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金三角”利益链

2004年12月，佤邦联合军抓获的海洛因制毒团伙
2003年1月，大旱中的缅甸境内某佤族村落。
往年，村民一年种的粮食只够维持三个月到半年，差额靠卖大烟来弥补，但这一年情况格外恶劣。由于天旱，连最好种的罂粟都枯黄了大片。
一个山民装扮、身背照相和摄像器材的外乡人，突然来到这个位于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寒山区的小村庄，和村长艾曼攀谈起来。
村长诉苦说：“村民多半都生活困难，只有少数人家里粮食够吃。一般人家每个月只能吃干饭十天，稀饭要二十天。小娃娃每天吃三顿，我们老人只吃两顿。”
外乡人来自中国云南，名叫王艺忠，他专程来拍摄“金三角”地区居民的生存状况。
1956年出生的他做过电台文艺编辑、电视台摄像师，1992年辞职后，一直专注于用影像记录“金三角”的变迁。“1985年拿起相机玩摄影，未曾料想竟成了我不可自拔且无薪水可领的终身职业。”
专门拍“金三角”的摄影师
打小喜欢冒险的王艺忠，自从1990年徒步探险“金三角”腹地之后，就迷恋上这片神秘的山林。1997年至今，他无数次独自骑摩托车或搭车深入“金三角”，记录当地的社会变迁，特别是饱受战乱、毒品和贫困折磨的百姓。2009年7月他独立制作的纪录片《生活在“金三角”的人们》，获第16届国际影视人类学大奖。
“泛“金三角”地区种植罂粟的历史已经有一百多年，所有人都把‘“金三角”’当作毒品的代名词，而这也吸引我去记录它。”
泛“金三角”指泰、老、缅交界的三角地带，以湄公河及支流美塞河的汇流处为中心，总面积近20万平方公里。这里丛林叠嶂、山路崎岖，人口相对稀少，但物产丰富，有金、银、宝石等稀有矿产。
一百多年前，西方殖民者带来了第一颗罂粟种子。由于“金三角”海拔多在千米以上，雨量丰沛，气候适宜，为罂粟种植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当年的殖民者早已离去，但他们留下的罪恶之种却在这里生根发芽。
“金三角”是全球最大毒品产地和走私集散地，世界上85%的海洛因产自这里。它得名于外国冒险家携带大量黄金来到这里，交换“黑金”和“白金”（鸦片和海洛因）。然而，烟农的苦日子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金三角”生活着苗、瑶、克耶、拉祜、傈僳、阿卡、佤、掸（泰）等多个民族，许多人根本没有或不知道自己的国籍，也不知道边境为何物。他们其实与云南边境的少数民族同源。占佤邦人口七成的佤族延续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主要种植罂粟、玉米和谷子。
当地混杂着各种地方、族群势力，以及割据和流寇武装，还有毒枭和奸商，处处潜伏杀机。在这片险恶地盘上，没有特殊背景的独立摄影家王艺忠竟能只身来来去去，本身就是传奇。没有超常的勇气和沟通能力，别说拍摄，连小命都难保。事实上，他多次在老、缅境内被抓。他说自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才拍到这些东西的。
除了冒险故事和猎奇影像，王艺忠也展现了“金三角”的另一面，揭示了那片土地上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文化的复杂关系，以及普通人在资源和权力角逐中的可悲命运。
赤贫的鸦片种植农
2001年12月，王艺忠来到位于“金三角”北部的缅甸佤邦特区时，正值罂粟花盛开季节，满山遍野都是摇曳的罂粟花。“那一次确实震撼我：那么大的一片全是罂粟花。人走进去，花比我的胸口还高。”王艺忠说。
嘎更村位于佤邦北部一道海拔上千米的山梁上，通往山村的山路崎岖不平。村民世代以种植罂粟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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罂粟花以白色居多，也有红色、紫色和红白相间，色彩艳丽，被称为“罪恶之花”。当时正是罂粟收割和大烟交易的繁忙时期。
王艺忠在罂粟田里遇到一位会说汉语的佤族老兵，他在帮别的烟农收割大烟。老兵是当地人，每到收烟的季节就会回来帮忙。
他告诉王艺忠：“老百姓生活只能靠种大烟，光种谷子不行。”
罂粟是当地村民唯一可以卖钱的经济作物，他们一年都在等罂粟花开放。花瓣掉落后，中间露出的花心就是罂粟果。
烟农一般将雨伞的铁骨架捆在一块，顶端磨得很锋利，每次在罂粟果上能划三道痕，让浆汁流出。划痕太深，会使汁液流得太快而滴到地上；太浅则会粘合结痂。
这些罂粟果浆汁就是烟膏，既可以当作鸦片吸食，也是提取海洛因的原料。浆汁数小时后开始凝固，烟农将它刮下来，用罂粟花瓣包好，带回家或上集市交易。这就是所谓的生烟膏。
老兵说，罂粟收割季节村里需要大量劳动力，村民会相互帮忙，主人会把一天的收获分一些给帮工者。当时的大烟价是人民币2200元一拽（相当于1650克）。
结束一天的收割，村民回到村里时，烟贩子已经在等候。他们会带来一些货物，和烟农交换大烟。
由于战争威胁一直存在，当地背枪的人很普遍。王艺忠发现，烟商的武器不仅用来防身。
“在当地，人们用一种天平来称大烟。砝码有多种多样：银元、手枪、电池、子弹、打火机、啤酒瓶盖等等。”
在嘎更村这个最底层的交易现场，烟农用一年的辛劳，积累了足够多的大烟之后，就向烟商换取一些生活用品和盖房子用的石棉瓦。
“大山把他们与现代文明割断了，没有电话、电灯。村与村之间或许可以听到鸡叫，但走过去却需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王艺忠说。
毒品暴利：与烟农无缘
商人会主动上山收大烟，大多是为了垄断收购权。他们往往会采取多种手段来控制烟农，例如按前一年的收购价，减去利息，提前支付给烟农。这样烟农不但背负起高利贷，还失去自由买卖权。村民如果想卖一个好价钱，只能长途跋涉到山下集市交易。
因为不通公路，有时要走一天，才能到山下的集市。山民们没有车也没有马，如果种南瓜或谷子，收获后很难背下山，也卖不了多少钱，而种一二十亩大烟的收获却可以轻松拿到外面去交易。它的产量和经济回报比任何经济作物都高得多，这也是“金三角”的山民离不开大烟的原因。它已经成了当地的硬通货。
“小商贩收了鸦片之后，会转手卖给更大的烟贩子。那些人再组织加工，变成海洛因四号之类。”
有些烟农根本不在乎王艺忠的存在，但他也曾接到威胁警告。“鸦片商人很忌讳你去拍。我告诉他们，我不是搞新闻的，我只是在记录历史。佤邦2005年就要禁种鸦片，作为历史资料，将来讲故事的时候用——告诉人们，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种植、买卖鸦片。”
在大烟集市上，王艺忠看到烟农除了用大烟换回了粮食和生活用品，还会买醉取乐。这是他们一年之中唯一可以消费寻乐的时刻；“满大街都可以看到喝醉的佤族人，有了钱他们就去喝酒。那段时间大概是烟农们最幸福的日子。”
大烟帮他们换来了粮食和短暂的欢乐。然而在罂粟收获时期之外，没有多余积蓄的他们只能继续单调的山上生活，甚至与饥饿和苦难为伴。
靠天吃饭的鸦片一年只收一季，多数被上门的商贩从600至800元的价格收走。收成好一些的，一年无非也就拿到1000多元。烟农的房屋是用几根木棍悬空支起茅草屋顶，离地只有一米来高，地板和墙用竹篾编成，好一点的才会用上木板。
高原烟农种鸦片的收入仅够糊口，但一公斤生鸦片成可制成100克海洛因，在美国黑市卖到上万美元。位于交易链源头的烟农却与毒品暴利无缘，过着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困顿生活，也不知道自己种植的大烟，给全世界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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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佤族烟农来说，大烟还扮演另一种角色。在缺医少药的“金三角”，鸦片被认定为一种传统药物，形成“小病靠鸦片，大病靠魔巴（巫师）”的习俗。所以当地佤族人每家都有一两人吸鸦片，最小的烟民只有三岁。
“烟农不觉得鸦片有多大的危害。他们自己也抽，还用来治病、换钱买粮食。我曾经骑摩托车经过很多原始部落的村寨，他们说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种罂粟。。”
真正懂得大烟价值、通过它获利的，一直是烟商和手握重兵的毒枭。
“金三角”艰难的戒毒之路
1897年，德国拜尔制药厂开始提取自鸦片、注册商标为“海洛因”的药物，打算用它代替吗啡，称之为“不会上瘾的万能药”。1902年，海洛因的利润占整个制药行业的5%，制作方法后来被毒枭所沿用。
1970年代，“双狮地球”牌海洛因远销欧美，在“金三角”售价为每公斤1万美元，到美国涨到20万美元。这种最纯正海洛因的生产者，就是前“金三角”毒王坤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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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制烟膏生产，大大小小武装帮派开始划分“金三角”割据地盘。1990年代中期，被称为“海洛因大王”的坤沙被佤邦联军打败，向缅甸政府投降。之后，罂粟种植迅速向北扩移，鸦片高产区集中到缅甸第二特区佤邦境内。
当地武装名叫佤邦联合军，约3万人，控制5万平方公里土地、60余万人口，是缅甸最大的民族地方武装，也曾是泛“金三角”地区的最大毒品武装。
缅甸政府给予佤邦特区一定的自治权，上千公里的中缅边境线只有100多公里归缅中央政府管辖，其余由佤邦、掸邦、克钦邦等民族武装和毒枭控制。
到1990年代末期，据联合国统计，“金三角”80%的海洛因源自缅甸，而缅甸80%的海洛因又源自佤邦，佤邦于是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迫于这种压力，他们也知道罂粟不能再种下去了。”王艺忠回忆说。被《时代》周刊称为“毒品王国君主”的鲍友祥于1996年12月宣布，佤邦将在2005年实现全面禁种罂粟，并以自己的人头担保。
实现这个目标却困难重重。在高额利润诱惑下，佤邦仍有很多隐蔽的海洛因加工点在高速运转。“这种叫做四号的加工厂，一般都很隐蔽，到处都有。听说只要你一走进他们的警戒范围，就连老百姓找牛，走到那里都会被一枪打掉。”
禁令使2004年成为毒枭的最后疯狂期。佤邦执政者则要全力捣毁毒品窝点，以示禁毒决心。当年12月，王艺忠获准随同佤邦军方参与一次缉毒行动。一个连的佤邦军分两路包抄，很快控制了现场局势——毒贩不敢抗拒正规军。
“做毒品的人肯定要找很隐蔽的地方。他们装成农民，也在山上种地。当玉米地长得齐人高的时候，他们的制毒工厂已经开始作业了。”王艺忠回忆说，“一般人想不到的。远远看去，它就是一块地，上面有一些种地人住的房子。毒贩把化学药品埋在土里，房子里面就做一些简单的加工，需要什么马上挖出来用，用好了再盖起来。”
关卡是“金三角”各帮派之间的特有景观。外地人进入瓦邦辖区前，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查。
佤邦除了打击制毒贩毒者，还派军队不定期到各村寨清除罂粟苗，有时强制住在高寒山区的烟农向南部地区的山下移民。
“少数村民的确享受到替代种植的好处，比如下山改种橡胶或到农场做工。但大部分山民还是过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因为他们世代生活在高海拔的地方，过惯了亲近自然的原始生活，采野菜、打猎。那里也不适合种植橡胶等经济作物，他们也不愿下山到农场当工人，所以仍过得很穷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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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们不认为鸦片是毒品，在他们头脑里，没有鸦片就没饭吃。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要劳动、投资和技术，而山民一样都不具备。此外，种罂粟无论收成好坏，鸦片都能卖出去。生产粮食或经济作物却要担风险。加上当地信息闭塞，一些人思想僵化，政府一旦宣布禁种大烟，他们便跑进深山种植。
王艺忠发现，在武装帮派控制区内，毒品种植已得到控制，但在它们与政府军交界的“两不管”地带仍有罂粟种植。
“佤邦等帮派的管辖范围内，会有法律法规打击毒品种植，比如种植50棵罂粟以上的人要坐牢。如果发现有村民种罂粟，不仅要法办本人，村长、乡长也要免职、罚款甚至坐牢。但缅甸其他地方生产的大烟、罂粟籽、壳等毒品返回到佤邦销售的现象仍然存在，缅甸政府控制区内仍有不少人在种罂粟。我曾在政府控制区内一座玉石开采场周边看到大面积的罂粟地，据说面积还有扩大的趋势。”
“虽然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曾向“金三角”的山民提供粮食援助，但由于当地局势不稳定，成果远不如他们声称的那样好。此外，当地政府非但不会援助这些百姓，甚至还向他们来征粮，根本不管百姓自己够不够吃。佤邦政府曾免除前烟农两年的交粮任务，但当地乡镇管理部门需要额外粮食招待军干部什么的，所以照征不误，导致前烟农仍过得很贫困。”
“湄公河惨案”的头号嫌疑犯
“湄公河惨案”发生时，王艺忠正在佤邦拍专题片。
“听说这个消息，我虽然震惊但并不意外，因为这不是湄公河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暴力事件。在湄公河的中缅泰沿岸，一直有一股很凶残的匪徒，经常劫持、敲诈和袭击各国货船，只不过这次袭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惨重伤亡。”他说。
2008年2月，王艺忠与一伙江匪擦肩而过。据报道，当时一支不明武装袭击湄公河上游中国段的一艘巡逻船，3名中国警员受伤，后来查实为当地有名的匪徒瑙坎所为。“湄公河惨案”发生后，几乎所有舆论都直指以瑙坎为首的匪帮。
“当时，我要和一些中国农业专家一起乘船，沿湄公河到“金三角”的佤邦南部地区考察，但我因有事耽误了两天，便选择在湄公河的这一段由陆路前往。到达目的地时，就听说他们在那片水域遭到武装袭击。
“事发后，据佤邦保安队长回忆，当时事发突然，中方的船刚启航不到50米，就遭到两艘快艇袭击。佤邦方面的人不多且都在岸上，没来得及回击。江匪在中方船上留下五十多个弹孔后悻悻离开，造成我方两名人员受伤。
此后这股江匪越来越猖狂，在湄公河缅甸的索累码头到泰国清盛港一带，经常袭击过往商船。这次“金三角”惨案我觉得很可能就是瑙坎匪帮所为。他们经常劫持过往商船，把毒品从缅甸经湄公河运往泰国，也许是因为被劫持船员在进入泰国水域时进行反抗才被匪徒杀害。江匪和湄公河上的船家没有仇，袭击不存在报复中国人之类的目的。他们除劫财、贩毒外，也故意给缅甸政府制造一些麻烦。”
瑙坎何许人也？佤邦两位高层部长曾告诉王艺忠，以前坤沙的部队中有一个不愿投降的头目叫约色，率领数千士兵占据泰缅边境一带。瑙坎就是从约色队伍中分离出来的，他会把非法所得的财富分成三份，一份自己留下，另一部份分给部下，第三份献给约色，以换取对方的支持，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为非作歹。
瑙坎的团伙与其他武装帮派有区别：与瑙坎帮派接壤的是掸邦第四特区，两者民族相同。瑙坎匪徒没有固定营地，一遇攻击立刻遁入山林或解散回家务农，你根本抓不住他们。和正规帮派不同，他们的势力范围没有固定边界，外人也不知道其人数到底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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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泰国媒体称，瑙坎拥有一支数百人的武装，主要以掸族和拉祜族为主，他本人就是掸族。他们以掸邦东部崇山峻岭为基地，凭借重武器和武装快艇，在湄公河“金三角”河段缅、老间约50公里的水域干贩毒、抢劫、杀人和绑架等勾当，还利用缅、老、泰交界河段的执法漏洞，对过往船只收取保护费。在其侵扰下，从中国关累港到泰国清盛港间的263公里湄公河道，变成一条让人胆战心惊的死亡航线。
由于泰国采取有效的安抚手段，其境内大部分“金三角”武装都被招安，成为合法泰国公民。但在缅甸境内河段，武装匪徒仍然猖獗。
“金三角”是否还有希望？
经过多年扫毒，“金三角”罂粟种植面积大幅下降，但近年来其他种类毒品的交易额却呈上升趋势。联合国近期发表的报告显示，东亚和东南亚是包括冰毒、摇头丸在内的苯丙胺类兴奋剂毒品重灾区。2008至2010年期间，老、缅、泰和中国缉获的这类毒品增加了4倍。
与传统毒品相比，这种毒品加工更便利，成本更低，成为毒贩的新选择。新型毒品的生产又带动了传统毒品生意，“金三角”罂粟种植出现回升势头。2010年缅甸共生产580吨鸦片，同比增加20%。
2009年泰国警方搜缴摇头丸2700万粒，2010年约4000万粒，今年仅前8个月就搜缴3280万粒。目前，泰国“瘾君子”约130万人，每千人中就有19人，远超出千分之三的国际指数。
“金三角”毒品进入泰国分为水陆两路，陆路经泰缅边境的山区运输，或以大巴、旅游车等交通工具运抵泰国；水路走湄公河。因此，在湄公河上跑航运的中国货船，就被毒枭们盯上。
对于“金三角”乃至湄公河沿岸的未来，王艺忠不无忧虑。尽管昔日的大毒枭、大军阀已经兑现禁毒诺言，但长期割据、地方与中央的军事摩擦、地下毒品加工厂的再次兴起，都让“金三角”仍然脱不开“毒三角”的魔咒，
在王艺忠在他拍摄的一组佤邦童子军照片下面写道：“佤邦联合军为应对战争的突发，急招数千名5至12岁的童军上前线受训。‘本应上学读书的孩子你们却拿来当兵，这些还没有抢高的孩子他们能打仗吗？’本人询问佤邦官员。‘没办法，不是我们想打仗，你要怪就去怪老缅吧。’官员停了停：‘难道这些孩子打出去的子弹杀不死人吗？再说我们也不会先开第一枪。这些童军通过我们的正规训练，两年后都将成为合格的军人。我们老兵都是这样过来的。’”
“我一直在做有关‘金三角’的图片故事和拍摄专题纪录片，无论这里的百姓生活变好或变坏，我都会关注下去。我人在那里的时候，会不断发现新东西，需要你去纪录它。”
年近60的王艺忠，仍在不断地往那里跑，把镜头对准把山掏空的宝石和玉石采矿场、地狱般的矿洞、被监视和搜查身体每个孔洞的女工、卖淫、赌博、森林砍伐、悲惨的象奴……
尽管“金三角”的苦难让人绝望，王艺忠还是看到了一线改变的机会。经过10年的走访、调查和观察，他在佤邦南部军区的管辖范围，甚至在佤邦北部部分地区，发现了整个“金三角”的典范和希望。
当地民众在高度统一的领导下，一直坚持走替代发展的道路。“10年来我亲眼目睹了那里的军民作出的天翻地覆变化。如今，农业、畜牧业、矿业、工业都取得了可喜成果，当地百姓也越来越多地享受到实惠。”王艺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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