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驰劳资纠纷：寻找人力成本与人性化管理平衡

“喝水要申请，上厕所要报告，店铺丢了东西所有员工 ‘连坐’赔偿，孕妇在店里吃东西补充营养被告知‘只要吃一个苹果，将被记过，吃八个苹果将被解雇’。”……近日，由两名古驰（GUCCI）深圳旗舰店的辞职员工列出的100多项曝光该公司限制员工的“虐待”行为，一下子把一家奢侈品企业与“血汗工厂”联系在了一起。
眼下，虽然随着劳资双方的和解，这起备受关注的事件暂时告一段落，但近两年来，洋品牌在抢滩中国市场中接连暴露的管理问题，却如同一场顽疾，久病而不愈，引发了行业的深思。
世界奢侈品协会中国首席代表欧阳坤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生产）成本比欧洲低廉的奢侈品企业，如果过度追求利润，很容易使管理体系变形。这次事件给驻华的奢侈品牌敲响了警钟，让他们能更好地对待中国的劳动力，而不是只做交易。”
“血汗工厂”成洋品牌顽疾
回眸过去，其实，这并非古驰首次被指是“血汗工厂”。早在2008年2月，美国洛杉矶时报就曾报道称，包括GUCCI在内的数十个奢侈品牌，在意大利托斯卡那工厂中，雇佣了大量的中国劳工，却仅向他们支付极低的工资，而且，工作环境也非常恶劣。
无独有偶，许多知名的洋品牌在近两年来都曾先后卷入“血汗工厂”的丑闻当中。比如今年7月，运动品牌NIKE旗下的品牌Converse在印尼的工厂被投诉有虐待员工的情况。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虐待事件涉及两家工厂，其中一家工厂雇佣了1万多名工人，而这些工人每小时只能拿到50美分的工资，且经常被主管暴力惩罚，工人即使有医生证明，也请不到病假，还随时面临着被解雇的风险。对此，NIKE方面承认，这两家工厂的工人确实遭受着严重的身体和言语的虐待，其他的生产线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今年8月，巴西一个调查性的电视节目曝光了服装品牌ZARA，指其在巴西30多家外包工厂的工人从事着“奴隶般”的工作——工人在肮脏杂乱的厂房里每天要工作约14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ZARA公司发言人事后也承认说，巴西工厂确实存在着上述情况，同时承诺，类似事件以后不再发生。
“GUCCI绝非头一个，更不像是最后一个。”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教授顾骏表示，类似的“血汗工厂”无疑为不少跨国企业敲响了警钟，劳工权益的维护和完善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
廉价人力成本令管理失衡
“在跨国企业扩张海外市场的时候，发展中国家明显的成本优势就像一把双刃剑。”毕博管理咨询公司高级分析师诸平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在诸平看来，中国一度靠着“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工”成就了“中国制造”的王牌，且廉价劳动力和人口红利也使中国得以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这背后的代价“我们心知肚明。”
“别看跨国公司在本国安分守己，但只要是企业，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最大利益。当我们国家的劳动力十分丰富，而劳动者的权益又得不到充分保障时，跨国公司就会暴露出逐利的本性，最大程度地剥削劳动者的利润，这也就是为何这些企业在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频频陷入‘血汗工厂’丑闻的原因。”诸平说。
对此，一览英才网某人力资源专家也表示认同。他告诉记者：“跨国公司在本国安分守己，其实也不是真的充当正义使者的角色，能够主动为广大劳动者的利益着想，而只是在社会环境和制度制约下，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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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古驰为例，根据欧阳坤的分析，古驰在中国的产品原料以帆布面料为主，比一些发达国家成本低很多，加上人力成本远低于这些发达国家，让其在中国市场的利润率更高一筹。“一款古驰产品在中国的市场销售价格中，原材料占5%左右，加工成本10%左右，广告与公关活动成本10%左右，旗舰店年度成本及团队成本15%左右，再扣除约20%的综合税率，剩下的40%都是古驰的利润保有部分。”
显然，高额的利润无疑对海外的无数企业有着致命的吸引力。2004年，古驰开始在中国市场发力，当时，它在中国内地门店数仅4家，但截至目前，门店数量已达到45家，且这尚未包括部分在建的新店。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的预测，到2015年，中国还将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
“如何在成本诱惑和科学管理之间做出抉择，将是未来许多洋品牌在发展海外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时所要解决的问题。”诸平说。
完善秩序是根本解决之道
此次“古驰被离职员工投诉事件”，在深圳市总工会的调解下，离职员工与古驰中国公司经过十余天的协商，10月25日，古驰发表最终声明称，“我们很欣慰与几位前深圳员工达成了和解。在充分考虑前员工的诉求及社会各方的反馈后，最终达成合理的和解方案。”
同时，古驰承诺“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的企业管理能力与组织结构，改善员工福利、培训与其他管理系统。”
其实，类似古驰这样的企业，在本土及全球化扩张多年，本身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在人性化管理、员工福利保障、员工与企业的沟通渠道、协商机制等方面也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只需把它们在本土的管理制度照搬到中国，很多问题都不会发生。从这个角度看，洋品牌们缺的不是管理制度或管理水平，而是有效的监管。
“实际上，今天中国劳动者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具体哪一家洋企业的不良行为，而是劳动力市场秩序的普遍缺失。”谈及知名洋企业屡屡在本土市场之外 “犯错”的原因，顾骏表示。在顾骏看来，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状况已经大不一样，虽然仍然需要外来投资，但不再如饥似渴；虽然仍需要学习国外管理经验，但不再盲目崇拜。
“在这样的形势下，公众对GUCCI等知名公司和品牌的质疑和投诉，凸显了全社会对外资、外企和外来品牌越来越客观、平和，以及开始挑剔的态度，人们越来越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 ‘超国民待遇’。”顾骏认为，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和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不管内资、外资还是合资，都必须在同一个监管体制和法制框架内，承担起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会的责任。从立法、执法、舆论到劳动者、消费者，需要共同努力，营造能够促使企业规范经营、承担责任、爱惜形象的整体环境。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是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的要求。
对此，诸平表示认同，并补充道：“当个别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当事人自己应该寻找解决的办法；而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时，如何寻找解决办法就应该列入政府的工作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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