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9月讯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他以渊博的历史积累和自由经济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他强调产权和企业家群体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他如何看中国近代经济的成就与教训？
对经济学理论，雷颐比较倾向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奥地利学派是最坚定地主张市场经济的学派。在访谈开始前，雷颐说，在史学界，懂经济理论的人实在太少了。
访谈中，雷颐回顾了晚清的经济变局，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和观念的变化。雷颐对洋务运动评价很高，认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引入大机器生产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他们当时要变革，需要突破重重的观念阻力和体制障碍。“如果没有那么大的阻力，他们能够做得更大，更多。”
雷颐认为洋务运动的缺陷是，官办企业效率低下，而允许民间办企业只有，又没有搞清楚产权问题。从官办的军工企业，到官督商办的民用品企业，后者类似于改革初期的“红帽子”企业，这就为产权问题埋下了隐患。
但是洋务运动已经使中国人有了西方式的产权观念。在此之前，政府侵犯产权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而这之后，人们已经明确反对政府侵犯产权了。保路运动就是人们反抗政府侵犯产权的运动。
雷颐认为，晚清，政府无意识地向地方下放权力，使得地方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如果说朝廷能主导一切，按照朝廷的观点，是很保守的，所以我觉得幸亏它没有那么大权力了，而这些由像李鸿章、像张之洞、像什么刘坤一、像什么刘铭传主导的各个地方，这些地方发展经济比较快。”
雷颐说，传统士绅向现代企业家转型，这群人是渐进改革、立宪的支持者，但是清政府的不当应对把这些人推向了革命的阵营。
辛亥之后，北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少，这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回顾这段历史，雷颐说：“，中国来说，要发展经济，你说是个经济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法制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可以，就是要透明，要讲规则，尤其最重要的是尊重产权，尊重产权。政府本身应该尽可能的少干预经济，政府最多是个监督者，是个裁判员，不要到里面去充当一个运动员，国企呀什么的，我觉得应该尽量的少。”
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晚清改革停滞让企业家失望
网易财经：当时出现了立宪派，在这些立宪派中间，民营企业家多吗？
雷颐：非常多。恰恰这种立宪派，当时还是叫做士绅。士绅，但这些士绅很多人就是恰恰中国社会转型阶段，就他们身上表现的最明显，本来就是传统的那种士绅，有地呀有什么的，后来很多人以张謇为代表的，他自己又有功名又可以当官，后来他又觉得我投资于新式现代企业。恰恰这帮士绅也处于一个转型期。
网易财经：他们所主张的立宪的道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
雷颐：你可以说他们失败了，也可以说他们没失败，是他们自己的态度发生变化了，他们走向革命了，他们最后变成革命，跟革命派合流了。1911年4月份，孙中山革命党人经过那么长时间的精心筹备，倾全力组织了黄花岗起义，还失败了。而1911年，半年之后，武昌响两枪，一个偶然的事件，后来就成功了。孙中山都不知道，革命党人都没有精心准备。就是在这半年间，士绅的态度发生了最根本性的一个质变。
立宪派号召人民起来，我们请愿，和平请愿，要求政府立宪。清政府到后来1900年的时候，一次一次的拒绝了立宪派的和平请愿。
所以这就是立宪派走向革命，是清政府的政策，可以我们分析，一步一步，是它的错误的政策，使立宪派走向了革命，走向反对他，从前支持他反对革命，而和革命党合流，一起推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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