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作为自律规则的网络责任

好人的标准应增加点什么？
传统意义上的好人，是他律的，在没有人监督或无先例可循时，将自律纳入规则范围，比仅凭良心更有效。
由于网络的出现，使纯理性的责任出现向网络化责任的扩展，这看上去象法律责任向道德责任的延伸；同时，道德本身也面临从理性道德向个性道德的转型，反映到责任上来，要求建立基于自律的网规。
以日常生活分析见长的赫勒，对个性道德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在她看来，个性道德属于后现代的范畴。后现代视角可概括为尊重、支持和包容多样性、差异化和多元性。这些也是个性道德不同于理性道德的基本特征。
赫勒沿用亚里士多德的做法，对好公民与好人进行了区分，二者的责任定位不同。好公民是政治性的，好人是道德性的。这与阿伦特的区分是一样的。好公民对政治性的——涉及正义或非正义的——行动尽责任；好人要对自己的行动和个性负责任，即要保持正当性，保持自己的自律、自己的个性。好公民与好人在进行事关责任的选择时，出发点不同，好公民承担责任基于政治的选择，好人承担责任基于的是生存的选择。生存的选择又区分为差异性范畴下生存的选择（under the category of the difference）和普遍性范畴下生存的选择。赫勒认为好人的标准主要在于按照普遍性范畴下生存的选择——即社会道德——来行事。
对责任来说，并非把道德引入经济本身的规则，就可以完成对物化理性的扬弃。传统道德虽然在关照他者的存在和主体间性方面，可以超越经济人理性的责任对社会责任、甚至社会化责任的忽视，但它仍然可能带来对责任本身的僭越。原因来自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在委托-代理这种现代性结构下，社会责任可能有被权力僭越的危险，出现代理人自己不负责任，却将责任推给社会。在犬儒主义的氛围中，社会责任话语，可能演化为表里不一。如台上道貌岸然，台下男盗女娼；或说一套，做一套。这造成自律的意义被大打折扣。二是自律本身如果不能辨别清楚责任的语境，有可能造成普遍原则与具体情况的冲突，从而在面对具体责任时超越自身的认识水平或履行能力，加大自律的成本。例如扶老人引发的一系列纠纷就与此有关。因此，还需要有他律之外的进一步的规则。
在新商业文明中，需要更深地探讨到底什么是好人的标准。这涉及自律的规则。
赫勒对个性并没有明确定义，但可以看出，她比较强调的是个性与普遍性的个人道德的联系。她虽然详尽分析了个性道德及其责任，但没有明确指出，个性化道德应是异质性的。从新商业文明角度讲，好人不仅与道德普遍性相联系，而且“差异性范畴下生存的选择”也是好人的必要条件。这是同传统最大的不同所在，以前不认为是这样。因此，我们需要从生活世界的观点出发，在“普遍性范畴下生存的选择”和“差异性范畴下生存的选择”之间，建立起程序性的联接原则。
首先，应明确善先于规则的原则。
责任作为规则，基于对意义的认同。意义认同的对象是自我。这里的自我，只是指自我的权利，以与责任对应。符合自我的，对责任来说是有意义的。责任要确证的需加以认同的自我——有意义的自我——是善。自我具有价值，但价值不等于意义。有价值的只是理性的善，此外还有自然的善。自我的价值与自我的意义，只有在理性中才是同一的。对更普遍化的情形而言，这种同一只是特例。这意味着，特例来源于自然存在，它本身并非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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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善，或者说，什么样的自我才能称为好人，不能仅仅根据责任的文本来确定。因为形成为文本规则的，已不是本原的善。本原的善先于规则存在。“‘传统’属于他律的社会”，“由并非它自己发出的命令来引导——这些命令源于外部的力量”。自律的出发点是，认识到“人造之物亦能为人所废弃”；否则，善就只能是他律。这个原则就是鲍曼指出的：“‘善由民众大会与人民所认可’，该原则先于他们对人民服从法律的要求”。新商业文明要把责任规则建立在自律基础上，首先就需要明确，规则不是自上而下，或来自所谓“传统”，它是由新商业文明的实践者所认可的。只有他们认可，才会遵守。
其次，责任需要自我建构。
正如鲍曼深刻指出的：“没有个体成员的自律，就没有社会的自律。惟有其成员被赋予了选择的权利与资源，而且永不背弃这一权利，不会将此权利让渡于他人（或他物），社会才是自律的，是自我选择与自我治理的。一个自律社会是一个自我建构的社会；自律个体是自我建构的个体。”
原因在于，“个体没有现成的认同，认同需要个体自身去建构并为之负责”。在新商业文明中，自我日益碎片化、多元化。包容多样性，成为新文明中的自我不同于传统文明中的自我的要求。那种“我思”型的自我，由他律的力量建构的自我，已不能成为责任的完全主体。作为网络规则的责任，需要从主体的自我生成中，建立规则的基础。
这一条表明，责任的根本的根据在于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代理或代表是第二性的，他律的根据，从根本上说，也来源于自律。任何人都不应该从根本上颠倒这种关系。
第三，责任有赖于认同中的意义循环。
对于作为责任主体的自我来说，以文本规则形式确定下来的意义，与行为中自然生成的意义，并不是零和关系。
只有责任文本，而脱离它的具体的主体，及其当下与此在的语境，责任就会成为纸上谈兵的东西；只有语境而没有语言，责任话语就成为孤魂野鬼。
不如把它们视为固化（fixity）和流变（fluidity）之间的关系，象齐美尔总结的文化冲突实质那样。责任是涌现和生成着的，它在人们形成关于自我的共识的地方，凝聚成形；又在网络的延异之流中，伴随差异性范畴下生存的选择，变化多端。
可以从可操作角度，把它们当作意指关系。文本作为能指，行为作为所指。自我的意义就在于二者之间的循环。不排除在二者中间，还会有类似惯习的图式，作为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桥梁，最终通向心物一元。
为此，网规需要探索一套程序性的解释规则，处理责任权变。我对规则程序上的事并不在行，说不出这样的规则到底应是什么样。不过，我个人觉得，方向应是“语言转向”。借鉴几十年来这个方向上积累的丰富资源，应用在网络行为上。
以上所说这些，并不是否定法律、传统道德在维护责任方面的作用，而是指出在它们作用的空白地带，还有许多新的工作要做。所谓后现代，无非是自找着要主动承担责任。
责任规则看似抽象，实际与我们在网络经济中遇到的现实矛盾密切相关。在复杂的商业生态环境中，仅仅强调网商合法经营，已不能满足电子商务发展的要求；必然将道德引进来，要求网商做好人，通过相互监督，降低缔约交易成本；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是他律的，在没有人监督或无先例可循时，将自律纳入规则范围，比仅凭良心更有效。在这方面，摸索规则，践行责任，将是我们大家面对的长期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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