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尊重产权才能发展经济

网易财经9月讯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他以渊博的历史积累和自由经济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他强调产权和企业家群体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他如何看中国近代经济的成就与教训？
对经济学理论，雷颐比较倾向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奥地利学派是最坚定地主张市场经济的学派。在访谈开始前，雷颐说，在史学界，懂经济理论的人实在太少了。
访谈中，雷颐回顾了晚清的经济变局，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和观念的变化。雷颐对洋务运动评价很高，认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引入大机器生产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他们当时要变革，需要突破重重的观念阻力和体制障碍。“如果没有那么大的阻力，他们能够做得更大，更多。”
雷颐认为洋务运动的缺陷是，官办企业效率低下，而允许民间办企业只有，又没有搞清楚产权问题。从官办的军工企业，到官督商办的民用品企业，后者类似于改革初期的“红帽子”企业，这就为产权问题埋下了隐患。
但是洋务运动已经使中国人有了西方式的产权观念。在此之前，政府侵犯产权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而这之后，人们已经明确反对政府侵犯产权了。保路运动就是人们反抗政府侵犯产权的运动。
雷颐认为，晚清，政府无意识地向地方下放权力，使得地方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如果说朝廷能主导一切，按照朝廷的观点，是很保守的，所以我觉得幸亏它没有那么大权力了，而这些由像李鸿章、像张之洞、像什么刘坤一、像什么刘铭传主导的各个地方，这些地方发展经济比较快。”
雷颐说，传统士绅向现代企业家转型，这群人是渐进改革、立宪的支持者，但是清政府的不当应对把这些人推向了革命的阵营。
辛亥之后，北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少，这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回顾这段历史，雷颐说：“，中国来说，要发展经济，你说是个经济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法制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可以，就是要透明，要讲规则，尤其最重要的是尊重产权，尊重产权。政府本身应该尽可能的少干预经济，政府最多是个监督者，是个裁判员，不要到里面去充当一个运动员，国企呀什么的，我觉得应该尽量的少。”
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尊重产权才能发展经济
网易财经：您觉得在辛亥革命之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比起清政府来说，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
雷颐：起码在1927年以前是少了。1911年—1927年是比较少的。
所以当时整体而言中国的工商业发展的比较快。包括当时的，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最怕无社会》。到后来就那个军阀呀什么的混战呀，但是它基本社会结构没有大的这个变化。那些军阀角逐，我打的这块地盘，这儿的税收归我，我并不直接去管理这个工厂。不要忽视民间的力量。因为军阀混战的时候有很多个政权，发行各种票的，但是老百姓不认字的都知道，他在使用的过程中就知道袁大头最好使，所以货币不统一，按照今天的观点，你货币不统一，那几乎难以想像的。
网易财经：但是实际上老百姓对这种货币不统一还挺适应的，是不是？
雷颐：很多人他自然而然就知道这个袁大头最好使。
网易财经：实际就是说，北洋时期这种货币的这种相互之间的竞争，哈耶克也有这种观点，就是让货币自由竞争。
雷颐：对，我看到过。
网易财经：怎么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业发展的黄金年代，传统教材的看法就是说，这是因为列强无力东顾造成的，您觉得这种解释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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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那边打仗，又没有机会往这边，这边正好就拼命的生产去卖商品嘛，这肯定赚。那么也跟辛亥革命之后，就是各种政府的管制减少有关，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传统往往会强调一方面，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有。
其实，中国来说，要发展经济，你说是个经济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法制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可以，就是要透明，要讲规则，尤其最重要的是尊重产权，尊重产权。政府本身应该尽可能的少干预经济，政府最多是个监督者，是个裁判员，不要到里面去充当一个运动员，国企呀什么的，我觉得应该尽量的少。
网易财经：您刚才说的列强无暇东顾是中国一战期间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在这之前，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这对中国的经济来说，是一种好的因素还是一种不利的因素？
雷颐：起码在开始的阶段是个好的因素。因为中国民族经济的第一次大发展，恰恰是这个《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允许外国在华投资。在此之前，政府是对中国的私人投资，新式工商企业是采取限制、压制、不许的态度。当《马关条约》签订了之后，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了，怎么说允许外国人投，不许中国商人投资呢？所以恰恰那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工商业的一个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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