漏油事件几经波折，终于走到了国家诉讼阶段，国家海洋局向当事企业康菲公司提出索赔，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和公益律师也加入到渤海溢油民间诉讼团队。
国家诉讼、美国公司、民间机构还有那些被污染的、一直都求诉无门的渤海渔民，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第一次让早已被重度污染了的渤海湾呈现在公共视野里。无论结果如何，这都将会是中国环境史上难能可贵的一幕。
惨痛的渔民
对于渤海边上的渔民来说，过去的半年，像坐过山车一样。最先关注蓬莱19-3漏油事件的是他们，受打击最大的也是他们。
6月份之前，在乐亭的海滩上，弥漫的是一片欢喜之情。因为，从去年最后一季度开始，国内扇贝价格一路看涨，且供不应求。到了今年3月，日本的大地震重创该国水产业之后，更是加剧了国内水产的供应紧张。
渔民们感到机会来了，筹钱、扩大规模、多招工人，开春后，各家各户都在紧锣密鼓地张罗着。张玉田是乐亭最早的一拨扇贝养殖户，他对今年的形势信心十足，和合伙人一口气买回来10万笼扇贝苗。工人难找，他们把工钱提高到每人每天150元。
可进入6月后，张玉田却发现扇贝个头比往年同期偏小。出海的渔民则发现养殖区附近的部分海水呈现暗红色。“坏了，赤潮来了。”养殖户们暗暗心惊。
很快，他们发现这并不是赤潮。赤潮会很快消退，而海水的异样持续了数周之久。到了20日，养殖区的扇贝开始大面积死亡，成批的贝笼从海水中拉出来，养殖户们心痛又心惊。杨坨子村养殖户兰国平今年养了1.2万笼扇贝，存活的仅剩100多笼。
乐亭县扇贝水产养殖协会会长杨基珍告诉记者，目前该县的扇贝养殖面积达35万亩，主要分布在老米沟、浪窝口、滦河口这3个区域，常年养殖的扇贝笼达700万笼。
这次的海水污染事故对该县的扇贝养殖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仅苗种损失就达到1.4亿元，如果再算上工人工资等损失，至少在3.6亿元。
不仅是扇贝养殖户，这些天来，海参养殖户们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乐亭县姜各庄镇的贾修军今年养了80亩海参，90%的海参已经死亡。而往年海参的死亡率为4%~5%。他直接损失100多万元。扇贝养殖户有协会出面替各家维权，而海参养殖协会还没有正式成立，贾修军这样的散户不知如何是好。
“扇贝死了还留个壳作证据，海参死了就化成水了，我们怎么取证呢？”这是眼下贾修军等人最担心的。
污染物悬疑
悲痛过后，渔民们不知道这股浊流源自哪里，因何而起。直到有一天，心急火燎的养殖户葛永清在海滩上行走时，一脚踩到了一块粘稠状的黑色物体，他弯下腰定睛一看，心里打起了鼓，这块物体莫不是原油？葛永清立刻将这一发现电话告知县扇贝水产养殖协会会长杨基珍。
很快，渔民和养殖户们在海滩上陆续发现了油粒状的物体。杨基珍搜集了3处油粒状物品，小心翼翼地装在罐里，分别送到县海洋局、水产局和环保局。7月5日，三部门又在现场进行了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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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大海，这些黑色的油粒状物体究竟来自哪里？没有任何官方消息，其身份依然是谜。
7月5日，国家海洋局召开发布会，介绍中海油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调查结果。称事故已经造成目前周围海域840平方公里的一类水质海水下降到了劣四类，溢油最远影响范围在蓬莱19-3油田西北约60公里。此时据此次漏油事故发生已一月之久。
乐亭县正处于蓬莱19-3油田西北，虽然直线距离超过了60公里，但养殖户们根据洋流的方向判断，认为他们所在的海域也遭到了漏油事故的污染。
而国家海洋局给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让养殖户和渔民陷入了维权被动。
7月19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发布的公告称，该局在辽宁绥中东戴河浴场沿岸和京唐港浅水湾浴场发现零星油污颗粒，直径约1至3厘米，经中国海监北海区检验鉴定中心分析鉴定，两处油污均来自蓬莱19－3油田。而京唐港浅水湾浴场距老米沟养殖区仅1海里。
时隔不到半月，8月3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称，乐亭老米沟河口东侧沙滩发现的少量已经风干的直径约0.5厘米的油污颗粒属于燃料油并非来自蓬莱19~3油田。
“采样时，没有人通知我们，也没有渔民给他们指路，我们怀疑他们采集的样品有问题。”杨基珍说，职能部门前后摇摆的说法让他们难以接受，“好在我们搜集了多份样品。”
由于渔民对第二次鉴定结果存在异议，8月21日，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的专家再赴乐亭县老米沟取样，该所专家郑立称，最快3天左右能出结果。
事实上，分散的养殖户们一直处于信息的真空地带。
扇贝养殖户们逐级向上反映水产损失后，当地的渔业、环保、海事等部门多次到现场调查、取样，但未见给出明确的鉴定结果。
今年8月初，农业部亦派专家到现场实地取样，带走死亡扇贝进行化验。一个月后，终于公布了化验结果：排除病害因素，不排除油污或赤潮等环境因素。
这是迄今为止，渔民盼到的最好的鉴定结果，它由一个公权力机关给出。然而，仅以此为依据将事故元凶锁定在康菲公司，结论为时尚早。洋流、风向、过往船舶漏油和岸上企业排污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叠加，让蓬莱19-3漏油与海产品大量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
在渤海湾沿岸的几个省、市地界上，重化工项目星罗棋布，之前亦有燃油泄漏和原油入海事件发生，要让力量弱小而分散的渔民和养殖户来搜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因果关系，难于登天。
9月5日，乐亭等地的养殖户向天津海事法院起诉康菲，因证据不足被驳回。
渤海湾沿岸渔民和养殖户所遭遇的维权困境在目前的环境污染案件中具有普遍性：在此类事件中，由于侵权双方主体的体量悬殊，一方是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或利税大户，受害的一方经济实力弱且分散，一些地方或行政部门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往往首鼠两端，有着怕引起关注的潜在心理，往往造成个体维权的困难。
诉讼之难
9月份当记者再次来到这些养殖基地时，渔港已是一片凄清。死去的扇贝堆满了他们简陋的小院，仅钮扣般大小。对于大多数渔民来说，自从海水受污染的消息传开后，债主们急了，催债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可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同样的情景一幕幕在一桩桩环境维权事件中循环上演。绝大多数环境污染案件都是复合型污染，对污染行为和后果的因果关系考量具有广泛性和间接性，个体的受害者基本上找不到侵权和受害的因果关系。
回忆起几年前的那次维权经历，乐亭县的鲁月波唯有一声叹息：“渔民太弱势了！”2006年3月，鲁月波等人发现他们的养殖场附近漂来大量原油，渔民们纷纷捡拾油回家生火。养殖户们的贝类随后大量死亡。
渔民们不知道这些原油来自哪里，只好各家各户四处打听污染源。各部门除了清理油污，没有对他们透露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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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渔民们逐级向地方政府反映情况，但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消息和结果。鲁月波又向农业部提请事故调查，农业部答复，需要等待国家海洋局的事故报告，方能做进一步调查。鲁月波等人对农业部提起了行政诉讼，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部派出了工作组，委托专业机构做出渔业经济损失评估报告。
直到次年年初，渔民们才从国家海洋局发布的《海洋环境状况公报》中得知，中石化在这次漏油事故中存在瞒报行为，被处以5万元罚款。
原来事故起因是，犯罪分子在中石化胜利油田的海底输油管道上打孔盗油，造成原油外泄。中石化瞒报事故一天，被处罚。
了解事情的真相后，鲁月波联合牛毅、高维华、陈长江、安进来、韩万江等6位养殖户祭起了维权大旗。2007年9月，他们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诉讼，中石化、胜利油田以及中海油等被列为被告，养殖户索赔渔业污染损失3066.8万元。由于无法取证，律师在起诉书中所引用的证据几乎都是媒体报道和环境公报。
由于不能证明渔民和养殖户的经济损失同这次溢油事故存在因果关系，渔民们提交的证据在被告那里“成了麻杆”。
此案经历了3年的反复诉讼，最终双方庭外达成和解，渔民们获得了诉讼标的额40%的补偿。这次事故之后，鲁月波结束了多年的养殖生涯。他感到渤海的生态环境太脆弱了，在这种环境之下渔民的养殖场更是弱不禁风。
除却法院是否受理，证据链是否健全之外，高昂的诉讼费用和经济损失评估费用也是横亘在渔民面前的一道难题。杨基珍向天津、青岛的海事法院咨询得知，即便是法院立案，如果要索赔1亿元经济损失，就要交纳百万元的诉讼费用，目前养殖户损失惨重，无力支付这笔费用。况且，他们的损失绝不仅是1亿多元的贝苗损失，如果此次事故的污染损害长期持续，今后这一带海域能否从事相关养殖尚未可知。
政府之责
就在国家海洋局拟代表国家向蓬莱19-3油田的作业方美国康菲公司索赔时，民间的索赔也拉开了序幕。
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和公益律师已经加入到渤海溢油民间诉讼团队中。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在过去的许多环境污染案件中，因为取证难、耗时长、回报低，胜诉几率低，鲜有律师和公民愿意代理污染维权案件。参与者希望通过这次诉讼唤起公众的环保和公益意识，健全相关的环境损害赔偿机制。
“如果其违法成本高昂，我们有相应公益诉讼的惩罚性赔偿机制。社会上就不会有无良企业通过制造小额成本的方式来损害个体利益，我们的生存环境将大为改观。”一位环保公益组织负责人说。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已经代理了河北乐亭、昌黎的多家养殖户，该所准备了30多人的律师团队，准备向康菲公司提起诉讼。
针对渔民和养殖户面临的海产品死亡和康菲公司漏油因果关系认定难及定损难等问题，该所环境与资源法律部主任赵京慰说，渔民和养殖户在维权上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赵京慰告诉记者，从目前海洋局等部门公布的资料来看，在养殖区发生海产品大量死亡期间，并没有赤潮或其他重大污染事件发生，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康菲公司漏油问题。虽然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前后出具了两份不同观点的公告，但对溢油这种面源污染，第二次取样的样品是可能存在问题的，而且这类案件适用于取证责任倒置。
不过，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出于地方保护等因素，举证倒置往往非常难以实现。事实上，没有政府的组织和帮助，对于个体的民众而言，在这类需要专业信息和证据支撑的环境诉讼中，很难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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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渤海污染事故后，政府部门的行为也成为法律界人士关注的焦点。此次海洋行政部门的表现即受到公众的广泛质疑——在溢油事件发生一周之后，国家海洋局才向外界通报溢油情况。8月17日，北京律师贾方义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状告国家海洋局行政不作为，法院最终没有立案。
“希望当地政府积极行动起来，多部门配合，尽早统计出相关确信的数字和报告。”赵京慰说，这样才能让渔民在诉讼维权上有据可依，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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