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改变世界，能否改变中国

美国苹果公司创办者乔布斯再也无法享受明媚的加州阳光。北京时间2011年10月6日，苹果公司官网发布讣闻，宣告这个传奇而富争议的硅谷之子，在和胰腺癌抗争了8年后终于停止了思考。
在Twitter上，乔布斯的死讯以每秒约1万条传播，相当于本·拉丹死时的两倍；在美国，人们涌向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的乔布斯住所，用鲜花、涂鸦和咬掉一口的苹果祭奠这个“伟大的朋友”；在欧洲和日本，年轻人成为哀伤的主角，他们举着显示乔布斯遗像的iPad走上街头；就连宿敌微软和Google，也历史性地降下半旗和推迟新品发布来向这个最让人头疼的对手致敬。
在遥远的中国——一块乔布斯终生没有涉足的土地——类似的情景也正在上演。在北京等大城市，人们被莫名的忧伤笼罩，“果粉”们不顾长假里糟糕的交通，涌到市中心的苹果店献上鲜花、诗句、香烛，甚至眼泪；哀悼的微博被海量转发，媒体头版则清一色变成了乔布斯专号，当晚的北京三里屯广场烛光摇曳，途经的人们驻足静默。
“他是个好人。”北京市民陈建荣感到有些难过，“我不需要懂电脑就能和孙子一起玩iPad，他带给我们最简单的快乐。”
中国人第一次变得不那么容易接受一个外国人的离去。一直以来，乔布斯和中国的距离既远又近——他终其一生都没有来过这里，是本世纪商业巨星中对中国价值认识最迟钝的一个；但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苹果公司全球最大的消费地和代工厂，乔布斯更成为中国最具魅力的商业偶像之一。
“乔布斯影响了中国和中国人的生活。”北京三里屯，一位祭奠者这样评价这个一生从未到过中国的美国人。
从1976年苹果创立开始，乔布斯迈向辉煌之路与中国的高速发展在时间上不谋而合，他的触角通过孜孜不倦的技术革新延伸至这个国家并在不同时期迎合了其发展浪潮，最终催生了独特的中国的苹果文化和现象。而一生特立独行、锐意创新、以think different为标志的乔布斯，却在被称为“山寨大国”的中国受到万众顶礼膜拜，其中意味不乏反讽。这个“为改变世界而活”的人，能够改变中国？
苹果的产品在中国被万众膜拜，乔布斯锐意创新的理念却消失在“山寨中国”。
AppleII与“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
在中国，拥有苹果产品是一种时尚，这很容易从一些城市街头获得验证，例如上海。10月8日，乔布斯离世后的第3天，南京路上人流如织，享用着苹果产品的年轻人沉浸在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乐趣中，他们可以自由便捷地聊天、阅读、视听和网络购物，世界在指尖的移划中变得越来越近，想象则延伸得越来越远。
只有一个人的思绪时常陷入时光隧道，他是上海计算机教师王颂赞，这一天，他骑着自行车来到中国福利会少年宫——27年前，王颂赞在这里迎接了邓小平。
时值1984年2月16日，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停留上海，王颂赞和他的两个小学生作为科技成果的一项进行计算机操作演示。当时除了师徒三人，还有另一位主角——一台“AppleⅡ”计算机，这是乔布斯于1970年代末的一个天才之作，它结束了计算机的零件时代，以卓越的设计和功能成为全世界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电脑。
这开启了乔布斯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他的“AppleⅡ”销量惊人，他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富翁，买了一座山上的房子和奔驰双人小汽车，时常兜风和裸泳。随后美国高中学校的计算机普及运动又帮了他的大忙，仅仅用了5年时间，苹果公司就从一个车库作坊变成收入规模达十亿美元的革命性企业，跻身世界500强。
而此时中国的计算机领域一片沉寂。“文革”中动员式发展让中国的计算机沦为没有任何应用价值的拼凑品，还有著名高校研制出“只会加法不会减法”的计算机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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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乔布斯的一个雇员来上海，随身带了一台“AppleⅡ”，结果他发现中国人对此一无所知，失望中将其留在了中福会少年宫。
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乔布斯曾关心过这台电脑的下落和即将产生的深远影响。像无意中抛出的一条纽带，这个米黄色的方盒子为刚刚经历了拨乱反正、开始“科学春天”的中国打开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李劲幸运地成为当时中国最早接触计算机的孩子。
当天上午10点多，邓小平来了，他微笑着看着13岁的李劲熟练地敲着键盘。屏幕上先后出现了欢迎字幅、会跳舞的机器人和呼啸升空的火箭。现场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这台神奇的机器，离场的时间一拖再拖。
邓小平拒绝了工作人员递来的椅子，饶有兴致地看李劲进行人机对弈。最后李劲输了，邓摸着他的头，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这句话改变了李劲的命运，也把更多的中国孩子送进神秘的计算机世界。一场延续了近10年的轰轰烈烈的计算机普及浪潮由此涌动。“真正的探索开始了。”王颂赞说。
苹果电脑随着浩大的宣传运动在中国出尽风头，成为教研单位争相引进的对象。福州一中在那一年购买了第一台苹果电脑，“将近2万元，还专门为其配备房间和空调。”该校第一位计算机教师刘永柱说，“后来有学生竞赛获奖，还受到央视的采访。”
北京景山学校的毛桂芬老师则清晰地记得当年和同事抢着看一本快翻烂的苹果计算机中文说明书的情景。“那是一个求知若渴的年代，经常整宿整宿地研究。”而放学后跑到父母单位的电脑上玩一个叫“小蜜蜂”的游戏，则成为了整整一代儿童的集体记忆。
1984年变得越来越汹涌澎湃。计算机热潮方兴未艾，全民经商潮又因邓小平的南巡而涌动，联想、科海、四通、华海、信通等大批电脑公司在这一年诞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也初具雏形，苹果公司成为争相模仿的对象。1984年因而被称作中国计算机业的“元年”。
这一年，乔布斯则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高峰。他的年销售计划已经直指50万台。他登上了美国的《时代》周刊封面，拥有4.5亿美元财产，是富豪榜的常客，更重要的是，他才29岁。
导师乔布斯的中国“门徒”
2011年8月15日，北京798艺术中心的小米手机发布会，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一身黑色T恤、蓝色牛仔裤和布鞋走上黑色主调的讲台，像极了他所崇拜的乔布斯。
雷军很享受这种向偶像致敬式的模仿秀。他42岁了，也已取得相当的成就，但仍认为没有成为他想成为的那个人。他在欢呼中保持着清醒，“我不是乔布斯，我也无法成为乔布斯。”会后，他对媒体说，“但他对我影响很深。”
除了爱弄模仿秀，雷军连他研发的小米手机都充满了iPhone的气息，他因此常被业界称作乔布斯的中国“门徒”，这个名单还包括李开复（创新工场董事长）、黄章（魅族总经理）、陈昊芝（cocaochina投资人董事）等，他们大多为中国IT界的第二代创业者，自由、独立，把乔布斯视为精神导师并信奉科技改变世界。
这些“门徒”出道的1990年代，10年前从计算机热潮和经商潮走出来的第一代创业者大多已命运各异。他们大多来自僵化的科研院所，除了柳传志和王选等少数成功者外，王辑志（四通打字）、金燕静（信通创始人）和万润南（四通创始人）等都因经营不善、制度落后或触犯法律而昙花一现。而1980年代中期对中关村的资产调查风波和“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责问显示那仍不是一个容忍个性的年代，乔布斯没有市场。
1987年，还是大一学生的雷军在图书馆里看到一本乔布斯传记《硅谷之火》，读罢心潮澎湃，“当时我想，能不能也做出一家同样伟大的公司呢？”雷军说。1990年代初，他大学毕业加入金山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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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雷军为代表的第二代创业者大多是北漂族和毕业大学生，没有体制的牵绊，他们有着难能可贵的自由与独立，渴望与众不同，就像当年的乔布斯。
此时的乔布斯正陷于人生漫长的低潮。1985年，由于过分任性、刚愎自用和产品的失败，乔布斯失去了所有人的信任，他企图争夺权力，但最终像一个被人民驱逐的暴君，离开亲手开拓的土地。
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乔布斯最濒临崩溃的时刻，他无法接受黑色幽默般的现实嘲弄。痛苦激发了叛逆，他给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打电话要求被丢到太空里；到佛罗伦萨的乡间骑自行车，甚至想着到苏联帮戈尔巴乔夫搞一套复兴计划。关于他的丑事不断被挖出，最终他被形容为一个道德低劣、狭隘、偏执和自私的狂夫。
1997年，乔布斯被请回到奄奄一息的苹果公司。此时苹果公司已处于破产的边缘，股价也缩水了四分之三，而同年代的比尔·盖茨如日中天，已经成为最耀眼的全球首富。
乔布斯只用不到一年时间就实现赢利。那个自大、无礼、傲慢的小子又回来了，但这一次没有人怀疑他的天分。他以卓识、远见、严谨、深刻的洞察力和艺术家般的苛刻，先后推出了iMac、iPod、iPhone和iPad，每一个都是划时代的发明，都重新定义或改变了所属产业，苹果被赋予了新生和久违的魅力，乔布斯深刻改变了世界。
多年来，“门徒“们从乔布斯身上各取所需。雷军学来了“极致追求”与“服务用户”，周鸿祎学来了“微创新”与“拿来主义”，陈昊芝则学来“坚持”和“妥协”。
而魅族创始人黄章则学得更为彻底，他照搬了乔布斯每年只发布一项重要产品的惯例，且产品在许多方面都像是iPhone的翻版，上市前也总会在市场上掀起一阵风浪。
“每个人都会看到不一样的乔布斯，每个人都是盲人摸象。”周鸿祎说，“很多人都把乔布斯神化，把他所有的东西都看成一种魔术式的创造。应该把神还原成人，不然我们是无法从神身上学到东西的。”
最大的“遗产”
2011年10月6日，苹果开发者社区cocoachina联合创始人陈昊芝赶往北京三里屯广场参加自发悼念活动，当他看见众人用蜡烛围成一个“苹果”时，竟意外地掉下了眼泪。
现场的人们都怀有相似的触动，他们通常被叫做苹果应用开发程序员。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2007年iPhone推出后，一个开放、共享的软件开发平台已经为十多万人提供了新岗位，并且造就了一批新贵。
在当天给公司全体员工写的邮件里，陈昊芝说：“（今天我们获得的）一切都是基于乔布斯在过去10年20年所积累和推动的创新、生态、商业模式。”
这是一个完全公平自由的市场，没有门槛与偏见，任何人都可以发布应用。“好像把每个人送回乔布斯那个一无所有的车库，只要你有足够的梦想和激情，就可以再造一个苹果。”开发者Tim说，“这种感觉很好。”
Cocoachina是随着2007年第一款iPhone手机发布而创立的，第一批开发者才只有十多人，现在已经增长到9万了，成为国内最大的技术交流平台。它和全球其他开发者联盟一道，从苹果公司分到了10亿美元，其中1亿美元是中国开发者的。
而当2007年乔布斯向全世界用手指在iPhone屏幕上惊艳地划开时，他正在走向生命的尽头。这是世界IT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仿佛能变魔法的小方块上，他革新了人们对手机的概念。
此时的乔布斯正在饱受胰腺癌的折磨，当年的坏小子变成了一个削瘦憔悴的老人。他开始反思过去的生活，告诫身边的朋友要注意健康。在2005年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他告诫在场的青年学子：“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中最后一天去生活的话，那么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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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已经把苹果搭建的iOS的生态环境传导到所有的移动互联网平台。”陈昊芝说，“只要你想生存，你就必须遵循苹果制定的游戏规则：公平性，开发者拿大头，良好的开发者支持，平台的技术驱动。乔布斯创建了这个体系，被所有人遵循，这是他最大的遗产。”
改变世界，能否改变中国？
在乔布斯逝世的消息传出5天后，中国宁波出台了一个关于创新性领军、拔尖人才培养的意见——该市计划在5年内培养1400名创新型领军和拔尖人才。在2011年到2020年期间，将培养和造就一批能跻身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浙江省特级专家等一系列高级人才。为了造就“乔布斯”式的人物，宁波市将在未来5年内投入培养经费超过5000万元。
“宁波要批量生产乔布斯”成为次日媒体引人注目的标题，也成为了在乔布斯的死讯之外颇具戏剧性的新闻。随后有评论认为，中国缺的不是乔布斯式的领军人物，而是缺乏创新氛围、鼓励创新的机制、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制度。
在中国，商人史玉柱曾一度被认为是最接近乔布斯的人物。马云曾打趣说：“我认为全世界只有两个人跌倒了爬起来，美国是史蒂夫·乔布斯，中国是史玉柱。而且两个人都姓史。”
事实上，两人的相同点还有更多。都是本国商界里的佼佼者，都惯于蔑视俗规、特立独行，都具有跨领域的商业敏感，甚至两人都是执著的完美主义者。所以当当年的巨人集团飞速成长为一个利润数千万的高科技集团公司时，人们都以为他将要成为中国的“乔布斯”。
但和乔布斯所追求的科技梦想不同，史玉柱从事高科技只是权宜之计，获取更高的社会名声，但当他发现卖楼花、保健品等更加暴利的行业时，就果断中断了技术创新，转投吸金领域。
乔布斯则在他的演讲中一再向年轻人强调：“不要被其他人喧嚣的观点掩盖你真正的内心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你要有勇气去追随你的直觉和心灵的指标。”
这也是为什么乔布斯在斯坦福的演讲《求知若饥，虚心若愚》可以传遍全世界，而中国某些商人语录却走不太远的部分原因。
而除了内心的坚定，缺乏创新氛围、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缺乏转化创新为生产力的制度都在使培育“中国乔布斯”的土壤流失。
10月8日，上海，当年计算机娃娃的指导老师王颂赞为乔布斯的逝去而感叹，他在一台最新型号的苹果电脑上做了一份纪念讲义，作为下一节课的内容。他把当年李劲和邓小平合影的照片以及乔布斯的大幅头像一起放在了前页。“我会告诉孩子们，日后我希望中国的乔布斯就出自于你们。”
周鸿祎：奇虎360公司总裁
乔布斯对我的影响有好几个层面：首先，我们都是创业者，我也经历过大起大落。我从他那里获得很多精神力量。能东山再起的人都不简单。第二，是他的“颠覆式创新”，中国很多公司都是人云亦云，看到什么赚钱就做什么，而苹果就是藐视一切成就，不断创新，没有读过奥威尔的《1984》的人，不会明白，苹果当时要抗衡的是IBM——抗衡那个Big Brother，打破垄断，挑战、颠覆。
中国人企业家很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神人、圣人，乔布斯的优缺点都很明显，就更加真实：一个吹毛求疵的人才能做到产品的完美，一个口无遮拦的人才能保持赤子之心。中国普遍的文化心理是从众，中国文化对失败是很难容忍的。如果不取得世俗的成功，乔布斯在中国就可能不会有人去追随他。
陈昊芝：互联网创业者，国内最大苹果相关产品中文开发社区Cocaochina投资人董事
2000年之前，我心中的乔布斯是一个混蛋：他怎么对待私生女，怎么对待合伙人，所有细节都表现出他是叛逆的人，对外界完全不关注。在创业中，我甚至把乔布斯当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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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推崇乔布斯，并不是因为他变了，而是因为我推崇的是他的理念：乔布斯搭建了iOS开发的生态环境：公平，开发者拿大头，良好的开发者支持。这个规则已经传导到所有的移动互联网平台，只要你想生存，你就必须遵循游戏规则。这是乔布斯最大的遗产。
乔布斯虽然离开，但我们会继续遵循他的理念，这个理念是一个宗教，它不以是否有一个教堂或者耶稣在不在为存在的依据。我们相信，在10年、2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里，只有遵循这种理念的人才会走得最远。
叶博：Cocoachina程序开发员
2010年年底，我第一次在网上看到乔布斯在斯坦福的演讲视频，那时候我一下子感觉到，这是一个深得我心的人。他经历的事情，就是我过去经历过的；他一直在做的，就是我想做的。过去的我，一直不敢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而他让我相信：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做到极致，这就是你应该坚持的。而乔布斯比我幸运的是，他生在一个鼓励特立独行的环境中，而中国不一样。
吕乐毅：Cocoachina论坛版主和程序开发员，曾在论坛发帖表示：中国的“苹果粉”还不够格
10月6日早上，我睡眼朦胧中打开苹果官网，确认乔布斯死了，一下子完全清醒，眼泪哗哗哗流下来，无法控制。我把自己蒙在被子里，直到晚上才想起来该去一趟三里屯，苹果旗舰店门口站了好久，还不想走，出去逛一圈再回来看一次，这样来回三次，才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
1997年邓小平去世，我爸爸听到这个消息，哇哇大哭，我当时怎么也不能理解这种感情，这么遥远的一个人，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什么好难过的呢？但是乔布斯去世这次我哭得稀里哗啦，一下子就理解了父亲当时的感情。对我来说，乔布斯就是精神领袖那样的人。
张亮：创新工场投资经理，发起了以系统研究乔布斯和传播苹果文化为目标的Apple4us
听说乔布斯的死讯，我眼前浮现出很多他年轻时候的样子：他是一个像小孩的人，喜怒无常，永远有新的想法，永远都在开创一些新的东西。虽然我们这些年看到的都是他中年以后的样子：得病之后，头发愈来愈短，越来越瘦，到最后形容枯槁，但我总觉得他在我心中是一个年轻人，好像我身边的创业者一样——一个特别牛的创业者。
生活中，你会慢慢被一些人吸引，大多数人到一定时间你就会觉得无聊了，而乔布斯永远精彩纷呈。我们这个时代没有甘地，也没有约翰·列侬。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庸俗的一个时代，所有的明星都是商人。我见过无数创业者、企业家，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凡夫俗子，但是乔布斯每一次演讲，你会觉得他又把这个世界推进了一点点。
中国大多数人其实不了解乔布斯，但不管怎么样，乔布斯这么一个牛的人存在，就是让更多人意识到：你应该稍微不一样一点，要敢于叛逆，敢于创造。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乔布斯一根针扎在这里，会产生比在美国更加深远的影响。
周源：社会化问答网站“知乎”创始人
乔布斯给我最大的启示是：做自己。一个人能不能够发现你自己，成长、扩大到极致？有乔布斯在，就有这种期待，当他已经把一样东西做到极致之后，又可以追求另一个极致。他就好像一个跑得很快的朋友——你每年见到他一两次，看到他又前进了很多很多，而你一直在追随他。这种周期性的期待已经走进了你的生活，而这种速度和节奏也成为你潜意识的一部分。
乔布斯总是让世界发出“嗷”的惊叹，这次是以永别。
在笃信佛教的乔布斯还没决定去哪里投胎之际，地球另一角宁波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当地政府要斥资5000万元5年内打造1400位“创新领军人才”，当地官媒豪迈地将被打造的人才称为“乔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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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恶评如潮。批评者说迄今为止的“乔布斯”都是野生的，想要豢养和量产技术上不可能，即使勉强搞出来一些，也不可能是那个味道。不过，如果以为人家官员傻，那傻的就是你。人家聪明，这叫话题营销、注意力经济。批评、讽刺和挖苦纷至沓来好得很，要的就是这效果。关注力是王道，“卖丑”也不错。想当年，凤姐出道，惊人之举，一下占领眼球。众人还在嘲笑其言行，她已经拿到美国绿卡开始了新生活，其嘲笑者还不是一如既往地挤地铁、吃便当、为生存而挣扎？
看，谁说中国人不聪明？注意力经济时代，乔布斯们是“卖美”，做未来科技和时尚的弄潮儿，将苹果变得不只是一种水果，将windows变得不只是一排窗户。某些国人则是“卖丑”——创造美、把世界往好的方向改变一点点太难，炮制丑、让世界难受一阵子还不容易？
中国当然需要乔布斯。美国有3亿人，乔布斯也属凤毛麟角。中国的人口四倍于美国，假定两国出乔布斯的概率一样，美国出一个，中国出四个，才算打平。可到现在还没一个。要出“乔布斯”，首先需要国人有做回自己的心，把聪明劲儿往创造美、营销美上面使；更重要的是，要保育环境，让只愿做回自己的人自由成长。“美是难的”，对环境极敏感。
如果小剧场出身的郭德纲刚混出点名堂，曲艺界领导就坐不住，想不通这么一个在他们看来“道德有问题”的人怎会有市场，搞政协提案整顿小剧场反“三俗”；如果一些国企及有官方为后盾的企业想收购谁就是谁，如有不从，就借助权力把你整破产。这样的环境让郭德纲和民企生存下去都难，又怎能奢望出“乔布斯”？
国人的聪明和对美的品味都不是问题，水土改良是关键。否则，为了引领注意力经济，聪明劲儿也就只能用在炮制丑、营销丑上了。（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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