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第一代“的哥”

上世纪80年代，上海市民坐出租车还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上海市民政局对面有一块不挂牌的围场，停着清一色的“沪B”小号车，还有一辆警车。
严树东将警车开到场中央，站在车门旁让本刊记者拍照。这是严树东的工作用车，但他不是警察。
这辆警车是贵宾车队的开道车，和另外的小号车一起，由衡山集团管理，市政府再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使用这些车。
严树东的名片上印的又是“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待办公室接待车队”。
这一切要从严树东的“的哥”生涯开始梳理，而这个大院里一张张带着“国营”气息的持重面孔，也在无声地保存着上世纪80年代的气场。
改革开放后，上海第一代出租车司机的微群样本被完整地保留在这支车队中。
驾驶员人以车贵
1984年，里根访问上海。这个历史大事件的强大场力，使一些普通上海人的职业轨迹发生弯曲、变向。
在石家庄服役四年半的汽车兵徐勇回到老家上海，到友谊汽车服务公司报到、接受培训。那个年代，单位名称里凡带“友谊”的，都跟外宾沾边。
上海市钟表零件厂职工严树东在年底得到了捷达车队正在为即将举办的出租车公司招驾驶员的消息，他托关系挤了进去。
“友谊”归机关事务管理局管，“捷达”隶属于上海市集体事业办公室，皆属“体制内”。
友谊的牌照是清一色的沪A01XXX，徐勇仍记得自己的车牌号是沪A01188，当时，还不流行8。司机将领导送到后，拿上发票，就把车开出去当出租车，在上海十大涉外宾馆（当时也归机管局管）门口等活。这种混用被默认，主要是考虑到外商大量涌入，出租车应接不暇。
汽车本身也被赋予身份。购车要由上海市集体购买控制办公室审批，写申请、递材料，在对该单位用车需求的真实性进行核实之后，一辆车可以配1.5至2张驾驶证。
对驾驶员政审亦很严格。
基于种种不便，第一批到上海的外商才选择了出租车或长包车。一辆车加司机的月租金是1500元起，而一辆小菲亚特的价格才9900多元。直到1988年才放行了一批私家车，沪Z牌照，并试行了私车额度拍卖，一张沪Z5888，拍到11万多，此时，“8”与“发”已在发音上建立了关联。私家车主往往在车门上贴三个字：自备车。以示牛气。当时，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的炫富方式，还包括保留太阳镜或西装袖口上的商标。
紧缺经济、计划控制造成车贵，以及驾驶员的人以车贵。
友谊被外界戏称“兵库”
接待里根的车队发生了一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和平饭店门口，一辆上海牌刹车不及，司机为避追尾，急打方向盘把车甩出了车队，安保惊出一身冷汗。
回来之后，马上换车。徐勇换成一辆尼桑，大红色的。这辆应景的进口尼桑，成为婚礼上的常客。逢着好日子，每个出租车司机洗车的铅桶都满盆满钵，钱揣自己兜里，烟就分给同事，糖集中在麻袋里，跟中福会幼儿园联系好，搞联谊的时候送过去。
接送外宾业务由友谊公司专营，十大涉外宾馆都是友谊的车。前挡风玻璃反光镜的正中间贴一个圆形标志，白底，上书FS（英文“友谊”的缩写），外廓是方向盘的形状，外宾看到这个标志，就知道可以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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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总共1000辆车，分为数支车队，锦江车队停在迪生商厦，商厦原有四层，全部用来停车，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立体式车库，车一层层转上去，地上铺的是20厘米厚的木板，可以想见外商用车规模以及外资活跃程度。
徐勇的定点在国际饭店。每日先去单位点卯，然后开到国际饭店，早有调度在此等候。起步价3元5.5公里。坐友谊公司的车，要付外汇。外汇券有5元的，一般不用找零。这1元5就成了司机自享的额外收入了。
坐轿车的和长包房的就那些老面孔，久而久之，司机都知道这个客人住在哪个房间。外商增长速度超过汽车，用车越发紧张，为了确保用车，通常全天包车。400元一天，超过80公里另外算钱。若司机与外商的关系极好，一天能拿100元小费，相当于两个月工资，而且一包就是十天半个月。那还是一个万元户很金贵的时代，与徐勇同工龄的，工资只有45元和53元两档。
1983年下半年至1984年上半年，这种状况持续了有7个月时间，兼职被叫停。因为司机已经没有心思回机关上班，而且用油、修车是一笔无法厘清的账。
友谊公司较早的一批驾驶员都是复员军人，凡是在部队里开车的，都被机管局安排进了友谊公司，外界戏称友谊公司是“兵库”。随着业务扩大，又开始在南汇、崇明等远郊的三代贫民中选驾驶员。1983年、1984年，世界语正流行，又招了一部分怀揣着改造世界梦想的世界语青年。
严树东正是在这股出租车司机热中成为驾驶员的。
他第一天拉活，开辆7座面的---天津大发，从早8点做到晚10点，才准备回家。在火车站又碰到3个要去苏州的客人。处在第一天兴奋中的严树东一咬牙便接了，谈好价格120元，此时，他白天已经赚了100多元。花了两个小时将客人送到苏州，当夜返沪。回到上海市区，又拉几趟短差。这比在钟表零件厂当学徒18元的月薪过瘾多了。
1985年前后，出租车司机的月收入300多元，公务员则是90多元。
司机的车就是“护照”
20多年前，茂名南路已是夜上海的生活地标。
当时，路两侧还是南欧式的雨廊。靠近国泰电影院的路口，出现了上海滩第一家卡拉OK---梦咖啡，乐队现场伴奏，架子鼓旁边放着点歌谱，还可以吃西餐、喝咖啡。晚上9点之后，出租车司机陆续来就餐。徐勇是这里的常客。对话通常这样展开：
老板极力用拗成普通话的港腔招徕：“大虾一对？”
徐勇则模仿着港腔：“---”
“黑啤两支？”
“---”
吉尼斯黑啤，小瓶装，16元一瓶，上海只有两家在卖，红房子西餐馆和这里。茄汁对虾，38元一只。赠送沙拉。两人一顿饭大约100元。女朋友吃一顿，第二天厂里的同龄人全都知道了。
80年代中，《文汇报》发布了一个职业收入排行榜，友谊公司司机排在殿军。这份权威发布成为司机敢花钱的心理背书。
刚刚脱下武装的女性中开始流行皮草。南京路上有一家西伯利亚皮草行。270多元一件中长款的，上海摩登女郎去排通宵。一次，徐勇也去排队。他数了数，队伍中有几十人都是友谊汽车服务公司的司机。
徐勇还在北京路上的友谊商店购置了人生的第一件皮夹克以及一件骚红的滑雪衫，成了小区里的风景。多年以后，同学聚会，大家提起徐勇，还是“那个穿大红滑雪衫的”。
严树东的老婆也喜欢逛友谊商店。女儿的奶粉全部是从这里采购的进口货。买了一辆童车，400元，折叠的、塑料的、大轮子，当时，塑料是高档物。一辆自行车时价约1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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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护照是进不了友谊商店的，司机的车就是“护照”。友谊商店、文物商店、玉器雕刻厂、丝绸公司、印染厂、地毯厂等对外服务窗口，都设驾驶员休息室。供应饮料，烟随便抽。文物商店会送一封火柴，5支装的中华烟，一瓶桔子水，中饭发放餐券，可以去其食堂吃饭。
空姐那时候理想的结婚对象还没“升级”到飞机驾驶员，汽车驾驶员更实惠。当时虹桥机场17路，最后一班回市区的车是晚上10点45分。空姐预计飞机晚点，就会从机舱里拿上两盒“红宝”，还有一盒航空点心，利乐包的“红宝”是当时的高档饮料，点心盒里的塑料小刀叉也很耐用，放在航空塑料袋里，站在路边等着愿意搭载她的司机，作为酬谢。这种交换方式，体现着上海人的实惠、精细、人情和公平法则。
航空塑料袋像是暗号，来送机的公务车司机更愿意留下来等航空塑料袋的出现，进行以找对象为目的的义务劳动。
农村来的司机不像徐勇等城市司机花钱玩情调，别人都在消费，他们仍在拉活，没日没夜，一个月的奖金能拿200多元，甚至还有拿800元的，因为他们要攒钱买大件。在老家，县长的房子都没有他们造得好。那时的南汇，凡三层楼的房子，主人几乎全是友谊公司的司机。
“司机”与“开车”不是一个概念
今日许多老司机回忆起那段黄金岁月，最留恋的不是经济上的富足，而是一种职业的自豪感。上世纪80年代之于他们，不仅是理想的，而且是理想主义的。
社会性的公开驾校还未开办。哪个单位需要配驾驶员，就向交通局打申请，在运输公司学。“一方面要政审，另一方面师傅要喜欢你。师傅带三四个徒弟，可能最后只出一个成果，另外两三个因为不喜欢就不要了。”上海接待办车队副队长周宏告诉本刊记者，那时学驾驶完全是拜师学艺、手艺传承的概念。
学习通常为期半年，就像上班一样，有活要跟着干。然后实习半年，先拿咖啡色的实习驾照，不得单独载客。正式驾照是红色的。
车辆保养很上心，打开发动机舱盖，必须铮亮。友谊公司的机务队长原先是部队里汽车团的政委，检查前戴上白手套，把盖一掀，眼睛不看，手伸进去撸一把，若手套黑了，“哎，这部车啥人的，扣十块啊！”
“我对所有人更正这件事情，‘司机’与‘开车’不是一个概念。你说你会开车，那可以的，不能说你是司机。司机是个职业。”徐勇对本刊说。毫无疑问，在驾照全民普及的时代，老派司机对这门手艺的骄傲，是他们必须守护的精神家园。
对驾驶技术的垄断，使其地位可与当时国企的党委书记媲美，被戏称为“挡位书记”。上海话中，“司机”就是“书记”。因此，所谓的“好日子”，绝不仅仅是就经济角度而言，地位上的主动体现在人际关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出租车司机可挑选客户，而不是客户挑出租车。
借“的哥”之眼
纽约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权威性学者霍奇斯在著作《出租车：纽约市出租车司机社会史》中，借由“的哥”的眼睛观察社会变迁。
在像开放之初的上海这样一个相对封闭而稳定的社会中，若有流动人口导入，出租车司机是最先感知的。
从人员构成看，80年代上半叶，港商是使用出租车最大的一个群体，而港商正是改革开放之初“外商”的主力军；到后半叶，有两类用车大户出乎意料，一类是地道农村人，在乡镇企业刚刚起步的时代，来上海找关系、找资源，另一类是“星期六工程师”，那些在国企捧着铁饭碗尚觉“吃不饱”的工程师们，每逢周末就到外地挣外快，尤其是苏、锡、常，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资源的强辐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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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亲老人是贯穿整个80年代的常客。1984年，徐勇接送过一个70多岁的香港老头，需要不停地上厕所、吃饭。徐勇一路走一路为他盘算：和平饭店可以上厕所、国际饭店可以上厕所、南华饭店可以上厕所，不涉外的餐厅和宾馆都不能接待这位老人。
就这样陪了他好几天，一个亲人也没寻到，但在虹口区山阴路找到了老房子。老头坐回车里，一路念叨：“没有啦、没有啦，全都死光光了。”“我小时候用过的自来水龙头还在滴水。”路过大世界时，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谈朋友，与女朋友就约在这里。”
最后，老人将买东西找回来的人民币全部摆在座位上，一共40几块，全部送给徐勇。“国家要发展啦，你们年轻人不好堕落啊！”
1988年之后，用车终于放开，不再限制港澳台和外籍人士只能乘坐“友谊”。
也是从这一年起，上海开始大规模搞基建，而此前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市貌泯然于中国的任何一座省会城市。从人民广场开到虹桥机场，只有15公里路程，起码要走1个小时，打表10块钱左右，司机通常会收25块。没有高架，只能一条道慢慢走。南京路还不是步行街，很窄，前面20路电车在开，谁也超不了车。那时，警察也很厉害，谁想超车，刚把车头拉出来往外看看，即被拦下，有超车的动机也不可以，罚款5块或扣证。
乘客上车，司机不必按规定说“你好”，可充满着人情味。严树东拉过一个70多岁的老人，到站一摸口袋，忘了带钱，他就摆摆手让老人走了，“没带就是没带，他不会故意坐霸王车，人们之间的信任度很高。”严树东告诉本刊。出租车司机经常会收到表扬信，每个礼拜都有。
当然，那不是一个夜不闭户的时代。针对出租车司机的劫案渐多，1990年19起，1991年29起，1992年40起。90年代，上海重新崛起。在一片繁华悸动中，王安忆以小说为这座城市打造了一套谱系，其中一部《遍地枭雄》讲的就是上海出租车劫案。
走向“大众”时代
1988年12月24日下午，上海展览中心广场上，200辆深红色的桑塔纳分成两个车队整齐划一地排开，每辆车旁的驾驶员身着统一服饰站立，在这个隆重而简短的仪式上，大众出租汽车服务公司成立了。
这家十多年后坐上上海出租车行业头把交椅的公司，初创时期十分简陋，总部设在和田路一所学校操场上的一辆废弃的大客车中，车厢里拆掉座位，放了几张写字桌就成了公司领导的办公室。
1908年9月18日，美商环球供应公司百货商场购置了五辆卡迪拉克汽车，为顾客提供汽车出租业务。这是上海有出租汽车之始，仅比纽约晚了一年。
民国时期得到充分竞争，不同的出租车公司以黄、红、银、褐色和墨绿色等标志色区分，还申请了客服号码，祥生的4****号、银色车行的3****号、太平搬场公司的9****号等等，竞争手段与今天类似。
1951年，全上海出租汽车业实行公司合营，l954年，统一改组为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改革开放以后，又正式命名为：“上海强生出租汽车公司”。
霍奇斯笔下的纽约出租车司机是“被禁锢在方向盘后的繁华都市里的百年孤独形象”，他们从未赶上过上海“的哥”那样的黄金时代。那个由特殊国情造就的美好岁月，在80年代末走出稀缺而带来的紧俏，大众公司正是为重树上海出租车行业优良形象而成立。
大众符合现代服务业理念和企业竞争的一些做法，逐步凸显出公司的力量。它没有立即终结“的哥”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凭借着强大的惯性冲到了90年代上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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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上海出租车增量为l0000辆。1994年，上海出租车增量只有3000辆，增量比1993年低70%，这个数字说明洗牌的大时代又来临了。上海滩的500多家出租企业、1000多户个体出租业主，为保住各自的市场份额，赚取更大的资本，各自使出绝招，与市场抗争，结果是公司的力量进一步加强。
2001年，上海出现了首张“2”字头编号的出租车营运证；到2008年，“3”字头编号的营运证已经比比皆是。运营证编号首位数升一位，意味着有10万人进入这个行业，同时也可能会有10万人离开这个行业，平均下来，这个行业每年有1万人在流动。
赶上了黄金时代的那批“的哥”也在时代的大江大海中分流，有和港台老板混熟了跟着走的；有像《上海人在东京》一样洋插队的；有软磨硬泡弄到X牌照的，成为自雇出租车经营者，是真正的“叉头”（沪语称出租车为“叉头”，Charter音译）。
严树东所在的捷达车队与衡山集团合并，他也一直没有挪动；徐勇后来从友谊公司去了市政府接待办，现供职于媒体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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