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梦断

一名抗议者在“占领奥克兰”活动中高呼口号
华尔街被“占领”、奥克兰街头火起。一个多月时间里，占领华尔街运动迅速蔓延到全美70个城市，令克鲁格曼式的命题热度再升：美国怎么了？
金融危机引爆了美国国内累积近40年的三个结构性问题——社会贫富分化、政党政治极化，以及产业空心化。以“变革”之姿上台的奥巴马政府，三年来却没有让民众看到解决其结构性问题的希望。于是，2011年9月17日，一个占领华尔街的念头，将美国部分民众的焦虑和不忿抛向了街头。
其实，上述三个结构性问题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正是在那个十年，美国社会左右两极推动的文化战争，使堕胎、枪支存废等无关国计民生大局、却又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议题重新笼罩了选举。两党内部的温和派被极端分子替代。1933年以来建筑在罗斯福新政共识基础上的所谓“中枢政府”逐步成为历史。
共和党右转，重拾大萧条前偏向富裕阶层的经济政策。民主党左倾，平权运动赢得了少数族裔的青睐，却丢掉了南部贫苦白人的选票，后者同样缺乏社会竞争力。而美国选举中吊诡的一幕开始出现，因为反对民主党照顾少数族裔的政治主张，白人下层投票支持共和党，咽下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减税政策。
政治的极化加之凯恩斯主义陷入滞胀泥淖，最终为1981年至2008年间，新自由主义一家独大铺平了道路。高福利广受诟病，效率压倒公平，所有这些令上世纪50年代达到巅峰的中产阶级社会的安逸繁华梦渐渐褪色。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制造业驱动下，德日经济勃兴，十余年后亚太新兴经济体起飞。美国制造业遭遇巨大挑战，并迫于成本压力开始外移。美国经济自里根时代开始，产业空心化加速，日益依赖消费驱动。上世纪90年代的股市泡沫诱使美国企业高管为操纵股价套现，而推动海外扩张。IT泡沫破灭后，房地产业成为美国政府吸纳制造业劳动力，继续经济繁荣的支柱。金融监管部门容忍、甚至放纵银行为房地产提供不负责任的违规信贷。金融危机前，新自由主义政策近30年的繁荣，终于把产业空心化问题拖到了病入膏肓的境地。
一俟泡沫破灭，一切积重难返。
美国出路何在？“休克疗法”之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需要一个设计精巧、执行有力，至少以十年为期的长期经济战略，加大对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创新技术的投资；美国经济的未来复苏须由这类新投资和随之而来的出口增长驱动。
这要求政治家有不在意一时选战得失，不拘泥于本党教条的无畏精神。当奥巴马等政治精英乏力承担此任之时，走上街头的民众声称，要借助运动压力，结束明星化的选战，聚焦实际执政能力。
一场迄今还是自发的、多元的、协调和组织不甚周密和严谨的占领运动，能否实现这一雄心？一个深陷无就业复苏陷阱的、却又充满了创新精神的经济能否走出困境？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美国像是一个巨大的锅炉。只要下面点着火，它会产生无限的能量。能量或许就存在于美国民主制度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中。
占领者会在什么时刻撤离？梦断时分的美国将向何处去？世界拭目以待。
——编者
为何占领华尔街
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社会背景结构与全美基本一致，运动试图改变美国党争极化、社会贫富分化、经济管理失败的现状，是美国民主发展的一部分
11月2日，东四八条87号，绿树掩映中的四合院在深秋的下午显得格外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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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的主人龙安志（Laurence Brahm）不久前正站在纽约华尔街街头，在一片喧嚣声中，散发着自己和一些同仁撰写的《新美国共识宣言》，并为其征集支持签名。一头闪亮的银发令其格外引人注目。身为经济学者的龙安志现在是一个名为“喜马拉雅共识”的NGO组织主席，从1981年赴中国学习以来，他经历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
“你为什么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下称占领运动）？”
“现在美国政治管理失败，很多企业亏损，银行和政府背负大量债务。我一辈子都在发展中国家从事改制工作，为什么不能回国从事改制工作？”龙安志这样回答《财经》记者的提问。
到采访当天为止，占领运动爆发已近一个半月，且蔓延到了全美70个城市、600多个社区，世界各地还有900多个城市也响应“占领”活动。这一度使外界产生了美国是否发生政治危机的困惑。
占领运动并非失业者的狂欢，而是美国各阶层广泛参与的运动。虽然大多数参与者不像龙安志那样雄心勃勃地想修复美国体制运行中的问题，但对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不忿，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失望，对个人以及美国前途的忧虑，将这些人带到了华尔街上。
是99％，不是9.1％
就失业率而言，占领运动示威者群体和美国全国状况差别不是很大，远非99％和9.1％的天壤之别
9.1％，这是美国劳工部公布的2011年9月美国失业率。99％，这来自占领运动参与者最广为人知的口号——“我们是99％”（we are 99％），意指自己是绝大多数民众的一部分。
自9月17日兴起以来，占领运动一直受到不少美国保守派人士的嘲讽，后者将示威者定性为社会边缘人，或者将他们描述为懒虫、失业者。《纽约时报》9月的一篇报道称，极端保守派茶党支持的一位国会众议员候选人，将示威民众形容为“没有工作、教育程度低下、缺乏资讯”的乌合之众；甚至还有人刻薄地表示，示威“工作”是这群人中很多人多年来的第一份工作。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0月14日至18日，纽约复敦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柯斯塔斯·帕纳哥普洛斯（Costas Panagopoulos）派出15名调查员，在占领运动扎营的纽约市曼哈顿下城祖柯蒂公园(Zuccotti Park)内，先后采访了301名示威者。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当中25％是学生，30％有全职工作，18％有半职工作，真正没有任何工作的人占27％；三分之二的示威者上过大学。
曾服务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民调专家道格拉斯·尚恩(Douglas Schoen)也对200名示威者进行了调查，结论是示威者当中真正没有工作的人只占15％，其他人或是有全职或半职工作，或是学生。
走在华尔街街头，可以遇到来自美国各个阶层的抗议者。有早就露宿街头没有工作和住房的流浪汉；有在金融危机中丢掉工作的中年人；有毕业后即失业的学生——一名失业者的牌子上写着“三个硕士学位”；有美国劳联产联成员，甚至美国社会党、共产党党员；还有各类宗教团体人士穿梭其间；也有有工作、有住房的中产阶级。
很多中产阶级夫妻带着子女来到运动现场，并坚持在那里过一夜，他们说，参与是为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甚至白天和夜晚，工作日和周末，占领运动的人员组成都会发生很大变化。“有的人天天在那里，有工作的人只能下班或者周末来，有些人像我一样住的地方离纽约很远，就去几天再离开。”龙安志说。
然而，就失业率而言，占领运动示威者群体和美国全国状况的差别并不大，远非99％和9.1％的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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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党派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在10月25日发布的《1979年至2007年美国家庭收入分配报告》显示，在这29年间，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全美最富有1％人口家庭的收入，税后所得成长275％；在同一段期间内，该1％人口税后家庭所得占全民总所得的比率，亦由1979年的8％增加至2007年的17％，增幅超过1倍。
这似乎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示威者所说的——“我们是99％”。
“共识”政治
“共识”政治不仅体现在“共识大会”这个社会组织的运作上，在组织架构阙如的情况下，正是各种具体“共识”约束着纽约市的日常示威活动
同时受聘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希教授为《财经》杂志撰文解析占领运动，他认为，“运动并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层或领导组织。各地的抗议运动的组织与协调还是限于临时性的、即时的。整个运动也没有一个明显的组织和指挥系统。”
如王希所说，散布在美国各地的占领运动尚未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但在各个城市内部的占领运动中，组织雏形已经开始显现。
在纽约市的占领运动中，一个行使组织职能的机构“共识大会”（Consensus Meeting）已开张。大会每晚7点到9点开会，遵循透明化原则，任何在场的人都有权参加，都有权发表意见。大会没有领导机构，也没有领导者，只有几个协调者（facilitator）。协调者主要任务是负责召集大会下的几个工作组开会，工作组以功能区分，例如，有专门研究经济问题、或社会福利问题的工作组。每个工作组都有权力将自己的建议提交给每天晚上的大会。
在大会公开讨论中，人们用各种约定俗成的手势表达赞成、反对、继续讨论、需要搁置日后再议等意见。
大会有个规矩，任何人发言时，其他人都要表示欢迎；如果自己不赞同其言论，则需表明自己认为对方的意见需要经过进一步讨论后才能执行，不得公开斥责。需要达成共识时，采取民主表决的方式，支持多数意见。
这种“共识”政治不仅体现在大会这个社会组织的运作上，在组织架构阙如的情况下，正是各种具体“共识”约束着纽约市的日常示威活动。
占领运动参与者毕竟鱼龙混杂，而长期占领一地也不可避免地会给当地社区生活带去困扰。《财经》记者近日从纽约州众议院议长萧华（Sheldon Silver）处得到一份请愿信复本，该信请求纽约市长彭博取缔日夜打扰附近居民安宁的祖柯蒂公园内的鼓声，同时要求市府严格取缔污染环境的随地小便等行径。
信中抱怨的虽然是看似不起眼的小事，然而，一旦摩擦升级，就有可能引来国家暴力机关的干预。为此，纽约市示威者内部早已达成“非暴力”共识，即便遭到个别警察殴打，也绝不还手。这一共识保障了目前运动的平稳发展。
纽约市政府彻底遵循交通规则应对日复一日的占领运动。在华尔街上，示威者靠右行走，在人行道上步行通过，均没有问题，但不得停留，停下来就是“盲流”，会遭到驱赶，也不能占据行车道；在祖柯蒂公园内，示威者安营扎寨没问题，但不许占据公园周边的人行道。
与运动初期警察一度强行驱赶示威者相比，纽约市的警察现在看来没有超越交通规则的行为。
此外，“共识大会”提倡的透明政治原则也约束着运动的经济活动。从9月17日开始至今，占领运动所募得的捐款总数已经超过50万美元。示威者在日前公布的第一份财务报告说，总共募得的款项包括公众捐款333199美元，以及在公园现场交到示威者手中的121237美元。扣除日用和通讯开销，目前结余约为454000美元。示威者日后将定期公布财务报告，让外界了解活动的所有花销与结余，此前，示威者每天都以透明方式对新闻界公布所收到的捐款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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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不愿意达成共识”的共识，却迟滞了运动向提出明确政治经济诉求的方向发展。
《财经》记者了解到，大多数示威者同意目前暂不提出任何具体政治经济诉求。这是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出台具体的要求和方案，就有一部分不认同这些要求和方案的人会离开，最后导致运动沉寂下去，或分崩离析。现在需要做的是保持一致、保持压力，度过冬天，在大选年提出具体要求。
贫富分化
贫富分化趋势持续了近40年，中产梦碎，枣核型社会遭到挑战
10月29日，纽约市下了今年第一场雪，这也是1952年以来第一次10月雪，但皑皑雪花并没有驱散准备在祖柯蒂公园内长期安营扎寨的抗议者。
占领华尔街的点子源自加拿大杂志Adbusters的一篇博客文章。该文章呼吁以占领华尔街为手段，抗议企业对民主的负面影响，并呼吁大众重视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串连几百位抗议人士后，展开了实际示威行动。
金融危机后美国民众对经济前景普遍充满焦虑感，特别是对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及美国政府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多有不满。
除去最富有的1％人口，前述CBO报告还显示：收入排名介于前2％到20％的人口，收入总值增加了60％，而占总人数60％的中间阶层，收入总值增加不到40％。收入最低的20％的人口，收入总值增加了18％。（此处收入均为税后——编者注）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伯曼(Robert C. Lieberman)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穷者愈穷、富者益富的现象并非一时的反常现象，这一趋势其实已经持续了40年。站在社会金字塔最顶端的极少数富人，其财富在这段期间内迅速累积扩大，而社会中间和底层的财产则不见起色。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占整个社会的8％，今天，他们的财产占了整个社会的两成以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2000年到2010年间，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08，不仅高于多数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也高于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加纳、尼加拉瓜与土库曼斯坦等国相当，属于贫富差距较大的类型。李伯曼批评称，“只有大萧条之前的美国才能相比。”
贫富分化带来的美国梦碎，某种程度上是中产阶级之梦的破碎。虽然美国政府从来没有给出过明确的中产阶级定义，但大多数美国人相信自己属于这个阶层。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76年至1996年间，91.6％的美国人将自己定位为拥有“工作”或是位居“中游”阶层。
但今天，能够自信地将自己划为中产阶级的美国人正在不断减少。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去掉通货膨胀的因素，全职工作男性的中值收入在2003年至2010年期间几乎每年都在下降，总共下降了约10％，相当于1968年的水平。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在《美国怎么了？》一书中写道，去掉通货膨胀的因素，全职工作男性的中值收入在2005年要略低于1973年，如果比较35岁到44岁这个年龄段，则实际下降幅度高达12％。
美国克拉蒙特·麦克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国际与战略中心主任裴敏欣对《财经》记者表示，“二战”以后形成的，中产阶级居于中坚的枣核型社会遭到了挑战。
“强大的中产阶级一直是美国在全世界傲视群伦的财富，而中产阶级生活富足，也是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基石。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相信教育和勤恳足以让人过好日子，是美国主流的价值观，并使得美国社会具有包容性且拥抱多元价值观。唯有中产阶级生活无忧，社会才能够稳定，而中产阶级生活稳定也可以进而支持政府，对社会底层的穷困人群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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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联邦参议院候选人、曾经担任奥巴马总统顾问的伊利莎白·华伦(Elizabeth Warren)这样表示。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一下子放大了40年贫富分化的影响。经济困顿中，过去民众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如收入提高、改善生活水平、工作稳定等，都不复当年；而全球化与科技进步，也使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收入下降，甚至失去就业机会。
美国在陆续发生房市崩盘和金融风暴后，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大幅受挫。
盖洛普民调(Gallup Poll)最新调查显示，22％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经济状况很糟，这是该机构连续十年所做相同的调查中，比率最高一次；同时，认为自己经济状况变坏的美国人占受访者一半，而认为自己经济状况改善的人只占29％，此一比率正好与金融危机发生前类似调查结果相反，表明美国人对于自己的经济状况乐观程度，已彻底改变。
此时此刻的美国需要的是，能够改变数十年积弊的长期经济政策，但数十年来的政治极化却使得执政党与国会无法合作以达成长期战略。有评论将这种现象称为美国政治制度的失灵（dysfunction）。
纽约大学从事国会和政府关系研究的学者霍耶尔（Steve Heuer）对《财经》记者表示，美国政党政治这些年严重极化——比如说，共和党党内初选就在寻找一个极端保守的人来和奥巴马竞争，因为大家都失望的时候，选战往往是嗓门大的容易获胜。不过，大多数美国人还是中间派，他们会觉得议会里一半是极右一半是极左，而没有人代表他们，这也是占领运动兴起的一个原因。
政治失灵
民主政治的本意是解决争端，但当党争成为政党行动方针时，民主政治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失灵现象
10月1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否决了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规模近4500亿美元的就业促进法案，参议院共和党人全员反对。这又一次重复了奥巴马执政三年来，党争对经济政策的阻碍。
今年8月2日，债务上限协议在最后一刻惊险过关。2010年11月，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重掌众议院，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就此无疾而终。2010年两院就医改方案投票，共和党参众两院议员没有一票赞成。2009年总额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投票中，共和党众议员没有一票赞成，参议员中也只有三人投票赞成。
民主政治的本意是解决争端，但当党争成为政党行动方针时，美国的民主政治就不可避免地不时出现失灵现象。
和贫富分化一样，美国民主政治因党争极化，也是一个数十年里累积起来的问题。虽然现在的民主、共和两党总是很难达成共识，但从1933年罗斯福上台到1964年保守派共和党候选人戈德华特参加总统选举期间，美国两党基本维持了一个建筑在新政共识基础上的中枢政府。无论白宫主人如何更迭，国内的基本经济政策没有本质变化。
特别是在艾森豪威尔当政的八年，接受了新政理念的“杜威式共和党人”在党内彻底战胜了极端反对新政的“塔夫脱党人”，使得罗斯福留下的政策延续了几十年，直至1981年里根上台。
然而，上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极左翼和极右翼掀起了文化战争，堕胎、枪支存废等无关国计民生大局的、却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议题主导了选战，使两党内温和派成员被边缘化的同时，也分裂了社会。随着共和党内温和分子被逐步排挤，整个共和党再度右转，重拾偏向富裕阶层的经济政策。意识形态议题则分化了民众，尤其是美国南部白人，在投票反对种族平等的同时，也投给了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偏好富人的减税政策。这是过去40年来，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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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争导致的政治极化在最近十年里愈演愈烈。霍耶尔对《财经》记者表示，他和国会打了20多年交道，以前两党内中间派还比较多的时候，国会讨论多会设一个截止时间，如果存在争议，两党议员就坐下来谈判最后妥协达成协议，不是每一个要求都会被满足，但是协议会达成。现在的问题是，协议达不成没关系，但是各自的意志必须被百分之百地执行。
应对金融危机的尖峰时刻，时时发作的党争显得美国民主制度处处失灵。
不过，奥巴马政府的遭遇并不能全部归咎于共和党人的不合作。在很多人眼中，党争实际上掩盖了奥巴马执政能力的低下。
就以刚刚被否决的就业促进法案来说，“休克疗法”之父、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这一聚焦在减税上的法案，既不能在短期重振消费，又不能应对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丧失的结构性问题，不会对改善就业产生任何实质效果。
龙安志则表示：“美国各阶层对政府管理经济失败极度不满。他们认为两党只是纠缠于党争，并不能提出真正有效的经济政策，包括奥巴马政府在内都是如此。很多参与占领运动的人，当初都是奥巴马支持者，但大家现在对他很不满，认为他说的多，做的非常少。”
前述由尚恩主持的调查就显示，示威群众当中，认可奥巴马工作表现的只有44％，此一比率也和针对所有美国民众所做的民调相当。
面对积重难返的政党政治，不少美国民众依然希望出现一个和罗斯福一样有魄力和作为的新总统；而参与了占领运动的部分美国人则认为，选战政治必须被改变。
运动前路
这是美国民主发展的一部分
一场迄今还是自发的、多元的、协调和组织不甚周密和严谨的占领运动，能够如大部分参加者设想的那样，在2012年总统大选期间，汇聚成一股改变美国的力量吗？
龙安志设想以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影响美国的经济政策。他的《新美国共识宣言》奉去政治化为圭臬，不代表左右，遵循实用主义原则，只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只谈经济问题，不进行任何政治讨论。未来哪个党想执行宣言中提出的政策，都没有问题。
他说，占领运动计划在大选期间肯定会给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施加压力，在两党继续那种制造明星政治人物的选举时，如果占领运动能够提出各种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具体政策，那对选民必然会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李伯曼表示，参与占领行动的示威者以合法而让人尊敬的方式，唤起大家对社会不公及政府角色问题的重视，他们已经尽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但示威者在表达看法与理念之后，还需要更进一步成立常设性质的组织，才能够对政府的决策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目前，“共识大会”和工作小组尚未朝着机制化的方向发展，但运动内部开始出现了一些“需求小组”（demand group），负责搜集示威者对各类问题的建议。龙安志是经济小组中的一员。
有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在2012年大选期间，占领运动中也可能分化出一个或数个政治组织、甚至政党。
但需要指出的是，占领运动并不是要挑战美国民主制度本身。
事实上，无论从缘起、组织，还是行为方式来看，占领运动是一个地道的美式民主抗议运动。《财经》记者从请愿信上看到，当纽约州众议院议长萧华、纽约市华裔市议员陈倩雯(Margaret Chin)等民意代表要求纽约市政府约束占领行动的同时，他们明确表示，尊重驻扎在公园内示威者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而占领运动的各类内部活动遵循的也都是民主决议原则。
龙安志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占领运动参与者并不憎恨那些在华尔街工作的普通人，占领华尔街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运动试图改变的是美国党争极化、社会贫富分化、经济管理失败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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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盛合伙人、经济分析师柯文（Abby Cohen）近日在北京被问及自己对占领运动的看法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美国民主发展的一部分”。
美国经济长疾
持续低迷使人们对美国经济的韧性产生了怀疑：也许美国并没有失去创新能力，但或许已丧失了生产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就业供给能力
2008年的金融海啸，令美国引领全球经济长达25年的增长之势戛然而止。
在巨额资金救助及随后的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美国经济增长依旧缓慢。
而“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则正蔓延升级。华尔街“占领者”表达着对高失业率和政治分裂的不满，还有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寻找这些不满和愤怒的解药之前，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目前美国面对的是去杠杆化过程中的短痛，还是经济结构本身已病入膏肓？
刚刚发布的美国三季度数据多少令人感到些许鼓舞：消费者支出增长2.4％，耐用消费品支出超过二季度，非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的支出也有所增长，企业也显示出更多信心，实际非住宅固定投资从10.3％飙升至16.3％；设备和软件购买支出增长17.4％；联邦支出增长2％；进出口增速较上一季度加快，分别增长1.9％和4％。
但是，更多的人怀疑这次“小阳秋”的持久性。三季度美国GDP年率增长2.5％，暂时平息了美国正陷入衰退的担忧，但出于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企业还是削减了库存。而支出的增加，更多是因为消费者的储蓄率从5.1％降至4.1％，考虑到去杠杆化过程的漫长，这种储蓄率的短暂回调显然不会持续。
奥巴马政府也警告说，需要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才能降低失业率。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失业率一直保持在超过9％的水平。经济的持续低迷已使人们对美国经济的韧性产生怀疑。
野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研究主管保罗·谢阿德（Paul Sheard）对《财经》记者说，美国经济的基本问题在于：美国家庭在繁荣时期，也即房市和信贷泡沫时期借贷过多，而随着房价崩盘，美国家庭负债过多，不得不进行去杠杆化。这抑制了美国家庭的需求——此一需求是驱动美国GDP的最大推手——并间接抑制了商业投资。在谢阿德看来，美国家庭为减轻债务进行的去杠杆化，或者说家庭需求受抑制的情形还将持续四年到五年，虽然其影响会随时间而减弱。这将制约总体GDP增长，并会减慢美国经济重返充分就业状态的速度。
纵观历史，美国经济经历过一系列的衰退、恐慌、泡沫和萎缩，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1929年的“大萧条”，也有不太熟知的1873年的“漫长萧条”，似乎每次都能浴火重生。
但这一次不同：奥本海默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投资官杰里·韦伯曼 (Jerry Webman)对《财经》记者说，从减税到增加支出，再到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人们终于意识到，政府刺激经济的手段极为有限，修复了资产负债表的金融市场终须为实体经济的脆弱性找到定价之途。
债务驱动型经济末路
如今，美国家庭、企业及政府为应对各自的财政挑战而忙乱不堪。在韦伯曼看来，美国经济的增长之所以趋缓，就是因为巨额债务的牵绊。
作为消费国而非生产国，美国已然是债务驱动型的经济。美国的低储蓄和高负债由来已久。
奥巴马总统称，过去20年间，美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担当最终采购者和进口国的角色，“过去，我们总是刺激我们的经济，美国消费者买下全世界的产品”。
从上世纪90年代晚期起，美国的私营企业和家庭，自战后以来第一次进入赤字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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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通过借贷而非储蓄来接受教育，通过抵押贷款购买房子和家用物品及其他消费——使用信用卡、分期付款以及赊账方式等透支未来，几乎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发动机，个别人到中年以后才付完部分此类款项。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5年谈到消费者支出变化的趋势时说，“2004年的平均个人储蓄率已经下降到只有1％的水平——与此前30年近30％的平均个人储蓄率相比，这一数字已非常低了。”
而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在上世纪60年代是9％或10％，远远低于日本和德国，后者分别是20％和15％。之后是长达20多年的向下滑动，到80年代美国居民储蓄率已下降到3％或4％，且大部分储蓄是按合同规定的形式而非以资源的形式储存——以保单和养老金的形式存储，而居民债务——负储蓄——已从1965年的3590亿美元增长为1988年的将近33万亿美元。
其间，1981年里根总统提出减税计划，希望增加储蓄，从而促进投资增长，但以失败告终。以减税刺激储蓄是供给派经济学的信条，构成了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保守税收政策的基础。自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供给派的减税聚焦于收入高端部分的所得税的削减，但个人储蓄率、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并未见到提升。
据经济学家统计，当美国的边际税率从70％降低到28％，留存收益似乎都已被用来消费，而不是被存到银行和进行投资。一些储蓄保留着流动资本的形式，但进行的是资产交易，而非用于生产的投资设备上——金融危机前，美国的巨额资本流在某段时间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而这些资金从未投入到生产性投资。
咨询公司RCF Economic & Financial consulting副总裁彼得·伯恩斯坦（Peter Bernstein）对《财经》记者说，对于信贷问题的争议是，信贷不是少了，而是存在错配，更多的信贷进入了房地产、金融或基建部门，而没有进入制造业企业，即便是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型制造业企业也没有足够的信贷。
超额信贷转化为更高的资产价格，这些信贷最终形成了个人消费；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入经济生活，而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资金却屈指可数，两者间出现严重的失衡。“从经济学角度上来说，投资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投资效率就是在萎缩。”伯恩斯坦说。
若从全球平均水平上看，美国的净投资额几乎最低，因为美国是在超越自身实际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借钱和花钱去实现经济增长。
伯恩斯坦认为，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的消费型社会的特点尤为突出。2006年前后，美国的储蓄与收入的比率几乎是零，非常之低，而30年前，这个比率差不多是10％。
美国依赖于举债的增长又被史无前例的房市繁荣掩盖，这种繁荣部分由低利率创造。低利率帮助美国走出20世纪90年代末的科技泡沫破裂和“9·11”袭击之后的低谷，然而时至2007年，长期发烧的房地产市场终于崩溃，暴露了十年来高风险房贷的脆弱面，使世界经济陷入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当经济变得很糟时，人们发现没有一个缓冲地带，因此需要长期的调整。而现在很多人开始储蓄，这是好事情，但新的悖论是，经济转型却需要消费的刺激。”伯恩斯坦说。
在多数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等式中，美国消费者的储蓄率要达到10％，才能推动美国经济向前走，但是美国经济结构性的制约因素会使这个数字可望而不可及。
增减税裂痕
整个20世纪，美国的债务一直在不断地增长。而围绕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本身的纠缠不休也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现在，政策制定者们终于就一个关键议题达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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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扎迪（Mark Zandi）对《财经》记者解释说，这个共识就是，实现财政可持续，需要在未来十年达成一个4万亿美元的赤字削减计划。政策制定者同意采取一个机制，用合理的方法——很可能通过削减政府支出——来进行2.4万亿美元赤字的削减。至于另外1.6万亿美元的赤字削减，要等到2012年下半年个人所得税削减到期后才发生。扎迪指出，届时政策制定者需要通过一个新法案，其结果很可能是对高收入家庭实行高税率。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9月下旬提出一项增税方案，以解决拟议中的4470亿美元就业促进计划的资金问题。这个方案中最具争议的一项提议是，任何一个年收入100万美元以上的人所缴税款占其收入的比例都不应低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共和党秉承一贯的立场宣称，对富人实行低税率，对经济增长、改善就业形势至关重要。而民主党则把大幅削减针对该收入阶层的税赋斥责为增加低收入阶层的负担。
根据美国国税局(IRS)的数据，美国富人的税率在过去25年里大幅下降。收入最高的1％纳税人（按2008年水平指年收入超出38.0354万美元者），在1985年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有效所得税率分别是33％和29％。到了小布什政府时期，有效税率已降至23％。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估算，在年收入只有3万至4万美元的人群当中，大约四分之一负担的综合税率高于亿万富翁巴菲特，由此这一法案也被人戏称为“巴菲特规则”( Buffett Rule)。
在此背景下，对富人增税被认为是确保减赤成本由所有收入阶层公平承担的唯一办法。
11月23日，由12名议员组成的“超级委员会”，将公布他们根据7月份协议条款制定的减赤计划。
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表示，根据该计划，削减开支与增税规模之比高达六比一。这一比率比去年鲍尔斯-辛普森(Bowles-Simpson)委员会，以及今年夏季参议院“六人帮”(Gang of Six）提出的方案都要严厉，但是共和党人能否买账还是未知数。
芝加哥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经济顾问理查德·马顿（Richard Mattoon）对《财经》记者说，大家希望在政府支出减少的时候，私人支出能够及时弥补，但现在私人支出低迷，所以政府削减开支项目，很难对实体经济发挥正面作用，尤其是现在很多就业是来自政府的公共部门。
在经济学家们看来，解决预算平衡，只需常识性建议：提高生产率；增加储蓄和投资；调动具有创造性的工商企业家的积极性等。扎迪说，目前的任务要使美国经济进入轨道，这对解决长期财政问题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两党政治导致的政策裂痕使此一任务几乎变成无法完成的使命。
美国金融家史蒂文·拉特纳(Steven Rattner)日前表示，和卡特里娜飓风相比，美国国会关于国债上限的争吵给经济造成的“寒蝉效应”更为严重。
去实业化之痛
扼杀美国经济活力的除了消费支出外，还有企业竞争力的下滑。过去，美国经济的优势来自于对全球制造业市场的“统治”，而现在美国制造业产出的利润远远低于美国国民的消费水平。
战后美国大部分时间都享有贸易顺差，这一纪录在1960年到1977年间更是被不间断地保持。此后，美国经济表现开始出现螺旋式下滑，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虽然年贸易额一直在增长，但贸易赤字却成为美国进出口贸易中不变的主题。与一些国家高投资率导致贸易赤字的状况完全不同，低储蓄率、高消费和低投资，成为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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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的水平在很大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20世纪50年代，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达到顶峰，而到1980年，日本和西欧的制造业水平已和美国并驾齐驱。从1964年前后到80年代末，美国的生产率在经济形势恶化的过程中江河日下，而伴随生产率下降的是一个资本向金融领域大规模转移的过程。
与此同时，为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工资和福利的上涨，美国制造商逐渐把业务活动转移到国外，同时购买外国的零部件，重点生产因技术革新而享有竞争优势的高价值产品。
在这期间美国经济完成了第二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由欧洲的资本催生了美国19世纪的经济扩张。第二次转型则指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美国开始应对金融贸易领域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竞争，将资本从大规模制造业向金融、商业服务、零售、专项制造、高科技产品和医疗保健等领域的转移。
美国经济结构向服务业倾斜，导致制造业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值比重逐渐减少。高工资的制造业工作随之不断减少，并逐渐被低收入的零售业工作所取代。
2006年，制造业占美国国内产品和服务产出的12％，而1980年这一比例为20％。也是在那一年，金融和房地产贷款行业超过制造业，占美国经济产出的21％。而包括律师、咨询人员在内的专业服务人员就创造了等同于制造业的价值，占国内经济产出的12％，而该比例在1980年仅为7％。
在伯恩斯坦的眼中，美国的制造业确实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大衰退，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制造业产出也在大大提高，衰退的是制造业部门的就业率——如今，美国的劳动大军中只有10％是制造业工人，而1980年这一占比在20％以上。
马顿对比危机前后的状况说，制造业的衰落在经济危机之前就已发生，那是因为全球需求减弱；但经济危机之后，情况已然发生了改变。制造业复苏的势头比美国总体经济复苏要快得多，有些是因为出口的提振，有些是因为经济环境的压力使企业提高了生产力。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蕾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10月25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说，自200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1％，增幅几乎为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的2倍。
独立风险分析师克里斯·维伦（Christopher Whalen）对《财经》记者说，美国的再实业化过程已然发生，随着美元的进一步贬值，美国会日渐回到工业强国的位置。
扎迪发现，随着美国企业资产负债表的逐渐修复，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已有显著的提高，在过去一年差不多提高了1％，而就业市场目前的问题，更多的是因为需求和产量的疲弱增加，而较少是由于生产力提高所导致。
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产能过剩。
在金融危机前美国的产能利用率也只有70％，随着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和新兴市场的经济迅速发展，大量投资转向新兴经济体。十年前，新兴国家政府的储备一年总计增加1000亿美元。2009年，这个数额达到1.6万亿美元。如今主权财富基金控制了全球投资的12％。
维伦说，我们的系统面临着1920年所面对的问题：高技术、创新，以及生产率提高导致的产能过剩。
全球经济的变化形成了新的经济财富和影响力中心，而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白宫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成员、哈斯商学院(Haas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劳拉·泰森(Laura Tyson)声称，“我们美国还没有丢掉创新能力，但或许已丧失了生产能力。”
美国需要长期经济战略
——专访“休克疗法”之父杰弗里·萨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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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需要一个设计精巧、执行有力的长期经济战略，加大对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创新技术的投资；美国经济的复苏须由这类新投资和随之而来的出口增长驱动
经济刺激计划、出口倍增计划、就业刺激计划……就职三年以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旨在引领美国经济走出危机，并重振其国际竞争力。然而，这些政策或是尚未实现其预定目标，或是在执行中面临重重挑战，美国经济仍深陷无就业复苏状态，失业率徘徊在9％以上的高位。
“休克疗法”之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近日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主要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制造业丧失了国际竞争力，这使得其国内投资不足、出口疲软、就业低迷，经济长期依赖消费驱动。而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思路仍是借助减税和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消费，以重振经济，无力解决前述结构性问题。
结构性难题
《财经》：奥巴马政府设计的就业促进法案规模高达4500亿美元，其重点仍是刺激内需，你觉得该方案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美国的失业问题？
萨克斯：我不认为该法案能够有效应对美国的失业问题。
奥巴马政府的就业促进法案延续了2009年以来的政策思路，即通过减税和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消费，使美国经济重回增长的轨道。在这个就业方案里，近半数资金将被用于减税抵扣，大约2400亿美元。
但这一做法并不能如预期般刺激消费。美国联邦政府累积的债务即将突破1.4万亿美元，所以美国家庭和企业充分认识到减税只是暂时的，为了解决赤字问题，联邦政府未来必然会提高税率，因此，他们只会将减税抵扣用于修复自身的资产负债表，而不会用来购买房屋、汽车等大件商品，或用于增加雇工人数等开支。
奥巴马自上台以来，就被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等凯恩斯主义的信徒包围着，正是这些人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促成了IT泡沫。在财政赤字高企的今天，继续以提升总需求的名义，再增加4500亿美元开支，我无法理解。
此外，就业促进法案如同奥巴马政府既往的经济刺激方案那样，都是聚焦眼前问题的短期政策。即便这些方案重振了房地产等行业，刺激了消费，也无法解决美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财经》：美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是什么？
萨克斯：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制造业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是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所在。这致使投资不足、出口疲软，经济过度依赖消费拉动。
本轮经济危机正是由房地产泡沫破裂诱发的。但我们需要认识到过去近十年里美国房地产业的繁荣，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在国内制造业衰落背景下，主动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结果。房地产业的繁荣带动了建筑业等所谓非贸易经济部门的发展，从而吸收了大量从制造业中脱离的劳动力。为此，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容忍、甚至放纵银行为房地产提供不负责任的违规信贷。
上述做法的本质是试图用短期内看似奏效的招数来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但魔术是不存在的。
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这一努力的结果很糟糕——泡沫破裂、房地产崩盘、银行业也陷入了层出不穷的麻烦中。
《财经》：如果不以拉动消费为主要刺激政策，那么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调整美国经济结构，解决失业问题？
萨克斯：仔细观察美国就业市场，你会发现拥有本科以上学位的求职者不仅有较多机会获得工作，雇用关系相对稳定，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度也比较高。如果求职者没有高学历，就业机会就会低很多，即便被雇用，工作也十分不稳定，常常面临被解雇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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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美国大学毕业生成功抵御了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但高中毕业生早就发现就业市场在他们的脚下坍塌了，而本科肄业生与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相比，也几乎没有任何优势。
也就是说，美国应当为劳动人口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提升他们的工作技能和劳动生产率，并借助科技进步和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重振国际竞争力，从而解决失业问题。
然而，面对教育引发的就业问题，美国政府现在的解决之路却走错了方向，多年来我们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削减了教育支出。
这些年来美国大学学费上涨很快。虽然有更多学生进入大学学习，但辍学率同时在攀高，很多学生因无法支付学费而不能完成学业。因此，美国政府需要出台专项政策帮助大学生完成学业。
我相信未来20年后，我们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大幅降低高等教育成本。为此，美国需要一个设计精巧、执行有力的十年国家计划，加大对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创新技术的投资。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里，美国经济复苏必须由这类新投资和随之而来的出口增长驱动。
《财经》：你把解决失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发展科技，提升劳动生产率上。但技术创新可能会减少对劳动力数量的要求，反而产生高失业率？
萨克斯：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确实会产生更激烈的国际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但这同时也能创造更多新工作、新产业，从而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事实正是如此，世界正因为科技进步而变得更加富裕，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获得更多收入。
我们尚未看到由此产生的长期失业趋势，所以我仍然将解决失业问题的出路，寄托在发展高等教育，进而提高劳动力素质上。
当然，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对一些上了年纪的员工造成威胁。但一个真正成功的经济体应当利用这些进步，延长假期以拓展人们的工作外时间，而不是造就失业。
允许人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本身是一个进步。我最欣赏的瑞典、挪威、丹麦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正是这样做的。这些经济体以技术先进、高等教育发达、雇员假期长而闻名，这些国家的国民在夏天通常可以享受六周带薪假期，对新生儿父母的假期安排也很宽松。
财政出路在增税
《财经》：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说，加大对教育、基建和新技术的投资，会恶化本来就债务缠身的政府财政状况。而且，民主、共和两党在今年8月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束缚了刺激计划规模，也限制了政府投资的潜力。
萨克斯：美国财政多年以来就受困于预算收入不足的问题。近年来，美国政府一方面过度削减了富裕阶层和跨国公司的税率，造成了大规模的预算缺口，另一方面却没有有效削减开支以减少赤字，这使得财政问题进一步恶化。
赤字问题十分重要，但单纯地削减开支是误入歧途的做法。政府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职业培训、教育、科技等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领域的发展程度决定着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高下。
目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不是大规模扩大开支，就是一味呼吁给富人减税，无差别地要求政府削减开支。他们的作为只是服务于狭隘的政治集团利益，而非真正的、广泛的公众利益，和美国经济的长期利益。
除了结束伊拉克战争削减军费外，解决赤字问题的主要出路就只有增加税收。很遗憾，增税不符合美国富裕阶层和部分政治势力的利益。
《财经》：增税是否会促使更多的美国企业外迁，从而加剧美国失业问题，也影响你寄予厚望的投资和出口？
萨克斯：美国的税收问题不仅是由企业避税行为造成的，也与政府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和支持息息相关。美国允许企业滥用税收制度，向海外转移利润就是最好的例子。Google等美国企业在海外赚取了规模巨大的利润，并将之转移到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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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不合理的做法，更是应当通过合理监管和国际合作阻止的行为。企业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避税，但各国政府应当合作落实各自税法。毕竟，各国企业借口全球化以逃避应缴纳的税收，是全球经济体面临的共同威胁。
在美国，企业避税行为通常得到专业人士协助，并在实际上得到税务部门的默许。许多腐败行为，特别是“政治腐败行为”缠绕其间。我将下列行为称做“政治腐败”：大企业为各类选举提供大笔政治献金，从而使自身在与监管者的较量中占据上风，由此被默许利用专业税务知识，转移其利润，躲避征税。
多年以来，这些企业不断要求更大幅度的减税，更多特权，假以时日，这将导致美国政治体系的崩坏。
《财经》：但共和党人士认为，给企业主减税将促使其创造更多就业。
萨克斯：在共和党人的意识形态里，美国的富裕阶层是就业创造者，因此即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挣扎着平衡收支的时候，富人享受减税也当之无愧。这种“区分-征服”式的逻辑，给美国留下的只能是社会分化，以及民众陷入憎恨和恐惧的情绪中。
《财经》：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两党政治分歧，美国政府最终将采用货币贬值，而非增税的手法，解决债务问题。你认为会有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吗？如果宽松货币政策继续，是否会引发全球主要货币的竞争性贬值？
萨克斯：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很有可能会延续到2012年。届时美联储很可能将延续其零利率政策，并竭力向市场投放更多信贷，为此联储很可能启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在市场上购买联邦债券。这样的宽松政策将再次制造泡沫，并影响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在过去五年到十年时间里，美元早已不是一个可靠的锚货币。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逐步丧失了对美元的信心，这造就了欧元的崛起。过去十年间，随着美元可靠性的不断削弱，一个新的亚洲货币合作安排也将随之诞生，这一合作很可能以人民币为核心。
当然，这一切尚未成为现实。中国现在正面临着艰巨的挑战，人民币升值问题无法回避，高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又使其对流动性和资产泡沫异常敏感。
中国需要在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实际汇率、国内货币体系稳定和出口政策之间，保持一个恰当的平衡，即维系一个合理的名义汇率以稳定国内通货膨胀的冲击。
中国正通过财政紧缩政策、提高存款准备金等手段来应对通胀，这将是一场严峻的斗争。因为只要人民币盯住美元，而美联储采取零利率政策，中国就必然会遭到短期热钱、银行业流动性过剩、以及资产泡沫的冲击。所以我建议中国采纳一个独立的货币政策，而不是继续让人民币紧盯美元。
当然，这不可能在一夜间完成，中国需要把握好政策转向的节奏，避免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急剧上升，冲击整个经济体。
我认为，未来世界货币体系很可能会逐步进入由美元、欧元、人民币共同主导的时代。而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政策层面的合作至关重要。
领导力缺失
《财经》：你提出的经济发展长期战略对面临选战的政治家而言，多少有些缓不济急。选战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执政者的勇气和魄力？
萨克斯：我认为，美国应当反对那些层出不穷的、以选举年为指向的短期经济魔术（gimmick），应当以十年为单位，从长时段视角出发，去重新平衡各经济领域的发展， 调整自身经济结构。
奥巴马没有将美国领出危机。他最让我失望的一点是，在拥有足够政治支持的时候，不愿意或没能力提出一个长期性的经济政策。2009年，民主党牢牢掌握了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奥巴马在美国民众那里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却选择了一个只强调短期经济政策，而忽视长期战略的经济团队。因此，奥巴马也失去了从根本上调整美国经济结构的机会，我为此深感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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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美国政治中，多数政治力量能够站在一起的机会是很少的。
2012年大选将至。我认为没有一个共和党候选人的经济政策能将美国引向正途。无节制地减税、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限制政府功能，这些措施将加速美国经济缺陷的发展。就奥巴马而言，虽然在过去三年里，他在演讲中不断谈及重振美国长期竞争力的前提——增加对基础设施、新能源、职业培训、高质量教育的投资，但政府实际的预算支出却仍然将短期政策作为重点，我认为他也没有能力提出任何长远的经济战略。
美国政府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本人的领导力。1933年大萧条期间，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是美国的一大幸事。他有一个无畏的灵魂，他知道如何使政府各部门协调合作，以达成较为长远的目标。我们一度认为奥巴马也是这样一个人，但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像过去一样幸运地获得一个能力出众的领导者，引领我们走出困境。这对全世界也将是一个福音。
“美国焦虑”与“占领华尔街”运动
——一种历史的观察
“9·11”事件以来，美国社会各阶层围绕国家制度、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自身和家庭产生的多重焦虑症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深层次社会根源，但这场运动不会动摇美国体制的根基，它会积累、集聚、酝酿和产生一种促进改革美国社会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已有两月之久，声势不减。人们——尤其是站在西方世界之外的人——似乎感到，美国和西方国家也如同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了极为严重的“政治危机”。网上有些舆论甚至认为，占领行动会愈演愈烈，最终危及美国政府与政治的根基，导致美国和西方体系的崩溃。因为占领运动尚在进行，前景和结果都无法准确地预测。“危机”不假，然而是什么性质和什么程度的危机，则需要仔细分析。
“崩溃”之说更是言之过早，同时也低估了美国体制和美国人民应对危机的能力。
美式运动溯源
从历史的角度看，占领运动并不是美国政治生活的一种意外行为或活动。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历史可以称做是“社会抗议”与“社会运动” 的历史。各种不同的社会抗议运动——1877年的铁路工人大罢工、格兰其运动、西南部自耕农联盟运动、平民党人运动、20世纪初的劳工抗议运动、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一战”前后的社会主义运动、进步主义运动、20世纪初北部黑人争取平等工作机会和待遇的运动、大萧条时期退伍军人抗议运动、冷战时期南部黑人争取民权要求废除种族隔离运动、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越战运动、反正统文化运动等等，充斥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所以，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奇怪。20世纪60年代之前，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的“美国现象”。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19世纪末的劳工和平民党人的抗议运动，还有20世纪初北部黑人的街头抗议运动，在当时都被视为“非法的”。正是这些早期的抗议运动，使得有组织的、有目标的、大规模的群体性抗议运动成为美国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种有效的形式。而参加公开抗议活动也逐步被接受为是美国公民的一种权利。
从这种意义上看，占领运动并不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果要讲危机，早期的劳资冲突和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的声势极为浩大，还引发了很多不同程度的都市骚乱和政府的武装镇压，比起如今的占领运动，当时美国制度面临的危机应该更为明显和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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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社会抗议运动有几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是有组织的，拥有特定的群众基础 (或者劳工、农场主、妇女或黑人等)，拥有统一、鲜明的目标和口号，能够提出具体的抗议诉求，拥有享受声望的领导阶层或充满政治魅力的领袖人物，还拥有有效的组织和社会支持系统。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因素保证了抗议运动能够持续地坚持下去，并最终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运动本身也成为美国社会改革史上的经典故事。
新式抗议运动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占领华尔街”运动还基本上是一种自发的、多元的、协调和组织不甚周密和严谨的运动。
参加运动的人来自不同的行业、阶层、种族和社会背景，非常的多元化。抗议者中有中产阶级人士、也有下中产阶级人士；有学生、大学教授、失业者、穷人、无家可归者；还有青年、妇女、同性恋者、民权积极分子、反战主义者等等。可以说，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经过多元文化主义洗礼之后的大众抗议活动。参加占领活动者的种族、阶级、族裔、宗教、甚至国籍的划分并不鲜明，带有全球化时代的特征。
尽管如此，运动并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层或领导组织。各地的抗议运动的组织与协调还是限于临时性的、即时的。整个运动也没有一个明显的组织和指挥系统，这与先前的劳工、妇女和民权运动有着明显的不同。
与此同时，抗议者的诉求也十分多元，尽管大致的共识是抗议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家，抗议他们的贪婪成性，抗议他们通过金钱操纵了美国的政治与经济秩序，抗议美国社会因此而出现的巨大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极大的社会不公正。在这种共识之下，还有许多其他的诉求，林林总总，数不胜数。
这种现象也许说明，这次占领运动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新形式的美国抗议运动。它不需要数十年艰苦的组织工作，不需要组织者深思熟虑的策划，不需要过多考虑参加者的来源，也不需要考虑构建社区力量和媒体的支持。有了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和即时化，抗议活动的信息会即刻传播到世界各地，产生效应，激发呼应，达到以“抗议”来施加政治压力的目的。
多重焦虑症
然而，触发这场占领运动的根本原因却是值得深究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党派政治的惰性、金融资本家的贪婪、高失业率、实际工资收入下降等，都是推动“占领者”走上街头的原因，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
我认为，在过去十年（或者说“9·11”以来），美国社会潜藏着一种“多重焦虑症”（a multi-anxiety complex），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经济情况的恶化，这种“多重焦虑”迅速弥漫开来，侵入到原本受体制保护的中产阶级社会内部，并与美国社会不同政治派别（包括知识精英）对美国体制的不满与批判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空前的、大规模的“美国焦虑”（American anxieties）氛围。
之所以是“多重”的焦虑，是因为人们所焦虑的不只是单一的问题，而是多重的问题。人们所担心和焦虑的不光是自己是否能够有工作，是否能够保持目前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生活方式，而且还对自己和家庭的前景感到焦虑。
人们对贫富悬殊感到不公，对美国体制长期容忍甚至扩大这种“悬殊”感到愤怒，但是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因为国家体制（包括工资制度、福利制度和社会安全网络制度）已经如此深入地将个人与国家、市场和美国的世界霸权联系在一起，任何大的改动都是异常的困难，可想不可及。
美国人的焦虑还来自对正在变动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认识、观察和解读。自反恐战争以来，美国国际形象受损，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后发国家借全球化优势（尤其是中国、印度等）而出现的突飞猛进，使美国人传统的世界观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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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美国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真实工资的增长、高质量的教育、生活水平、环境等的普及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利益的国际化。国际空间的大小对美国的繁荣和未来美国人生活的质量有密切的关系。
焦虑是自然的。此刻的焦虑不再是政客们耸人听闻的“竞选语言”，不再是学者“杞人忧天”的分析与判断，而是一种普通分享的心理状态。
“多重焦虑”中最为致命的是对美国体制的焦虑。占领华尔街的人是美国人口中极少数人，绝大部分美国人依然按部就班，过着正常的生活，但不能否认，他们的内心是分享这种焦虑的。
过去的美国发展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外环境为美国体制的运作提供了一个游刃有余的政治和经济空间，危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化解。但是，当体制的固化程度越来越明显时，利益分割的界限越来越生硬时，政党政治和金钱对国家体制的渗透越来越深入的时候，解决危机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普通人参与政治（包括参加选举）也就越来越失望，甚至反感。
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企图推动包括全国医疗保障计划在内的重要改革，但终未达到理想的结果。不是他没有改革的愿望，而是他的想法被官僚化和政党化的政治体制所劫持了。反对奥巴马的政治派别和人（包括茶党在内）也有自己的焦虑，尽管他们也是“美国焦虑”的制造者之一。
除此之外，“美国焦虑”中还含有另外一种内容，过去的美国文化中充满了自信的成分，这种“自信”来源于中产阶级的“美国梦”可以顺理成章地得以实现的现实。然而，中产阶级地位和生活方式的普及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谁都不愿意退回到非中产阶级的地位。
不光是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家长们，还包括中产阶级的后代。中产阶级不仅仅是以财产来衡量和界定的，还需考虑一套配套的、支持其存在的内容和条件，包括房产、教育程度和职业等。而传统的种族、族裔、宗教、性别界限被打破后，中产阶级本身出现了多元化。
对于传统的中产阶级来说，丧失了传统的习俗保护，也成为一种焦虑。此外，在全球化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的整体还需要面对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后发国家正在大量出现的）中产阶级的竞争。
占领运动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和结果，无人可以准确地预料。我想，就目前的状况看，它不会动摇美国体制的根基，但它会积累、集聚、酝酿和产生一种促进改革美国社会的力量。
如同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一样，它可以制造一种声势，迫使政治人物回应，并把这种诉求带入到政治程序中。
作者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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