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精神与武昌首义

2200多年前，秦朝在楚人的赤帜当中灰飞烟灭。100年前，清朝在武昌首义的枪声过后土崩瓦解。在历史舞台上，我国第一个王朝与最后一个王朝的谢幕虽各不同，但都是由湖北的楚裔为其敲响的丧钟。历史上的楚人为何如此愈挫愈勇，楚人精神为何如此源远流长？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去追根溯源，探究楚人的经历及其精神。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据记载，楚人的公族是祝融的后裔，在颛顼、帝喾、唐尧时代曾担任火正，负责观象授时与烧荒守燎等职事。夏商时期，祝融部落开始分化，武丁时期更是遭到殷人的打击，其中的芈姓季连一支不得已迁居豫西南的丹、淅之阳。商朝末年，芈姓的首领是鬻熊“子事文王”，但因其早卒，这个部落未能和邻居一起征商，遭到周人的疑忌。鬻熊之子熊丽率部迁于汉水南面的雎山之间躬耕，直至西周早期的熊绎时代才被封于楚，位居五等爵位的最低一级。楚国与楚人之号，因此而来。
从早期的历史脉络中，我们不难发现楚人及其先民是有着一技之长的族群，且有着沉稳与机敏的性格。但是，由于其总是依附于强邻大族，处在寄人篱下的境地，他们不得不忍辱负重，为旧主和新主殚精竭虑。《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的晋人栾武子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训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楚人早年历史的真实反映。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为楚人日后的脱颖而出打下了基础，可谓楚人精神之一。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从楚武王时代开始，楚文化进入茁长期。武王熊通是国之英主，在他的治理下，楚国疆域东达汉水，北与邓邻，西近彭水，南至大江。继位的文王越汉水，出方城，占领淮、汉之间，深入中原腹地。成王时，楚国以方城为城，以汉水为池，隐然已有霸主之实。庄王灭庸国后观兵周郊，最终问鼎中原。
随着国力的增强，楚人性格当中曾经被压抑的锐气和勇力得以展现。武王与文王为了开疆拓土，双双死于征途；成王与庄王，一个与齐国争霸，一个与晋国争霸，秉承了先君遗志。出方城北上让楚人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得以争名于朝；缘淮域东下让楚人掌握了经济命脉，得以争利于市。在这一时期，楚文化正式形成。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种敛翼待时的精神为楚国的奔轶绝尘奠定了基调，可谓楚人精神之二。
“抚有蛮夷，以属诸夏”
先秦时期，江汉平原的居民主要是三苗后裔。此外，在西周时期，这里还有周人分封的一批姬姓或姻亲诸侯国、一些南迁的小国以及商代就在此扎根的方国或部落。这些居民造就了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也奠定了湖北地区芊绵多姿的文化特色。
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化，楚人的基本方针是兼容并包，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楚文化的鼎盛期是在湖北度过的，在这里，楚国以沮、漳流域为中心，打造出了一个“地方五千余里”，版图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五岭，北至汝、颍、泗、沂，囊括了长江中下游以及支流众多的淮水流域的东周第一大国，创造出了青铜冶铸技术、丝织和刺绣技术、髹漆艺术、老庄哲学、屈骚文学、美术与乐舞等光辉灿烂的文化。
“抚有蛮夷，以属诸夏”。这种兼收并蓄的精神为楚文化的精彩绝艳创立了条件，可谓楚人精神之三。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都），楚顷襄王携众退保于陈。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挥师南下，攻破寿郢，俘获楚王负刍，楚国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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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在湖北的撤出，标志着楚文化鼎盛期的终结。这支在强邻环伺中力拓津梁、有着强烈自尊心的族群，在基业断送后只能远离故国，不得不忍受自己最为仇恨的秦人刨掘祖坟的奇耻大辱。此后，陈胜、吴广起义，项羽、刘邦反秦，既是楚人对秦人的强力回应，也是他们亡羊补牢后的自我救赎。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种义无反顾的精神为楚裔的知耻后勇注入了能量，可谓楚人精神之四。
以上这四种精神，始于楚之先民，纵贯800年楚史，沾溉后世无限。由于地缘因素的影响，湖北人对楚人精神的继承更是一以贯之。20世纪初期爆发的武昌首义，就是荆楚故地的人们写在我国近现代史上的精彩一笔，其间的文化内涵与楚人精神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坠之三户遗风”的楚人
清末时期的武汉在我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清代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认为，全国战略大势，“以东南言之，重在武昌”。美国人魏尔·瓦尔特甚至认为，当时“汉口在全国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可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媲美”。武汉因“九省通衢”的便利条件而具有的重要地位，和楚文化鼎盛期的都城江陵“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风烟含越鸟，舟楫控吴人”的景况非常相似。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所倡导的维新变法与主张破除专制政体的革命派大相径庭，而渴求找到“反清”突破口的士人也逐渐发现，绝大部分汉族官僚和清朝政府一样都是“非我族类”。这种复杂的心情与被孤立的处境，与楚人受封时愤懑的“辟在荆山”、“土不过同”是一致的。因此，立足于湖北的楚裔们效仿先祖“筚路蓝缕”、自力更生，也就成为了水到渠成的选择。
辛亥革命爆发前，破产农民、手工业者等是革命的重要力量。湖北共进会成立之初，把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除此之外，湖北革命党人也在民间发起革命宣传、开创科学补习所的同时积极采取“抬营主义”策略，把湖北新军的大部分力量争取了过来。
在清末游学日本的学生中，湖北是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分析湖北的革命形势时，这些接受过新思潮洗礼的留学生很容易把楚人亡秦的历史与建立民主政府的愿望结合起来。正如张继煦、李书城等人创办的《湖北学生界》所说：“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中心点也。呜呼！夫孰知以中国竞争之局卜之，吾楚尤为中心点之中心点乎？”在他们眼中，推翻中国第一个专制王朝的是楚人，推翻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的也应是“不坠之三户遗风”的楚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使命感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时至今日，辛亥革命已过百年。作为首义之城的武汉，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旧貌与新颜并存，理想和现实依旧。这个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承载了太多责任的古城与荆楚后裔一起，如今正在敞开着胸怀，等待着民族之魂的归来。
（作者单位：湖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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